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体、质量和行为特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9-0019-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及效率研究”（项目批准号：13BJY016）。
一、引言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责任及环境会计是资本市场的重要问题和学术热点。在中国，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和政府、社区、合作伙伴、消费者、投资者、员工、管理层需求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生产安全等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已引起政府、公众和企业的重视。2005年到2012年，社会责任报告成为中国企业最引人注目的自愿性非财务信息披露，为分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总体来看，理论研究多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或合法性理论为主；实证研究多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所属行业等公司特征探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解释变量；规范描述性分析多统计分析某行业或某地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从研究方向来看，主要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或解释因素、信息披露经济价值或经济后果和信息披露水平现状描述研究。根据对研究结论的归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特征
（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体特征
1.公司规模
在众多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可能性因素中，公司规模是一个高度相关变量。国外大量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公司规模影响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公司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有着显著正向关系。尤其在环境敏感性行业中更加明显（Deegan & Gordon，1996）。国内文献也认同公司规模是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的重要因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往往与企业规模、压力集团、重污染行业企业正相关。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众多企业中，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沈洪涛，2007）。从理论上分析，大公司具有经济规模效应、较低的披露成本和分散的股权。很多大公司包括跨国集团、国有大型企业日益意识到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和价值效益，倾向于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影响（Cowen et al.，1987）。代理成本也使得依赖外源资本的大公司更主动地披露信息（Jensen & Meckling，1978），降低因股权分散产生的高代理成本（Meek et al.，1995）。从公众压力和关注度来看，大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力要远远高于中小企业（Adams et al.，1998；Purushothaman et al.，2000）。Cowen（1987）指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所在地行业以及公司是否存在社会责任委员会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公司规模越大，社会关注越多。另外，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来看，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较多的可支配资源，使得企业具有经济基础考虑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其企业管理者拥有较高水平的视域、管理知识和能力，从而使其能够兼顾包括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内的企业多重战略目标（陶文杰、金占明，2012）。
2.财务绩效
根据Margolis & Walsh（2001）的研究，在1971―2001年间，检验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二者关系的有122篇文章，分为两类。其一，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从事社会责任和不从事社会责任对公司短期绩效的影响；其二，通过对企业财务绩效指标的设置，检验企业社会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的关系。两类研究未有统一结论，正如Arlow & Gannon（1982）指出的“经济业绩与社会反应之间并无直接关系，无论是正向或负向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有正相关、负相关或非相关结论，其中支持正相关关系的文献居多。（1）正相关关系研究。该研究认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树立积极的社会形象和提高社会声誉，获得更多相关组织支持和投资者投资，降低商业风险，更能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促进企业获得比较高的财务绩效。Carol A.Adams（2008）指出提升企业形象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赞誉是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最大动机。Bebbington et al.（2008）提出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声誉管理的一部分。Lai et al.（2010）认为社会责任报告可成为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建立品牌效应的有效工具。（2）负相关或非相关关系。该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导致额外费用支出，降低企业盈利能力。尤其以Milton Friedman 为代表的社会责任反对派认为社会责任的费用会增加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负担，投机性管理人员为了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可能会以社会责任的名义滥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Friedman，1962）。Brammer & Millington（2008）也认为社会责任活动资源的耗用将产生管理层利益，而不是股东的经济利益。其他学者如Hackston & Milne（1996）、Patten（2002）、Clarkson et al.（2008）发现企业本期财务业绩和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关系不显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关系（Aragon & Lopez，2007；Brine et al.，2007）或负相关（Wagner et al.，2002）。可以看到，学者研究角度或选取指标的不同往往导致相反或不明朗的结论。另外，影响企业行为的因素众多，错综复杂，到底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了企业绩效，还是企业绩效促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果导向关系仍是未解之谜。 3.行业属性
行业属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着重要的影响，同一行业的公司往往会遵循相同的策略（Sanchez & Heene，2004）。这些相似政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同一行业的企业倾向于与行业特质保持一致性，如政治脆弱性或多元化程度（Craven & Marston，1999）。Wallace & Naser（1995）发现领导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着该行业其他小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逆向选择理论指出如果某一企业与该行业的普遍实践不保持一致，则意味着该企业隐藏了坏消息（Craven & Marston，1999）。早期学者已关注到不同行业的公司责任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倾向存在差异。如Sturdivant & Ginter（1977）就强调了行业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要性。Waddock & Graves（1997）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因行业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近代学者Boutin-Dufresne & Sacaris（2004）进一步指出某些特定行业受其经营天然性质的影响，会自然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举措。另外，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则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我国学者也得出类似结论。李正（2006）发现重污染行业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相关。马连福、赵颖（2007）指出行业属性是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因素。孙清亮、张天楠（2011）发现重污染行业企业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比一般企业所披露的信息更多。鉴于行业因素对公司众多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往往会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并主要从是否是环境敏感型企业方面分析行业差异。
4.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规范性和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目标、经济效应和社会责任管理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只有在公司治理上取得成功，社会责任才能成功（Akerstrom，2009）。二者在责任性、透明度和诚信方面有一定重合度（Jamali et al.，2008）。公司治理中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董事会领导权构成等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一定影响。股权结构研究主要考察不同股权集中类型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如高管持股比例对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的影响（Johnson，1999），法人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毛小敏，2008）、国有股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卓敏、胡勇，2012；于晓谦、程浩，2010）、公司内部人员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披露（Abrahamson & Amir，2006；Nazli，2007）的关系。从董事会特征研究来看，多从董事会规模（毛小敏，2008）、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次数（Abdullah & Nasir，2004；卓敏、胡勇，2012）研究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从董事会领导构成研究来看，主要检验董事会与总经理二职是否合一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Simon & Wong，2001；Gul & Leung，2004；马连福等，2007；于晓谦等，2010）。然而，不同的研究角度、指标变量或样本选取导致结论有很大差异。从宏观上来看，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其公司治理模式也会存在差异，如英美法系型公司治理模式、大陆法系型公司治理模式及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公司治理模式；从微观来看，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也会采取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
5.所有权性质
企业所有权性质是企业行为动因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2011年的国际调研指出“公司所有权结构直接影响公司公布企业责任活动的倾向，公开股票上市公司往往在企业责任报告上比其他类型的所有权结构的公司更为先进”。在东亚地区，一些学者对家族控股模式盛行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研究，发现所有权结构和自愿性信息披露有着一定联系（Chau，2002；Eng & Mak，2003；Ghazali & Weetman，2006；Haniffa & Cooke，2002）。这些公司对外保守消息的文化固执阻碍着政府试图改革公司信息可验证性和透明度的力度，其自愿性披露意愿较低。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对企业资源的控制和供给起着重要作用。政治关系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李四年，2010；贾明，2010），产权性质会影响政治关联动因（刘慧龙等，2010）。张正勇、陈良（2012）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动机具有一定差异性。孙烨等（2009）发现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在信息披露上存在显著差异。张译文等（2011）认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受公司属于国有控股企业等影响较大，且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褚志姣（2012）认为终极控制人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率有重要影响，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企业比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企业履行了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黎文靖（2012）认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新兴市场中政府政治干预下企业的政治寻租行为，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其有影响作用。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基本认同企业所有权差异导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显著差异。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特征
1.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现状――总体的角度
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水平为起步阶段。以黎精明、陈玉清、马丽丽、刘长翠等为代表的较早的研究观点认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分散而随意，时间连续性差，多以定性描述为主。近期研究则在地域和行业研究上有更多扩展。在地域研究上，涉及河南省、吉林省、贵州省、安徽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在行业研究上，涉及煤炭行业、食品饮料业、银行业、制药业、旅游业、石油化工、石化塑胶、零售业等。但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并未明显提升，披露仍然不充分、形式简单，缺乏会计核算、行业披露差异明晰，重心不同。从数量上看，自愿披露公司较少；从时间上看，披露连续性较差；从内容上看，披露不统一；从效果上看，信息有效性和价值性低；从审计上看，第三方审验比例低。以上研究或以某一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分类为标准，赋予分值，或描述统计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情况，侧重企业横向角度研究。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近十年发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质量已由起步阶段逐步向标准化、国际化的状态努力发展，特别是一些连续披露的企业在规范性、审验度、连续性和统一性上有明显改善。 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内容的角度
内容分析法被认为是“建立在选择标准基础上的把信息编撰整理成不同类别的方法”（Weber，1988）。从国外研究来看，Carroll（1979）建立了包括经济责任、伦理责任、法律责任和自愿责任的社会责任金字塔。Brammer & Pavelin（2006）将社会信息界定为环境、员工和社区三项信息。Kotler et al.（2005）把社会责任分为提升社会福利的贡献和与其积极相关的社会营销手段、企业捐赠、社区义举、社会责任商业活动。Lepoutre & Heene （2006）认为社会责任活动分为领导艺术、视域和价值、市场活动、员工活动、供应链活动、环境活动、社会活动和股东参与。国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分类与国外分类类似。阳秋林等（2002）认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包括企业对生态环境、社会福利、人力资源、产品提供和服务维修、商业道德和企业收益等的贡献。李正、向锐（2007）认为社会责任信息内延包括法律规定的活动和企业自愿的活动，外延包括环境、员工、社区、社会问题、消费者及其他类。刘文纲、唐立军（2009）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经济、法律、环境、文化伦理和社会公益责任五大类。沈洪涛、杨熠（2008）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分为环境、员工、产品、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见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分类大致相同，基本包括了企业与社会、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一系列活动。另外，发达国家研究中采用的内容分类主要来自Ernst & Ernst（1972―1978）和Gray，Owen & Maunders（1987）的研究，这种分类如果应用在新兴发展国家的研究中是有一定风险的（Belal，2009）。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分类方法，新兴发展国家的具体特色问题或现象或许不能被准确展现。
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计量――方法的角度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文献主要涉及四种计量方法：内容统计法、声誉评分法、专业数据库和指标权重法。前两种方法早期使用较多，后两种方法近期使用较多。（1）内容统计法。该方法根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字数（Deegan & Gordon，1996；Zéghal & Ahmed，1990）、句子（Hackston & Milne，1996）或页数（Gray et al.，1995b；Guthrie & Parker，1989；Patten，1992）来衡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由于该方法主观判断和统计过程易导致误差，已较少使用。（2）声誉评分法。该方法通过调查问卷评测企业社会责任声誉表现。最早Milton Moskowitz（1972）采用好（outstanding）、中（honourable mention）、差（worst）三种声誉来表示社会责任表现，现在应用最广泛的仍然是Moskowitzl 1972年创立的声誉指标和《财富》杂志（1992）的八个声誉指标。其他一些学者（Alexander & Buchholz，1978；Heinze，1976；Vance，1975）通过对商业专业人士和商学学生的调研也自行开发了社会责任声誉指标。（3）专业数据库。该方法在西方使用比较广泛，其原因在于西方已有较完善的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和数据库评测工具，如多米尼400社会指数KLD指数（Kinder，Lydenberg & Domini Index），SAM公司和道琼斯公司、STOXX编制的可持续经营指数系列DJSI（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4）指标权重法。该方法确定一套合理的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加权计算单个的社会责任指标来综合计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总值。这种方法由于量化指标，提高了信息的计量性，目前在国内使用较多。但该方法的前提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界定和权重分配，量化过程中因其标准的不统一而使得该方法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主观性判断，降低了信息可比性。从以上四种方法来看，专业数据库法因其客观性、可获取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然而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计量目前仍是一大难点，其较低的可计量性和计量内容标准的不统一降低了公司数据的可比性和审验性。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特征研究
1.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的研究多见于基金投资市场研究，学者多采用LSV方法或是从众度和CSSD指标对我国开放式基金投资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着羊群行为进行研究。企业信息披露的“羊群行为”已受到一些学者关注，他们观察到在相同环境下，生存的驱动力促使组织限制并强迫同一群体中的个体单位去模仿其他个体（Hawley，1968）。Brown et al.（2006）提出同行业或同类型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存在羊群效应，尤其在高竞争行业中。羊群效应产生原因可能在于受同类公司前期自愿披露的具体信息内容的影响（信息羊群效应）和管理者们对于他们声誉的考虑（声誉羊群效应）。汪炜（2005）认为只要公司的信息获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者的重新评价将引起足够数量的公司披露信息，导致其他公司披露信息的可能性增加。梁飞媛（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交通运输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预告披露存在一定羊群行为，单个公司披露概率与同行业中已经披露的公司比率正相关，并随已披露内容和精确度的变化而变化，声誉较差的公司羊群行为概率较高。罗烨（2012）指出自愿性信息披露“羊群行为”的外部原因有同行业公司信息披露状况、证券市场有效性、证券制度激励，内部原因有公司规模、股权性质、公司盈利状况和管理者声誉顾虑。杨汉明等（2012）选取央企、邮电通信业企业和沪市上市公司，分析每年社会责任报告总数量、比例增长并比照连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和只发布一次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认为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羊群效应适度存在。沈洪涛、苏亮德（2012）以制度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合法性压力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中的模仿行为，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同形性和模仿行为。 2.印象管理行为
印象管理假定一种弱式的市场有效，在短期内投资者无法获知足够信息评判管理层偏见，因此管理层可以通过印象管理影响公司股价，最终影响资本配置，提高管理层薪酬（Rutherford，2003；Courtis，2004；Merkl-Davies & Brennan，2007）。Clatworthy & Jones （2001）和Yuthas et al. （2002）提出印象管理控制和操纵呈现给信息用户的印象，从而可战略性地管理其感知印象。Healy & Wahlen（1999）认为这种行为可操纵信息披露内容和展现方式，改变用户对公司经济业绩的认知。Cho，Robert & Pattern （2009）发现KLD指数评级较低的公司采用印象管理手段，包括高调披露利好消息而隐藏利坏消息，或者把积极业绩归属于公司内部因素，并指出上市公司印象管理行为主要表现为自利性归因，操纵可读性和设计财务报告的内容、语言、封面、图片、颜色、段落、字体等方式。赵敏（2007）指出自愿性信息披露中公司运用综合信息传递策略，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弱化财务业绩下降的不良信息的传递。梅跃碧（2009）认为公司通过打造语言特色、选择性披露和操纵信息可读性等构建公司形象，导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相关性不大。李红等（2009）指出印象管理行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方面产生影响。吉利等（2010）指出组织印象管理主要影响着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特征的平衡性和可靠性。王维虎、李娟（2012）指出印象管理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清晰性和可比性，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建立可规范印象管理和提高披露质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印象管理特征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因其战略或经营需要而采取的主动对外交流方式，是为了实现直接或间接目的而采取的信息披露操纵和控制行为。
三、结论和思考
本文从公司规模、财务绩效、行业属性、公司治理和所有权性质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的公司主体特征，从质量现状、披露内容和计量方法分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特征，从自愿性行为、羊群行为和印象管理行为分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特征。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表现出来的特征吸引着众多学者对其展开孜孜不倦的研究，然而，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现出以上特征？特征只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其背后的本质动因或驱动因素才是问题的关键。现有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和实证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翻译国外的研究结论，或重复现有的研究结论，或简单分析事物表层现象，或停留在企业微观特质因素分析，多以社会政治学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合法性理论为理论框架基础，而西方研究中所使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主流理论并非可以合理解释中国企业的行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或为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英美模式，或为关注广泛利益者的莱茵模式，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量，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更加贴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因而社会经济学理论运用广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亚洲市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与西方有着很大差异，中国改革和经济转轨过程中具有的特殊制度特征对企业行为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制度力量对企业运行和决策的影响及导向作用，从而更好地解释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与经济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