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122-04
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深刻推动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全球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是我国在教育上应对全球化的政策体现，但是在执行层面如何实施，需要深入把握教育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本文通过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政策和实践，为我们深化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认识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全球化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是指建立在完全中等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国际间的资源配置、教育要素流动更加迅速，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各国高等教育在相互竞争与包容中共同推动世界的繁荣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进步。可以说，全球化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历史视角：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与本质特征
从历史上看，现代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国际性到民族化再到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国际性最初体现在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即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时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成熟和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为国家所控制，这是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教育国家化所出现的必然倾向，同时，高等教育也开始了民族化进程，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成立推动了语言、民族意识以及文化价值的形成。受其影响，高等教育制度呈现出民族化的特色。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日趋融合、各国民族意识的增强，高等教育的国际联系日渐紧密。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更是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联系。高等教育全球化，是各国政府以及各种国际教育机构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推动的，是各国高等教育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政治视角：高等教育全球化服务于国家利益
高等教育全球化作为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高度重视，但是，不同国家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认识存在分歧。发达国家的核心观念是想借助高等教育全球化进一步扩张并主导未来社会；发展中国家则是提升高等教育的水平，缩小与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水平的差距。《光明日报》一篇报道说，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有美国大学校长声称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将威胁美国未来繁荣，害怕“美国大学正在被赶超”、“发展中国家将会迎头赶上”，有印度大学校长抱怨“用印度纳税人的钱财培养出来的最聪明的印度学生最后却投入了美国教育的怀抱”。[1]还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融通东西方文化的一流人才，在经济全球化中更好地为各自国家的利益服务。”[2]因此，无论分歧多大，为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服务的价值趋向是一致的。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采取应对举措，而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某种恩赐和施舍。
（三）经济视角：经济利益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外在动力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外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范围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不仅是为了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国际化水平，更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合作，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为国家带来直接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一些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已经通过在别国建立新的学校、收购现有学校、与别国的公司或教育机构合作等方式参与到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市场中来。对很多国家来说，招收外国留学生，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均被视为一条赢利的途径。
（四）教育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职能发展要求
现代高等教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但那时的大学更多是一个以学生或教师为主体建立的探索知识和真理的行会或者团体，即“教师行会”和“学生行会”组织，在功能上与现代大学存在着重大差异。传播知识固然重要，但自由探讨真理和发现知识却是第一要义的。[3]高等教育全球化，缩短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时间和空间，使全球领域高等教育进入了“无边界”时代。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大学不仅要传播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基础知识，还传授专业知识；不仅要培养民众形成与本社会文化相契合的共同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更要承担起对青年文化引导的使命，培养学生的学术良知、精神脊梁和社会责任，培养新生阶层的理性精神和人文情怀，成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进行国际沟通的素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高等教育也越来越需要承担起培养国际性人才的任务。
二、美国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经历了从促进交流到提升全球竞争力共三个阶段的变化。与此同时，在分权体制、市场激励和“第三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各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行动超越了政治边界，演变成今日的全球化趋势。美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发展的动力，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
（一）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
二战后强大的美国经济深入涉足国际竞争，经济全球化初露端倪，他国与美国之间各层次的合作不断深入、扩大，学术科研活动不断增多，美国对于国际知识的需求促使联邦政府对国际教育进行立法。从《富布莱特法案》到《国际教育法》这一系列涉及国际教育问题的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重视并积极支持国际教育。美国国际教育最成功之处体现在美国招收全球留学生方面：1966～1967学年，只有2.16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到1991～1992学年，来自186个国家和地区的41.95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两千多所大学学习，到1999～2000学年，美国的外国留学生达到51.47人，2012～2013学年，大约有82万名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就读。[4]外国学生、学者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与美国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说美国的这种教育国际战略，为美国国内经济、文化、科技实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日本教育学者金子元久指出，美国高等教育由于一元性的统制较少，形成了能够接纳不同学生的柔性机制。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加上良好的制度环境，是美国高等教育全球化制胜的法宝。[5] （二）美国大学的积极行动
美国高等教育体制高度分权化，大多数高等学校由州政府管理，大学享有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美国部分大学在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挑战中，正成为教育变革的主体。
哈佛大学提出创办“全球性大学”设想。2001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上任伊始，就提出要将哈佛推向世界。他要求所有哈佛大学的学生都要有“国际经验”，其结果是哈佛大学的各个部门、单位和组织在已经高度国际化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全球项目，把创办“全球性大学”作为高等教育适应变化着的国际环境的有效战略和未来发展目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全球化问题，认为“大学”要保持这个荣誉称号，必须重视和扩大国际参与性，积极参与研究解决国际性问题。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可以参与涉及35个国家一百五十多个项目的海外教育计划，并可根据需要不断调整、增添新内容。
杜克大学注重培养“世界公民”。他们认为，一位世界公民应当具有充分的理解能力和作为全球主人的自我意识，能理解影响全人类生活的力量，对全球身份具备敏感性，欣赏多元性，尊重文化差异，还应当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杜克大学通过实施“冬季论坛”、“全球海外学期”、“全球咨询项目”三大计划，确保教育全球化目标的实现。
凤凰城大学借助网络推进全球化。凤凰城大学在1989年成为美国第一批被认可的提供网络学位教育的学校，目前已能提供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学位，校园分布在美洲、亚洲和欧洲，注册学生三十多万，遍布世界各地。借助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凤凰城大学成为全球最大的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当今各国远程教育机构的追捧。[6]
（三）“第三部门”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因而，各地建立了众多的民间的或者半官方的“第三部门”，比较著名的有1967年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创立的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等。这些组织非常活跃，在推动高等教育全球化方面发挥着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87年，全美六大高等教育协会合并成了美国教育委员会，其使命之一便是执行美国《高等教育法》和《富布赖特法案》。与此同时，国际教育交流协会（CIEE）、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协会（GECE）、国际教育管理者协会（ALEA）等各种国际化协会也相继建立，这些组织为推进高等教育全球化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成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重要推动力量。此外，各种专业化组织在提高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关注度、开展组织活动以交流观点和经验以及搜集国际化信息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高校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对策建议
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战略目标不是某种单一的数量指标，而是一个指标集；不是发展几所样板大学，而是需要系统思考、整体提升。高等教育全球化既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目标，也要考虑阶段目标以及各个层面的目标，包括各种类型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和均衡发展目标，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满足公民社会的教育需求，在世界上富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一是更新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高校应该积极探索尝试多元化投资主体和多层次、多样性的办学。其一，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实施协同创新、本科教学工程等项目，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高水平大学及学科，应对人才流动全球化的挑战。其二，充分调动全社会的民间力量，办好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教育，形成多元的高等教育办学格局。其三，要充分利用WTO有关市场准入的限制性条款，有效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利用外资或者通过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总之，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挑战，一方面要积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积极参与全球的知识竞争和价值建构，扭转西方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地方院校，继续保护和弘扬本土文化。
二是注重教育质量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被很多国家的高等院校当做提高教育质量、树立社会声誉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重要途径。提高教育质量，要全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一方面，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不仅要继续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进重点学科建设创新，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而且，要支持地方或行业背景的高校建设优势重点学科，引导其他各类高校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另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树立全面发展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此外，要推进教育质量评估监控，高等教育进行全球合作与交流，需要一套各国认可的质量保证系列标准。ISO系列标准是国际上各认证评审机构普遍承认和采用的质量保证体系，ISO系列标准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规定具体、操作性和通用性强，将ISO9000系列标准广泛应用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也是一种有效的探索。
三是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全球化并不只是学生和教师的流动和交换、联合创办大学或者合作开展科研项目，对世界各国高等院校来说，更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竞争方式，是变革的动力，是对竞争力、创造力极具价值和意义的挑战。根据目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我们既要关注西方大学排行榜，积极建设符合世界标准的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致力于高等教育话语权的提升，积极参与标准建构，共同塑造未来的全球化，使之对准中西话语交融，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方向。[7]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历史条件下，高等教育全球化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我国高校要结合现代大学的使命，以辩证科学的态度沟通中外，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和文化的独特性。孔子学院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中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我国高等教育将面向全球化走出一条推动民族文化实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道路，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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