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社会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建国后，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增加，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创造了客观条件。加上人口发展规律的自然作用，我国目前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根据国际评估老龄化社会的数据标准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超过10%或7%，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规定，我国2000年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毫无疑问，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于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必将带来深刻的影响。
传统中国社会的角色分工是男性主要去争取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而女性则主要是从事家务。这种以性别为依据来分配角色的模式在中国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以性别为依据来分配角色的模式下，女性总是得到比男性为少的各种资源。经过漫长的制度化过程，已经形成了一种极不平等的心理契约，对于女性的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女性承担着家庭中的辅助角色，而且表现在这些角色自身为女性所带来的歧视性评价上。种种歧视性评价已经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而进入社会格差序列的安排之中。这种社会格差序列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别歧视。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却存在于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一些表现为个体的行为，一些则表现为制度性的行为，形成社会行为的结构性缺陷。
例如，作为家务主要承担者的女性，很难摆脱传统道德对于自己的束缚。这使得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之间本来已经存在的角色冲突将更加凸显。老龄化社会使老年人口的护理需求增加，虽然男性也可以承担一部分，但在目前社会护理状况并不理想的情况下，照料老年人的责任将主要由女性来承担。“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在35-52岁己婚女性中，超过12%的女性需要照料老年人。而且由于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照料的需求增长，照料老人的女性占适龄劳动女性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91年的6%上升至2009年的14%，而且每周平均照料时间也大幅增加，2009年为21个小时，比1991年翻了一番。这表明家庭照料对女性动供给、职业生涯的影响日益显著”1。
又例如，社会行为的结构性缺陷也表现在女性的经济地位上。一个人一生中的经济地位可以有多次起伏，但到进入老年的时候，其经济地位基本上可以固定化。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理解，老年的经济地位，除了个别的是由于特殊原因失落之外，大部分都是其一生经济地位的反映。一生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老年的经济地位。显而易见，中国女性的经济地位远远落后于男性。即便是公务员也是如此。我国《公务员法》规定，男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公务员则是55岁。但我国的薪酬政策规定，退休时工作满35年的，职务工资与级别工资两项之和按88%计发，工作满30年不满35年的，按82%计发。女性公务员工作时间不满35年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这就意味着表面上看男女公务员的工资是平等的，但总体上看是不平等的，女性在退休之后才能把这一不平等清晰的表现出来。由于在经济上没有男性的薪酬高，这就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中往往处于从属地位。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女性在家庭里不得不扮演承担照料老人的主要角色。根据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85%以上的家庭的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个小时。多种角色的扮演给职业女性将带来更多的困惑和压力。使得女性在公共领域缺乏精力和时间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对于女性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种非积极的影响。影响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社会分工、传统的道德、以及对于女性家务老动的需求等多种因素的交织来影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首先是影响女性的政策信息获取，参与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获取政策信息，女性过早的退出公共领域降低了信息的获取能力。其次，在参与时间的保证上，减少了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时间，影响了参与的机会。同时，在精力上，减少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精力。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以及女性在经济上的实际地位不如男性。中国都是属于儒文化圈的国家，浓厚的儒学传统文化背景可以解释上述现象发生的部分原因。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排斥注定要在一定的时候表现出其历史功能。中国老龄社会对于女性参与决策的影响就是传统文化历史功能的表现之一。
- 上一篇：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及其克服
- 下一篇：股市状态、股权集中与现金股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