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教育思想析论
李端?，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授编修。在翰林院，为大学士倭任、罗敦衍所器重。同治十年（1871），任云南学政。光绪五年，担任内阁学士。光绪十八年（1892），迁刑部侍郎。后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喜奖拔士类，光绪十五年（1889）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官，赏拔梁启超。“自是颇纳梁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1]时逢康有为上书请变法，提到兴学。李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向光绪上了《请推广学校折》，请立京师大学堂，又两年，密荐康有为、谭嗣同，擢升礼部尚书。不久，康有为等人变法失败，李端?被革职，发往新疆，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赦回贵州。志于教育办学。呈请创办贵州省公立中学堂，也就是今天贵阳一中前身。从李端?的生平，无不与教育人才关联。同时，他与时俱进，善于吸取和总结近代中外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改革思路。
一、李端?教育思想的背景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益尖锐，怎样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思索的问题，朝野变法人士的共识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就需要大量人才，人才的培养就成为变法的根本，培养人才的途径就是废除八股，兴办学校。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面临瓜分的大祸，比较清醒的官僚阶级也被惊醒了，此时，全国上下认为要图自强非变法不可。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请求变法。
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企图在变法中力挽狂澜有所作为而支持变法，毅然定国是，决定改革，深知现时人才不足为变法之用，中国之大患，在于教育不兴，所以维新之始皇上尤注意教育制度。虽提倡兴学，但没有人提出比较具体的办法。作为维新变法支持大臣的李端?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教育改革思路，甲午议和之后，梁启超认为“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之奏，最为深切祥明，得旨允行”。[2]39
李端?同传统士大夫一样，少年时苦读四书五经，凭文章的规范在科举中考中进士，在翰林院时受到倭仁等理学家的器重，又多次担任学政，深知科举考试的弊端和教育制度的缺点。现在门户大开，列强虎视眈眈，怎能容许读书人静坐书房，再作无病呻吟，读八股，以求封建科举的虚荣，旧教育已无法适应于新的社会环境，趋于崩溃，李端?虽受传统理学影响，但并不像倭仁、刚毅等大学士那样守旧，仇视西学。社会危机让他更感觉到越需要人才，正如李端?在光绪二十二年上疏的《请推广学校折》所说：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罕有济难瑰玮之才，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从而萌发废科举，兴学校的念头。在广东乡试时识拔梁启超，爱其才，做媒将堂妹李蕙仙许之结为郎舅关系，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为李端?门生兼妹婿相知甚深外，在梁启超的影响与引荐下李端?与谭嗣同、康有为、黄遵宪有所接触，志气相投。成了李端?的知交，与他们的接触，让李端?了解更多的国外实情。此外还与黎庶昌有来往，黎庶昌于光绪初出任西欧四国参赞，历时六年，游历西欧十国写有《西洋杂志》后来任驻日本国公使，据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记载：黎庶昌于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三月下旬由遵义故居起程入都，历时三阅月，于六月底抵达天津，拜会相国李鸿章，于七月初五经通州、三间房来到北京城，至“东便门，李?园端?宫詹已遣人在彼照料入城，得免阻滞。住西河沿斌魁店”。[4]李端?虽没有亲自出洋考察的机会，缺乏实际感受，但与这些了解西方制度的维新人物和出洋考察的官员结识借以知晓西方的制度。
二、李端?教育思想的内容
李端?全面地总结了洋务运动期间所创办的新式学堂教育的诸多问题，如：其一，“诸馆皆徒习西学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3]116这是教学内容没有联系实际的问题。其二，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这是学校教学制度上的问题，没有分科目，专门知识不精。其三，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故纸堆中，自无实用。这是没有注重学生的实践。其四，由于科举取士：“而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即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3]117而当时诸馆所教，都是成童以下，比较年幼，明理成器者少。这是所教学生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和素质的问题。其五，在各个省创办的新学堂数量太少，每馆生徒也只有数十，所以成就无几。
针对这些弊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李端?奏《请推广学校折》：提出“惟育才之法匪于一途，作人之风当遍于率土。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3]117详细罗列了一套完整的办学方法和具体措施，其内容涉及到：
第一、招生对象，在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入学年龄在十二至二十，原地方在这个年龄以上的，愿意学的都可以到学堂来听课。省学的学生入学年龄为二十五岁以下，举人身份想学的可以去听。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京官也可以参加听课，学习期限都是三年，入学年龄在12―30岁，不是很童幼，其受学能力比幼童好。
第二、课程设置：府州县学，通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万国古史近事（世界历史），格致（物理化学）。省学，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书。所学科目的增设，无异于是对传统书院的改造，增加其经世致用的学科。
第三、关于学校经费的问题，李端?深知兴办学校，所费必多，所以他认为：“可令每省各县各改其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3]118惟有京师大学堂，为全国所望，不宜因陋就简，可动用库存，“每岁得十来万，规模可以大成。”[3]118 第四、关于师资方面：“事属创始，教者亦无取精深，今宜令中外大吏各举才任教习之事，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必有可以充其任者。”[3]118用考试或由当地推选，聘请，用多种方式来吸引能充当学堂教习的人才，和今天考试选拔人才差不多。李端?还奏请各学堂特派绅士督办等语。“现在京师大学堂，业经专派馆学大臣克日督办，各省中学堂，小学堂，亦当一律设立，以为培养人才之本。着各直省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符众望之人，派令管理各该处学堂一切事宜，随时禀承督抚认真经理。以专责成，而收实效。”[2]59
第五、除了推广学校兴教育外，李端?认为与之同等重要的就是“设官书局于京畿，领以大臣以重其事。翻译西书。曰：格致、制造、农、商、兵、矿诸学，非若考据、词章、帖括之可以闭户獭祭而得也。书必待翻译而后得读，一人之学能翻群籍乎？好学之士，岂无能自绩学以待驱策者？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3]117用国家的力量来翻译西书，设局，给有志之士提供了解国外大势的机会，博览外国书籍。这与维新运动的启蒙和救亡相呼应。这个主张力在解决人才的培养及需要。
第六、李端?认为学校的推广，还需有其辅助性的配套设施。一为藏书楼，解决好学之士无书可读的局面，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有切用之书，访明价值可徐行购补，其西学书陆续译出者，译局随时咨送。妥定章程，许人入楼看读，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官书局有刻本者，每局酌提数部分分送各省。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3]119二为创仪器院，所立诸学堂别设一院，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实事求是，自易专精。于往日纸上空谈务实得多。三为开译书局，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时局、学校农商工矿、新法新学近年所增，分类译出，不厌详博，廉值发售。可以增益见闻，开广智矣。四为立报馆强调对知今的重要性。五为选派游历。“此折于1896年6月12日上奏，光绪皇帝对这份奏折非常重视，即诏谕总理衙门议行。于1896年7月13日上奏光绪帝，奏文肯定李端?请推广学校之意，为此按照李端?奏文建议各条拟定施行办法多项，奏请各省责令实力奉行，以期收实效。”[5]81此折在《时务报》登载后，在全国掀起了教育改革之风，各式各类学堂在不少地区相继兴办，其中出色的有贵州经世学堂、湖南时务学堂。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三、教育思想的影响与启示
纵观李端?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着眼于现实，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其办学纲领详细深刻，受光绪重视，屡颁诏书，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李端?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最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个建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6]这样，在1896年到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为传统书院教育里注入了经世致用和西学等新血液。“之后清末新政陆续有关于教育改革的奏章呈报，清廷也出台了一些变科举，兴学校的措施。在应诏陈政的奏折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7月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的‘江楚会奏三折’，专论育才兴学。”[7]随后，清廷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在新政的激励下，在制定学制的同时，就开始了科举废置的讨论，有力的配合了兴学政策的落实。可以说李端?的教育改革思想为以后清末学制的建立和科举的废除奠定了基础。
李端?的教育革新的创新精神，与时代接轨的精神，对人才与教育的重视。对当今的教育发展有更多的激励与启示。当今社会的浮躁及其功利倾向，造成了教育的片面发展和人格发展的残缺，给社会和人自身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危机和人类精神文化的危机。人的危机实质上是人格的危机，而在人格修养方面，中国传统教育恰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今天的教育不能缺少了文化传统的演进。“关注生命的教育应该是完满的教育，追求生命的完满才是教育现代性的根本目标所在。”[8]这样，受教育者自身就会感到人与人之间，与社会之间以及自己身心会存在更多的和谐。教育不仅需有经世致用的作用，更需加强提升人内在的涵养与人格的完善方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