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收益对银行债务契约的增量信息研究
一、引言
2009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财会[2009]8号）首次引入了“综合收益”概念，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信息被要求披露于利润表中，列示于每股收益之后。在此之前企业持有的已确认未实现损益一直被作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披露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综合收益的披露要求表明了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趋同，显示出财务目标从“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的转变。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Coase，1937），会计信息为诸如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和政治契约的签订和执行提供了现实依据。饶艳超、胡奕明（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债务契约中的限制性条款与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紧密相关。《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2009―2011年，贷款分别占社会融资总量的83.39%、71.33%和77.94%，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融资的首选途径。而综合收益同时包含了企业在经常项目中已实现的收益和从非经常项目中取得的按会计准则规定已确认但未实现的收益。与净利润相比，综合收益核算范围更广，改善了净利润决策有用性不足的缺陷。但综合收益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收益来源，在衡量企业收益状况时，其能否为银行决策提供信息增量，将影响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本文从契约观的视角出发，选取2010―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了综合收益与银行债务契约的相关性及其增量信息作用。本文的贡献首先在于填补了当前对综合收益契约有用性实证研究的空白；研究综合收益披露之后是否加强了会计信息的“信号”作用，是否影响了利益相关方的决策，评价当前综合收益信息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有利于针对现有情况为进一步完善综合收益的披露与列报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为全面引进综合收益提供数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综合收益与决策有用观 葛家澍（2007）指出财务会计是为满足使用者预期目标而设计的一个人造系统。随着会计环境的变迁，财务会计目标经历了由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的转变。谢获宝、刘波罗（2010）进而指出综合收益列报格式的变化是为了迎合会计目标在动态环境中内涵的变化，为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综合收益信息突破了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克服了传统收益信息的缺陷，不仅是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变的产物，也是收益观念从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转变的体现。综合收益包括两部分内容：净利润，即已确认已实现的收入、费用和利得、损失；其他综合收益，即已确认未实现的持有收益，具体包含可供出售市场证券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调整、外币折算调整、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等（陈健，2013）。因此，与净利润相比，综合收益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能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收益状况。吴艳琴（2010）认为与传统业绩指标相比，综合收益更具相关性、及时性和预测能力，更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决策。从公司治理方面而言，已有研究显示，管理层更倾向于通过操纵非经常项目的利得和损失来进行盈余管理（叶建芳等，2013）。因此，在利润表中确认与非经常项目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有利于银行识别管理层通过操纵其他综合收益中包含的持有收益的实现时间而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改变信贷决策。基于此，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对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具有很大作用，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债务契约的签订具有指导意义。但综观国内外文献，决策有用观下的综合收益所具有的信息含量在实际中是否有助于债务契约的签订，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Jones和Smith（2011）研究指出，虽然其他综合收益具有价值相关性和预测性，但其持续性较差，信息含量具有阶段性。Barton，Hansen和Pownall（2010）也证明其他综合收益潜在的平滑性和不可持续性使综合收益业绩指标在债务契约中并未得到最大利用。贺宏（2012）认为公允价值计量进一步增强了综合收益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而管理层更偏好可控制的业绩，综合收益在契约有用性上的作用被降低。总的来讲，其他综合收益的利润平滑性、未实现性和不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综合收益信息对银行债务契约的有用性。
（二）综合收益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 契约理论阐明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契约的形式，利用独特的资源配置方式，降低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节约市场运行成本，达到企业与市场相互并存的资源配置模式（Coase，1937）。而财务会计的目标便是提供信息使有限的资源在不确定环境中进行有效配置。相对于股东来讲，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债权人的信息劣势更为明显，在利益分配上承担更大风险。因此，内部信息的不可获得性使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中更加依赖于可获得的已披露的会计信息，并以此评估企业的资金需求和违约风险，从而调整贷款决策，实现信贷资源的最优配置。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企业盈利水平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程度有较大差异，对信贷规模和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方向也没有一致定论。但已有研究（廖秀梅，2007；孙铮等，2006；Minnis，2011；陆正飞等，2008）均表明盈利能力显著影响了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饶艳超、胡奕明（2005）以问卷形式对我国银行信贷中会计信息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利润总额是银行关注程度最高的三种会计信息之一。经济后果观认为，会计政策变更会通过改变企业财务会计指标而影响公司价值，最终对经济资源在契约主体之间的分配产生影响（Scott，2006）。与净利润相比，综合收益在银行债务契约中是否有信息增量，学术界观点各异。贺宏（2012）认为其他综合收益代表在未来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收益，相对于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净利润而言更具有前瞻性，也更具有债务契约有用性。但Biddle和Choi（2006）指出净利润在契约签订上具有最强的解释能力。Bamber et al（2010）研究了管理层动机与综合收益披露位置的关系，结果表明相对于单一的净利润披露，综合收益的披露会提高债权人对企业收益不稳定性和高风险的认知，降低企业贷款获得率。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其他综合收益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一种体现，在单独披露于利润表之后，是否纳入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指标体系中，作为银行债务契约签订的一项重要考察指标，需要依赖于实际数据的支持。因此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1、假设2：
H1：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信贷规模的确定有信息增量
H2：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信贷规模的确定没有信息增量
一方面，与净利润相比，综合收益包含了曾被视作“肮脏盈余”的来源于非核心业务活动的已确认未实现收益，该增量收益信息将更有利于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从而对信贷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但另一方面，考虑到综合收益的可靠性、波动性、稳健性以及银行非理性行为的存在，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过程中难免囿于以往经验，以传统的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济状况，忽略新的会计处理方法对信贷决策的有利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竞争性假设3、假设4：
H3：在银行债务契约中，综合收益与净利润相比具有信息增量
H4：在银行债务契约中，综合收益与净利润相比不具有信息增量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样本 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上一年度的综合收益信息对本年度企业新增贷款的影响。根据研究目的，对样本进行了处理：剔除了数据有缺失的公司；剔除了金融保险类公司；剔除了被划归为ST类的公司；剔除净利润与综合收益相同的公司，即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为零的公司；为消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变量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数进行了winsorize处理。经过筛选，最后得到1514个公司年样本，其中2010年382个，2011年588个，2012年544个。本文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了Stata 11软件。
（三）变量定义 （1）新增贷款规模。本文用公司期初和期末长短期贷款的差额来衡量新增贷款数额，其中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和短期借款。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将差额除以期初总资产，由此得到被解释变量新增贷款规模LOAN。该指标大于零表示公司在该年获得了新的银行贷款。（2）综合收益与净利润指标。由于不同行业的资产报酬率（ROA）可比性较差，本文利用净资产报酬率（ROE）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以方便不同行业和企业间盈利的横向比较。利润表中将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分别列示，为比较综合收益的增量信息作用，本文将三者分别除以净资产总额，从而得到三个解释变量ROE、OCIOE和CIOE。（3）控制变量。银行在衡量新增贷款时，除了考虑盈利能力之外，也会综合考虑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等会计信息。参考陆正飞、祝继高和孙便霞（2008）及孙铮、李增泉和王景斌（2006）[12]在衡量会计信息对债务契约影响时的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了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公司规模、增长速度、经营现金流量、筹资现金流需求、审计意见、股权性质、行业及年份作为影响信贷规模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如表（1）。
（四）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银行债务契约中综合收益的增量信息作用：
LOAN=？琢0+？琢1×CIOE+？琢2×QUICK+？琢3×LEV+？琢4×INTCOV+？琢5×SIZE+？琢6×GROWTH+？琢7×FCF+？琢8×CASH+？琢9×AUDIT+？琢10×STOCK+∑■■？琢i×INDi+∑■■？琢i×YEARi+？着…（1）
LOAN=？茁0+？茁1×ROE+？茁2×CIOE+？茁3×QUICK+？茁4×LEV+？茁5×INTCOV+？茁6×SIZE+？茁7×GROWTH+？茁8×FCF+？茁9×CASH+？茁10×AUDIT+？茁11×STOCK+∑■■？茁i×INDi+∑■■？茁i×YEARi+？着…（2）
LOAN=？啄0+？啄1×ROE+？啄2×QUICK+？啄3×LEV+？啄4×INTCOV+？啄5×SIZE+？琢6×GROWTH+？琢7×FCF+？琢8×CASH+？琢9×AUDIT+？琢10×STOCK+∑■■？琢i×INDi+∑■■？琢i×YEARi+？着…（3）
根据提出的假设，实证研究的目的在于证明模型（2）中系数 是否显著异于0，模型（1）和模型（2）的拟合优度是否高于模型（3）。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对有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所选取的样本公司在新一年新增银行贷款率约为4.3%，增幅不大。从整体上看，2009年至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对公司业绩有正面影响，因而综合收益净资产比率的均值大于净资产收益率，但差别不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收益仍来自于传统的已实现损益。综合收益净资产比率的标准差略大于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说明其他综合收益的引入相应增加了收益指标的波动性，进一步证明引入综合收益会影响盈余信息质量。CASH的均值达到0.6，说明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仍然存在明显的筹资需求。
（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显示见表（3）。净利润和综合收益越高的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其他综合收益与银行贷款呈正相关，说明银行可能考虑到了其他综合收益的“收益储存”效应，但这一相关性并不显著；公司规模越大、增长速度越快、资产负债率越高和筹资需求越大的公司，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多的企业，自有资金越多，通过外部融资的动机相对较小，因为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
（三）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前文所涉及的模型对综合收益的信息增量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本文使用VIF值来检验各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值均低于3，说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而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1）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契约信息增量检验。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2）、（3）均通过了F检验，且表现出高度显著，说明三个模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表中综合收益净资产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1%的置信水平），说明综合收益和净利润所代表的盈利能力信息对于银行贷款规模都有解释能力。企业盈利状况越好，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虽然其他综合收益净资产比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异于0。这说明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信贷规模并不具有明显的信息增量。该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源于我国其他综合收益的组成结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占了很大比重。管理层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可能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润蓄水池”的作用，在收益下滑时出售该金融资产来提高盈余（叶建芳等，2009）。此外，毛志宏等（2011）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进行归纳时也发现我国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非常混乱。因此，银行考虑到隐藏在其他综合收益背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未给予其他综合收益较大的关注度。从而，其他综合收益并未对银行贷款决策提供增量信息。上述结论否定了假设1，假设2成立。其他变量的系数与Pearson相关系数基本一致。企业增长速度（GROWTH）越快，筹资需求越大（CASH），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资产负债率（LEV）越高，权益性资本越少，外部融资需求越大，因此该指标与新增贷款规模正相关。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FCF）越多的企业，为减少融资成本，利用自有资金维持发展的动机越大，越少向银行借款，因此该指标与新增贷款规模负相关。这与陆正飞等（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2）综合收益与净利润对银行债务契约的相对信息增量检验。为进一步研究综合收益的信息增量作用，本文将三种列报格式的收益信息对新增银行债务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对比，即综合收益总额形式（模型（1））、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分列形式（模型（2））、净利润总额形式（模型（3））。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并没有显著差异，综合收益总额模型的拟合优度为8.85%，其次是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形式，为9.35%，净利润形式的拟合优度相对最高，为9.37%。这说明相对于净利润形式而言，综合收益总额形式、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形式并没有为银行信贷决策提供增量信息。银行在确定企业贷款规模时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净利润指标，对综合收益的关注严重不足。检验结果表明，假设3未得到证实，假设4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因变量进行了修改，使用总资产报酬率（ROA）、其他综合收益总资产比率（OCIOA）和综合收益总资产比率（CIOA）作为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保持不变，重复如前文所述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其他综合收益总资产比率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异于0 ，说明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债务契约并不存在信息增量。三种列报形式的收益信息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银行债务契约中，综合收益相比净利润而言信息增量不明显。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可信性。
五、结论
（一）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综合收益和净利润的信息含量，研究了综合收益对银行债务契约的增量信息作用。检验结果首先表明其他综合收益对银行信贷规模不具有显著解释能力，不存在显著的信息增量。原因在于其他综合收益中包含的是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盈余管理的方式，且在披露上仍较混乱。其次，在银行债务契约中，综合收益与净利润相比并不具有信息增量。虽然净利润和综合收益信息与银行信贷规模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比较可知综合收益总额形式、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分列形式对银行信贷规模的解释能力均没有显著优于净利润，说明银行在决定企业能否取得贷款时仍依赖于传统的盈利能力指标。本文的研究结论充分说明了银行对综合收益信息的关注不足问题，尤其对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关注度严重不足。于2007年9月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修订版明显提高了综合收益信息的披露详细程度。因此，本文建议进一步推动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趋同，加大综合收益的披露程度，编制企业收益表，同时披露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的详细组成信息，或编制单独的综合收益表，将各项未实现收益信息清晰列示，以提升银行对企业全面收益的关注，帮助其做出最明智的决策。此外，银行应该将其他综合收益纳入衡量企业盈利水平的指标体系之内，在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和行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的全面收益，以更好地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二）局限性 由于上市公司在2009年才被要求在利润表中披露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信息，为研究综合收益信息对下一年新增贷款规模的影响，本文的财务数据只涵盖了2009―2012年，选取的年份较少，样本量偏小。为提高结论的有效性，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此外，新增贷款规模受到诸多不同类型会计信息的影响，限于实证研究经验的缺乏，本文无法将其全部纳入模型中，而只选取了较为典型的少数控制变量，因此模型的构建还有待完善。本文在研究综合收益的增量信息作用时，仅考察了对新增贷款规模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将综合收益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与净利润进行对比，进一步考察其信息增量作用。此外，本文在衡量其他综合收益时，仅引入了总额数据，而其他综合收益囊括了多项收益项目。未来可以着眼于其他综合收益各组成项目对债务契约的信息增量研究，根据不同项目的影响程度明确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重点，进一步为综合收益在我国的列报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银行债务契约、财务报告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项目编号：7107210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0BGL06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