男男同性恋社区精英在参与艾滋病防治中赢取社会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结果，截至2011年底，估计我国现存活感染者和病人约78万人。近些年男男同性间传播速度特别值得关注。有效地控制艾滋病在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简称：男同人群）的传播成为今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之一。
艾滋病虽然是一种传染疾病，它的传播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如性行为及共用针具吸毒。因此，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才能达到控制传播的目的。国际经验表明，对同性恋人群的最有效的行为干预应该依靠同性恋人群自身，特别是同性恋组织的参与。然而中国的公共卫生事务一直以来是由政府主导的，民间社会和公民个体鲜有参与此类事务的机会和经验。同性恋在中国社会广受歧视，他们不敢公开身份，始终保持隐秘，既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法律环境，也没有实践经验和能力。这也就造成了疾控部门无法对这一人群实施有效的预防和行为干预。目前，社区精英成为政府与社区对话的最有效的桥梁，他们是外界进入这个群体的钥匙。然而中国对男男同性恋人群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其同性恋行为的研究，对男同社区结构和其中的精英代表的研究相对缺乏。
社会资本的研究，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1985）。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和社会关系网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社会成员构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为成员提供可以利用的资源。科尔曼在其基础上，将其从个人层面推广到群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他还强调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关系中获得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帕特南在将社会资本用于民主治理的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网络和规范，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林南（Lin，2005）认为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中，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本文尝试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展现和解释男男同性恋人群的精英在艾滋病防治的场域下，如何嵌入的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执行和男男同性恋社区两个社会关系网络；如何争取两个社会网络中的相对有利的结构位置；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项目的提供的参与机制，一方面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一方面努力摆脱政府中心主义式的单方治理，争取向政府-社区组织合作治理的模式转变，将这种多方参与机制进一步制度化，为在国际资金撤离后谋求草根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男同社区精英双向嵌入艾滋病防治网络和男同社区网络
上世纪90年代末，陆续有国外的艾滋病防治经验被介绍到中国，国外资金也开始支持中国的草根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国内同性恋人群意识到艾滋病开始威胁自己和同伴健康，随之权益意识上也逐步增强。国际艾滋病防治援助资金进入中国后，同性恋人群开始自发成立组织，寻求保护自己和同伴免于感染艾滋病的信息和方法。这些组织就是早期男同社区的雏形。他们中最早意识可以借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谋求男同群体的利益和福祉，以及组织发展的机会的人，在长期努力中得到社区和外界的认可，成为社区精英。
2002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成功申请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开启了中国政府接受的最大的一笔国外援助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资金。艾滋病项目在执行整10年后，于2013年底彻底结束。项目的中央执行机构（简称PR）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在中国的管理机构是中国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简称中国CCM），是根据全球基金的要求，为审议、批准和协调中国申请全球基金项目，监督和指导经全球基金批准在中国境内实施的项目而建立的一个协调机制。该机制2002年建立，最初对成员资格没有特别明确的限定，虽然成员最多曾达到54名之多，但由于当时艾滋病领域里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草根组织非常有限，还没有能够真正代表草根社区，男同社区的代表。2005年，CCM为提高工作效率，改进成员代表多但共同治理不足的问题，修改了章程、调整了CCM的组织架构，成员席位从54人精简至22人，他们分别代表政府部分、非政府部门、多、双边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受艾滋病影响人群，代表成员任期为2年，由各个类别自行推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CCM成员结构中，明确设置了“以社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代表1名，和感染者组织代表1名。第一次在制度上的要求草根非政府组织组织参与国家层面相关决策的制定，与政府方代表享有同样的投票资格。这就为男同组织提供了合法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机遇和机制。机制还允许上述两个类别组自行组织其类别代表的选举，选出的代表自动当选该类别组工作委员会主席。这样的安排也成就了中国艾滋病领域草根组织精英，包括男同社区的精英得以在CCM的平台上，获得与政府对话和增进彼此了解的机会。这样，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政府、各级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资金和技术来源的国际组织、包括草根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组成了一个大的艾滋病防治社会网络，特别是在中国执行全球基金项目期间，构建了要求草根组织参与项目决策的多方治理的制度场域。 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第五轮项目是针对性传播，在6个低流行省份和重庆地区的高危人群中开展。这轮项目管理者为了解项目所要服务的人群，开创性地成立了社区咨询顾问组，聘请了来自包括男同社区在内的社区专家作为顾问，同其他国际和国内艾滋病防治专家一起，参与项目策略和计划的制定。来自核心组织的草根精英由于在早期国际合作项目积累了经验，借此机会成为社区的专家。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和同期的其他国际合作艾滋病防治项目资金吸引了更多个体成立组织，加入社区网络，他们接受来自社区专家的培训，学习如何与社区中的男同经常活动的场所业主建立合作关系，如何寻找男同中的亚群体等技能。社区精英通过项目平台提供社区组织能力建设的培训，把经验转给社区其他组织，同时也扩大了自己在整个社区网络中的影响，确立了精英地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从最初全球基金初期的十几个男同组织发展到后期的400多组织。各地组织还在参与艾滋病预防和干预活动的互动中，建立起全国性的男同社区网络。这个社区网络属于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结构，网络中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基于找朋友、预防艾滋病、争取同性恋权益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有精英领导的早期的核心社区的组织和后成立的扩展社区的组织、不同亚群体活动的场所中的男同个体组成的男同社区。他们处于网络中不同利益和资源节点，核心组织的精英既有动员外界资源的能力，又有引导社区其他组织的能力；而扩展社区组织有动员群内或社区内场所业主参与艾滋病防治的能力。精英领导的核心组织和其他社区组织的成员间长期以来建立了基于相同的身份认同和共同发展健康社区的，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或是引领和跟随的关系。
男同社区精英在与社区成员间的互动属同质性互动，他们在与社区外的项目各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属于异质性互动。精英在早期主要发展的是同质关系，建立起社区网络。后来意识到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基金项目平台，发展具有异质性质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即与政府的关系、与技术部门疾控中心的关系，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这样有助于他们在艾防领域中寻求更多的资源和机会。通过发展异质性的关系，男同社区精英扩展了自身的社会网络，成为外界与男同社区沟通的桥梁，双向嵌入到两个社会网络中，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是社区专家。
三、精英占据男同社区关系网络的优势结构位置
社会关系的功用可能更依赖于行动者在社会网络或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而不是关系强度。战略位置或附近的位置可能为行动者获取异质的和丰富的资源提供了竞争优势。结构要素与结构中的位置要素影响了建构和维持社会资本的机会。也即，这个过程描述了嵌入型的、被获取的或被动员的社会资源在行动者中的不同分配。
精英领导的组织可以在艾滋病防治项目得到更多机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能力积累，另一方面是精英在该领域的社会网络中的结构地位优势。而结构优势的获得源于精英在社区成立之初，就凭借相对别人更早建立起的社区意识或者说社群意识，积极投身社区健康公益，以自身的努力成为国际资金支持的对象。由于精英在社区（社群）内的结构地位，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异质性社会关系的可能，也为精英获得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优于群内的普通成员。
四、精英在与政府和国际组织互动中，获得制度性能力
精英在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的参与制度场域中，有机会比别人更早地学习和获得制度性的技能。参与全球基金CCM的各种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技能训练。精英在社区内结构地位的获得源于，其一，在早期参与国际项目积累的经验和能力的培养；其二，全球基金项目提供的参与机制和平台，作为社区专家，精英有机会参与全球基金项目和国家艾滋病项目的决策。当精英成为社区利益代言人获得群体内部的权威地位，从而被赋予与执行任务所需的技能和知识相联系的地位和符号，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制度资本。精英与社区外的拥有资源的政府部门、多双边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保持着联系，也意味着精英具有参与国际和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的制度性技能，可以获得这一场域与政府或其他防艾资金方的交换的资本。
五、精英为争取资源所采取的目的性行动
为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获得更多的行动能力和话语能力，社区精英们制定了清晰的策略，针对几个关键问题，持续地开展了一系列的目的性行动。
（一）主动寻求与政府合作，向政府展现社区的资源，赢得信任和行动空间
政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控制艾滋病在男男同性恋人群中传播，就需要与男同组织合作。然而，没有人真正了解男同社群，三两人组成的作坊式的小组也无法取得政府的信任，政府不放心将大把的资金投给他们。因此，取得政府和疾控部门的信任，是获取资源的首要工作。
林南（2005）主张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关系资产，必须同集体资产和物品，如文化、规范、信任等分开。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和信任不能相互定义。但是在本文所述的事实背景中，信任是草根组织实现与政府合作和互动的基础和前提。社区精英靠主动与疾控部门合作，帮助疾控中心与男同活动场所业主建立合作关系、寻找干预对象、把健康信息和各项服务信息扩散到各个亚群体中去、动员个体接受检测等问题，从而赢得疾控中心信任。
（二）动员社区收集证据，利用CCM机制，解决“社区组织”定义和资金分配比例问题
自全球基金进入中国以来，几乎每一轮项目都有一定的比例（约20% ～50%）被规定用来支持非政府组织。2010年批准的艾滋病整合项目则规定每年有不少于25%至35%的资金下沉到社区。政府部门的垄断和信息不透明，以及包括草根组织在内的整个艾滋病防治体系缺乏足够的准备和能力，使得巨额的援助资金并没有让中国的艾滋病草根组织有足够的受益。
社区反映资金能够真正到社区组织手里的远达不到要求的35%，部分原因是“社区组织”的界定含糊不清，25%至35%的基数是项目活动资金，“活动”的界定也有争议。为此，社区精英通过社区网络发动全国社区组织快速收集资金分配比例不足的数据，通过社区非政府组织和感染者组织两个工作组委员会反映给CCM和全球基金总部，并最终利用CCM平台，落实社区提出的建议，包括提高资金分配比例，明确“社区组织”定义，明确“活动”的界定等相关资金分配的重要概念。 （三）推动重建社区咨询小组，国家层面深入参与；争取NGO资金管理的双轨制，摆脱政府管理和控制
2010年，中国又成功申请到了全球基金整合滚动项目。项目本着统一规划和资源整合的原则，在整合了原有的第三轮、四轮、五轮、六轮和刚申请到的第八轮艾滋病项目的基础上，将充分整合国家所有艾滋病防治资源，包括中央转移支付经费、省、市和县（区）级投入，以及其他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整合后的资源在国家统一的规划和计划下，由国艾委、卫生部统一协调和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然而对于草根组织社区，各轮次项目的整合意味着恢复了疾控中心系统统一管理，从前各轮为不同草根组织所提供的相对宽松的管理、保障多方参与的、有利于草根组织的实践发生了改变。最为明显的是参与机制受到严重冲击、社区组织参与受限，二是社区组织双轨制管理的进程受阻。
1.推动整合项目成立国家级社区咨询小组，扩大社区影响力
到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整合时，全球基金已经进入中国8年，此时的社区组织也在8年的磨练中，日趋成熟和思路也越发清晰。为确保资金能真正给到社区组织，他们分析形势，思考解决路径，认为NGO如果想要发声有三个渠道，他们设想设立疾控和社区联合主席制度、通过完善申述机制，表达社区的声音和利用社区咨询小组表达社区意见。
社区组织很快就意识到，设立联席主席，让政府让渡如此大的权力是多么不现实。虽然没有争取到申述机制，但是精英可以利用其他渠道表达意见，引起政府重视。在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网络中，社区精英无论在社会地位和拥有的资源上都处于弱势，为争取到他们所需的资源，他们把策略重点是通过CCM的参与机制，增加社区的声音，把社区里头脑清楚、肯出头、肯发声的精英带到国家层面，争取异质互动网络的更为有利的结构位置。
他们采取增加与政府和疾控部门互动渠道，争取到在项目执行机构下设立社区咨询小组，配合社区组织和感染者组织代表和两工委的工作，扩大草根组织势力，后者努力推动政策的改变，前者则从技术上提供证据，影响政府的决策。
2.继续推动双轨制的进程，务实地接受最终结果
社区组织希望摆脱疾控中心系统的管理，争取双轨制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主要是地方上一些疾控对社区参与认识不足，还有成立虚假组织，借社区组织外壳谋取私利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当地社区组织的强烈不满。但最普遍的是疾控对社区管理太死，没有真正地扶植和培养，单纯地要求完成指标，在指标的设定上、干预成本核算上等社区组织关注的核心利益上，没有充分考虑社区组织的意见，指标设定不合理，干预成本过低，双方争议较大。
整合前，由于各轮次所针对的传播方式、人群、项目覆盖地域不同，项目在草根组织参与上有不同的尝试，在项目资金管理上有不同的渠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六轮项目，六轮项目从项目书申请阶段就一直是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公室和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的支持和合作下，由50多家非政府组织合作申请的。申请成功后，按最初的设计，由协会担任中央执行机构，即主要资金接收方（PR），然而全球基金对协会的资格审核结果认为，协会能力不足。之后CCM会议决定，把PR交给由疾控中心。当时CCM会议上，各方同意在主要中央执行机构下设立了专职管理社区组织参与的次级执行机构（CBO-SR），在不同省份由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和中国预防医学会担任。也就是说独立于中国疾控预防中心系统之外的，对给各级疾控的资金和社区组织的资金施行双轨制管理。八轮项目申请成功后，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成功申请社区非政府组织资金的CBO-PR，本来有望实现的双轨制，然而协会在最后一刻放弃。随之全球基金项目全面整合。整合后，项目资金全部归回中国疾控中心统一管理，下放至各省、各地疾控，双规制路径被堵死。
项目整合后，在社区组织精英和国际组织等多方推动下，2011年中央执行机构公开招聘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专职管理社区组织参与的次级执行机构（CBO-SR）。同时做出规定CBO-SR需要接受机构能力建设培训，以期在2012年6月达到CBO-PR的项目执行能力要求，最终是否可按期转型为CBO-PR取决于CCM的最终决策。然而评选尚未结束，2011年11月，全球基金理事会做出决议，中国作为G20国中等以上收入国家不再拥有申请全球基金二期项目以及以后项目资助的资格。正在执行的项目也将于2012年底结束。经CBO-SR招标评审组集体讨论，全球基金同意，中央执行机构决定终止CBO-SR的招标评审程序，直接委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承担CBO-SR工作，委托决定得到全球基金的批准。
尽管各社区认为协会在思维惯性上还是在“管”，还不是“服务”，角色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但是在当时当刻，理智地接受协会作为社区组织项目资金管理方也是一个权宜之策。这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一个相对各方面都能接受的选择。因为历任秘书长都是卫生部官员出身，所以能够被卫生部接受的，同时它是NGO的性质，也能被草根社区接受。
（四）社区精英未雨绸缪，为国际资金撤离中国，政府购买非政府组织服务的新互动格局做好准备
对于第25届全球基金理事会做出中国不再拥有申请全球基金二期项目以及以后项目资助的资格的决议，有机会与国际组织互动的男同社区精英最先感知到国际合作气候的变化，未雨绸缪，精英开始为自己的组织以及社区考虑，在全球基金的资金撤离中国后，思考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继续发展，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更有利于社区组织。
此时，草根组织与政府、疾控的互动，完全是在草根社区精英，特别是男同社区精英的主导下进行。他们一方面组织社区组织调查、收集数据、制定干预成本测算工具，为今后政府购买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服务提供社区角度的依据，另一方面加强自身组织的财务管理，以期符合未来财务审计的严格要求。
六、结语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多元，政府职能发生转变，政府无法成为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唯一治理者，需要其他主体的参与。公民的个体价值和权利意识复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承担各种社会责任的意识增长。作为一直被社会边缘化的男同人群，在国外资金进入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近15年间，从自发成立组织到建立社区网络，积极探索与政府合作共同承担男同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努力促进社区与政府的对话，增进信任，从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转变成主动参与艾滋病防治事务公共治理。中国男同社区精英在与外界的互动中，逐渐培养了高于社区其他成员的结构性视野，赢取了社区的普遍信任和调动社区资源的能力，发展了与政府部门、疾控部门、国际组织对话的能力。男同社区精英已经积累了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为今后中国恢复政府全面主导艾滋病防治的新格局下，努力摆脱政府中心主义式的单一方治理，争取向政府-社区组织合作治理的空间和模式，为政府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赢得了市场。这样的实践，不仅为公共卫生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参与疾病防治提供经验，同时也为男同社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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