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的概念是《公羊传》首次提出的。《春秋经》开篇首句记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即以何为重，以何为大义，引申为重视、尊重。“一”指统一、合一，指万物的根本。“统”即纲纪意。“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与周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统一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后经进一步发挥，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这样“大一统”思想不仅有了与生俱来的合理性，而且还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开始作为统治手段和主流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要求君主“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一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2]。为了强化政治，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提倡选举任贤，反对世卿认亲，对官吏必须进行考核，实行定时定员举荐制度；主张兴太学、以德仁教化百姓；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反对政府垄断盐铁，使盐铁归于民营，薄赋敛、省徭役，禁止官僚经营工商业，保护百姓利益，保障农民基本需要，主张德主刑辅。
在思想方面，董仲舒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这种思想是以教育的方法为主，使各家各派在孔子和《春秋》的名义下统一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共同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大一统”思想解决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董仲舒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相辅相成，政治大一统是董仲舒大一统论的目的所在，而思想大一统则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
二、“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汉初，以“清静无为”思想为统治思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新的社会矛盾开始威胁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在政治方面，刘邦时期的分封制使得诸侯争权、国家分裂，巩固统一已经迫在眉睫；在经济方面，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使农民沦为佃农甚至是奴隶，一些商人聚敛财富、垄断盐铁和商业，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在思想方面，汉初无为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在外交方面，北方匈奴正在威胁着汉王朝的统治，和亲带来的短暂的稳定已不能让西汉统治者安心，南方的少数民族实力不断壮大，潜伏着不安因素。
在无为思想不能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时，各家学说都竞相争斗，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官方思想，当然董仲舒也不例外。董仲舒约生活在西汉政治稳定、经济生活繁荣时期，汉惠帝废除不得私藏经书的禁令后使得儒家经典、诸子杂说出现，再加上汉王朝开始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使得董仲舒有机会博览先秦诸子，他学习刻苦：“三年不窥园，常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4]他除了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之外，对传世儒家经典均有深湛而独特的见识和研究，著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等，董仲舒的成长环境和自身努力决定了他站在统治着角度深谋远虑。他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也吸收了法家、墨家、阴阳家的一些先进思想，将其发展成一套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政治理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正确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现实，满足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
汉武帝非常欣赏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说，他认为要想巩固政权必须思想统一，而思想的统一就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大一统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和推崇，而且在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就已经为上层统治着所接受而得到发展，这样大一统思想就成为统治思想。
三、“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于解决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最主要的是，最高封建统治者借用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对封建君主王权的承认，形成了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主流思想，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
第一，为汉代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维护了封建政权的统一和稳固，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君主如能“全其位”，就可以约束限制诸侯和大臣，君主如能操生杀大势，那就可以化万民，从而真正树立君主的神圣地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董仲舒建议强干弱枝，严禁诸侯大臣割据专权，以致出现吴楚之乱等现象。“三纲”强调了主体对从属体的绝对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巩固了封建王朝掌权，避免了国家分裂，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第二，“大一统”不仅限制统治者的特权，同时，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随心所欲施展王权；另一方面官僚、贵族、侯王借封建特权掠夺兼并土地，阶级矛盾日益突出。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在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同时，又以天变谴告和君权天制论对君权进行了限制，用天意和圣人意志把自己的政见进行神化，对不道德的王权进行抨击和进谏，要求君主必须与民所欲，还要德才兼备，正所谓“贵为天子，又有能治之资。”[5]五常之道中“仁义礼智信”的推行，兴学养士求贤之策的实施，正直仁义士大夫的涌现以及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节约民力、保证农时等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僚贵族的特权，保障了农民的部分利益，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第三，“大一统”思想使大一统观念真正根植于民族心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深深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构建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增强华夏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生动体现。在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所创造的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无不得益于国家统一，而在分裂时期，统治者都以统一为己任，实现国家的完整，表面上是分裂，但实质上都是统一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主流，而分裂只是伴随主流的一种旋流，最终还是会汇入主流，实现国家统一，因为“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点”。[8]所以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历史最终会使大一统观林立于世界屹立不倒，统一观念已经根植于民族心里，他会指引无数志士为统一而奋斗。大一统思想也成为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意识的基础。[6]
综上所述，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以天人感应神学观为指导，以先秦儒学为主干，并汲取了各家之所长形成了一种新儒学，它赋予了国家政权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共同构成了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