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计量的金融集聚研究述评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主流金融学理论关于空间均质的假设隐性地独立了区域的金融活动。对空间因素的忽略往往导致相关研究脱离了金融现实。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资源并非均匀地分布于各个地理单元，空间效应是无法避免的问题。空间计量作为一种新发展的研究方法，为金融集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金融集聚是金融效率的空间调整和提高，其对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既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研究金融产业集聚机理，减少传统建模分析的有偏性，又为考虑地区之间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重要参考。
二、基于空间计量的金融集聚研究综述
1.金融集聚的内涵
（1）产业集聚理论为金融集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1909）在早期的空间分析体系中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承认产业集聚的存在。马歇尔（Marshell，1980）提出的空间集聚外在性理论主要针对产业空间集聚而言，对金融集聚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而迈克尔?波特（Porier，1998）认为产业集聚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聚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金融产业集聚也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2）金融集聚的内涵解释：金融效率的空间调整和提高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金融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日趋明显。实质上，这是金融效率的空间调整和提高，主要体现在累积经济性、层次性和空间性三个方面（林江鹏、黄永明，2008）。
第一，金融产业集聚的累积经济性。各区域的金融资源具有禀赋差异，为了谋取更好的发展，大量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形成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长久关系，集聚在某一特定的区域。
第二，金融产业集聚的层次性。由于资源分布和社会分工受到地域条件的约束，金融地域流动（张凤超，2003）形成了区域、国家和国际三个不同层次的金融集聚。这是依据空间思维动态地揭示出金融参与地域运行的程度，进而提高金融效率。
第三，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性。在适宜的地域内，金融资源通过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确定空间位置和扩展范围以及空间序列上的关联，进而形成金融产业集聚。
因此，金融集聚具备过程和结果的双重含义（黄解宇、杨再斌，2006），是由金融运动的区域选择和所引起的相关金融部门在某地区通过各种联系形成的地理上高度集中、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产业群体。
2.金融集聚的发展机理
（1）金融集聚的驱动因素
就宏观背景而言，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原动力；趋于成熟的产业集聚诱导着金融产业资本的集聚（冉光和，2007）；城市功能扩张影响金融产业集聚演化（梁颖，2006）；政府的扶持性政策支撑着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空间聚合；而专业化人才聚集及不断增长的金融市场，则为金融集聚提供了发展空间。
关于金融集聚的微观驱动因素，很多学者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这些理论从信息不对称、规模经济和空间不均匀三个不同的视角分析金融集聚的成因，对此问题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塑造和发展金融产业集聚的背后力量，大致可以从信息外在性着手（Porteous，1995）。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接近于信息源（Zhao，2002）。集聚不仅加强了信息的可得性，也促进了信息规模的形成。国内外学者仅仅是分析促使集聚形成的具体因素，缺乏对这些因素重要性的实证检验和对驱动过程、速度的动态考察，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模型，从而难以揭示驱动因素的动态特点。
（2）金融集聚的发展模式
金融集聚形成的有效途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自发形成，借助城市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和空间布局的自发调整，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支撑，吸引金融企业迁移而形成集聚。早期的区位优势一旦形成锁定（Krugman，Fujita，1999），将会通过辐射效应，巩固产业集聚的效果，加深集聚的程度与规模；另一种则是政府引导，通过人为设计规划和政策强力支持，由政府对具有金融产业集聚潜力的城市引入金融资本，形成产业集聚的雏形，并配套相当宽松灵活的产业政策，促进金融产业集聚的发展。
在集群生命周期（Swan，1998）的基础上，Naresh和Gary（2003）指出金融集聚的积极效果并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存在，也可能有负的聚集效应，这取决于利润和成本是否均衡。当集聚效应达到临界点，拥挤的集群和竞争力的现象将会加剧。一旦饱和状态，平均利润率下降，集群中的企业进入和增长速度将降低，最终将导致集群的衰退。
金融集聚的整个开发过程的，不仅受到集聚区成本和利润的变化，也在政策变化、外部因素的影响，如信息的流通。所有这些因素和区域空间定位、辐射强度和连接的强度是分不开的。因此，从空间的角度关系的方向结合系统动态分析的金融产业集聚，金融集聚是这种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新切入点。
3.基于空间计量的金融集聚分析
金融集聚的运动规律以及运动结果沿着空间差异、过程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运行（宗晓武，2008）。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对空间事物的关联性以及均质性的忽视，容易导致研究结论偏离经济现象的真实性（吴玉鸣，2007）。卢卡斯?安瑟林（Anselin，1988）创立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为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 （1）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数据一般同时存在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由此产生的空间效应使得我们不能再采用传统的时间序列或者截面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而空间计量模型放松了不存在截面相关这一基本假定，引入了空间相关这一概念，将变量之间的地域影响串联起来，并且通过构造空间权重矩阵来量化空间相关性的大小，为空间数据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在建立空间经济计量模型时，Moran’sI指数（Moran，1950）、Geary'sC指数（Geary，1954）和Moran散点图是用于空间检验检验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最直观和简便的方法。在验证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邻近影响后，则需要进行空间计量估计和检验。所建模型如表1所示：
表1 空间计量模型
其中，W1和W2分别代表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误差项和随机扰动项的空间权重矩阵。在实证分析中，为了防止约分导致空间相关重新被忽略，W1和W2一般不等。ρ，δ，λ和γ则表示空间回归系数。s1i和s2i分别表示地区1和地区2的观测值。
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问题，通常有两种主要方式：邻近指标和距离指标（Anselin，1988）。在实际应用中，邻近指标常是指，如果两个地区相邻，则权重取1，否则取0。距离指标则选用欧式距离计算公式，假定空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取决于地区间的质心距离或者区域行政中心所在地之间的距离，此外也包括经济和社会因素的更加复杂的权值矩阵设定方法。
（2）金融集聚的内部空间计量研究
在空间计量的框架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金融集聚现象所做的研究相对较少。
李镔（2013）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以考察中国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间金融产业集聚程度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各省域间金融产业发展差距不断加大，且已形成了以“长三角”为中心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周凯（2013）等考虑到空间因素在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中的作用，通过单变量和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分析（Lee，2001）证实了我国金融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空间集群特征明显，但集聚力量较弱。
任英华（2010）等构建了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黄永兴（2011）等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空间相关性存在于长三角金融集聚中的结论。然而该相关性不是由基础设施和经济规模引起的，而是由诸如政府行为、法律制度和人文地理等随机因素决定的，且表现出负外部溢出效应，即索取型溢出效应。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我国金融集聚在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然而，部慧（2012）等提出我国金融业空间聚集性虽然在逐渐上升，但在全国范围内仍不显著，并不像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聚集性分布，金融集聚远远落后于经济集聚。我国某些相邻的省市间的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局部呈现出某种集聚性分布，具有一定的辐射效应。
空间计量方法的引入对不仅可以从更为宽广的角度研究金融产业集聚机理，减少传统建模分析的有偏性，还可以为考虑地区之间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提供重要参考。
（3）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
关于金融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自Goldsimth（1969）以来，大量的实证文献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但是极少有文献从金融集聚的角度来检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两者相关的计量分析，通常是借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检验方法与框架。
吴拥政、陆峰（2009）基于地级市区数据的空间统计与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是统计显著的，并为深入进行整合时空特征的区域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与计量建模分析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支持。
结合金融发展研究和空间计量方法，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空间滞后模型可用来解释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空间误差模型可用来对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
周凯（2013）通过研究得出中心地区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与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以及邻近地区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与中心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模式。在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构建空间滞后（SLM）和空间误差（SEM）的空间分析模型，证实了金融资源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豆晓利（2013）基于新增长理论，在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上，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维度，兼顾人力资本、政府行为以及对外开放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控制变量，对2003-2010年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地理特征，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溢出作用，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溢出效应又存在差异。
这种溢出效应表现在知识溢出和创新驱动上。Audretsch和Feldman（1996）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金融产业是知识和信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掌握专门知识的优秀人才和丰富的相关信息，人才聚集可以促进优秀人才的相互交流，节约培训费用，推动金融新思想、新经营方针的转变和创新。因此，金融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聚区域内共享经验，提高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王志强、孙刚（2005）从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两者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由此，可认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可能存在双向促进关系。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进行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而且往往存在着指标数量较少、代表性和综合性较差等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但是缺乏足够的资料和数据对其进行检验，还需要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尽管前人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金融集聚问题的研究，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对金融集聚理论框架缺少具体化、系统化和模型化的分析。金融产业的集聚趋势愈发显现，但理论研究相对传统产业集聚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仍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和加强。
2.仅从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作用方面进行了研究，得出溢出作用是否存在及溢出作用大小的结论，而对于金融产业集聚的衡量和辐射研究还不够科学，也没有深入阐释影响溢出作用的原因。
3.金融集聚研究中在建立空间模型时，对权重的选择只考虑了地理距离，而没有考虑经济距离，这也对实证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空间计量建模方法提出的时间较晚，检验体系不够完善，可能存在检验的不足。
四、基于空间计量的金融集聚研究展望
金融产业集聚的研究相对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还显得较为单薄，尤其是基于空间计量方法的研究还还存在着很大的拓展空间，进一步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一些问题：
1.空间计量模型仍处于发展阶段，很多问题有待于深化。如空间权重的设定，大部分学者采用地理位置的临近性予以判断。然而，两个区域即使不相邻，金融活动也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如何更加合理规范地确定空间权重以反映各种金融现象的空间关系，是未来应用研究的重点之一。
2.经济问题中，许多研究对象是多维的，将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特征相结合对金融集聚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并判断模型和估计参数等也有待发展。
五、世界金融集聚区域发展对中国金融集聚的启示
世界各地涌现大量典型的金融集聚现象，其中伦敦和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意义相对较大。伦敦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人才储备、新加坡的地理空间优势和政府鼓励引导所形成的金融集聚无疑都是成功的。这四个因素与中国的现实金融形势完全契合，对中国金融集聚的形成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北京作为一国之都在经济与金融决策、监管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国内名牌学府如清华、北大、人大等云集于此，人才资源相当丰富。北京的金融街已成为国内金融企业的集聚地，目前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国60%以上，控制着全国90%以上的信贷资金和65%以上的保险资金。上海与新加坡有着某些相似的发展背景，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创新与监管相结合、管理层的政策支持等都值得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所用。目前，国内并未形成一个专门服务于并购交易的市场，并购活动是分散的，参与并购的市场主体限于地理因素，延长了交易时间和资金成本。为解决并购活动信息流不畅通、投融资不便捷以及并购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上海普陀区于2014年探索创设并购金融集聚区，整合海内外融资上市、投资并购的项目、资金等信息，拓宽企业兼并重组信息交流渠道；引入各类金融机构和会计、法律等相关中介服务，形成集聚效应。深圳的优势是毗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开放的经济政策，已迅速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聚集地，通过发挥金融企业的规模集聚效应，将极大地促进金融机构促进生产的效率。
中国需立足于寻求金融联动的有效策略，深入分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金融资本流动的实际情况，剖析其优、劣势所在，探索应如何紧紧抓住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机遇，主动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交流的近期和中长期联动策略，共同推进中国金融集聚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