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
引言
货币政策效果对一国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风险。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作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一直以来都集中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少有研究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联系起来。此前在我国，货币政策同金融机构对风险的识别和定价之间的联系，也即所谓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学者们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重新思考。这次危机爆发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原因是在2007年之前的5年内，美国长期保持较低利率，许多金融机构放宽了信贷标准，发放了次级贷款。而后利率上升导致次贷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许多次贷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银行即使处置抵押物也难以弥补贷款损失，次贷危机爆发，进而蔓延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银行放松了贷款标准，致使自身承担了更大的风险。金融危机表明，货币政策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金融危机爆发于长期持续的低利率之后，Borio和Zhu（2008）提出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其后的研究证实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政府充当了隐性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提供隐性担保，且这种担保看似是无限额的，因此滋生了道德风险，银行似乎成为了“大而不倒”的。
因此，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除应考虑银行资本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还应将政府这种隐性担保的影响纳入考虑。我国银行是否会在货币政策变动时，因其“大而不倒”而承担更大的风险呢？本文对此进行研究。
文献综述
银行风险承担指银行承担风险的动机和行为，是银行增加资产收益波动性的选择（De Nicolò等，2010）。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Borio和Zhu（2008）首次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银行风险承担联系起来，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bank risk-taking channel），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动，可能改变银行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测度，从而改变其信贷决策及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四种子机制影响银行风险承担：首先，利率变动影响银行资产的定价、收入和现金流。利率降低提高资产的担保价格，降低资产价格波动，降低银行感知的风险，银行将调整其资产负债表和风险杠杆水平，提高风险承担（Adrian and Shin，2009）。其次，追求收益。金融机构进行长期投资时，必须保持资产回报与承诺收益相匹配（Rajan，2006）。利率下降，银行无风险资产收益减少，为维持收益目标，银行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风险偏好上升。第三，习惯养成。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银行的风险厌恶程度，并形成习惯，银行会在经济扩张时亦维持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第四，中央银行反馈效应。如果中央银行未来政策的可预测性较高，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银行将在现期承担更多的风险。当经济不景气时，银行预测中央银行将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而产生“保险效应”（Diamond and Rajan，2009）。
Vasso Ioannidou等（2008）利用玻利维亚的数据研究发现利率降低提高了银行贷款的预期违约概率。当利率降低时，银行可能用“准最低贷款标准”对发起的贷款进行估价，也可能对当前或过去有过违约的借款人进行贷款，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在利率降低时增加。Leonardo Gambacorta（2009）运用美国上市银行数据，证明长期低利率将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Yener Altunas（2012）研究认为资本状况或流动性状况不同，银行风险承担随货币政策变动而调整的敏感度不同。张雪兰等（2012）对我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影响，同时证明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关系。江曙霞等（2012）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证实货币政策紧缩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且这一影响取决于银行的资本状况，随着资本化水平的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增加。徐明东等（2012）的研究同样表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其对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的具体作用子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我国收入与估值效应、追求收益、竞争效应三种子机制均存在。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越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越低。
银行规模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可以归为三种观点：第一，张雪兰等（2012）认为，银行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分散风险，且由于资金运用多元、风险管理能力强等原因，银行规模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低；第二，危勇（2008）认为，若银行规模大到令其自身认为已经达到了“大而不倒”的程度，就会有道德风险问题产生，银行将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银行规模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高；第三，宋清华等（2011）认为，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之间呈U形关系，随着规模扩张，银行规模具有降低风险的作用，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规模继续增大会使银行风险承担增加，降低银行的稳定度，增大银行的破产风险。 上述文献考察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以及银行资本化水平和流动性水平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等，考察了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但在研究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时，没有考虑由于政府隐性担保而导致的“大而不倒”现象，或在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时忽视了道德风险因素。本文的贡献在于在政府隐性担保的背景下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利用我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实证研究大银行与小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与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度差异，同时对银行的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大银行是否更容易得到政府救助，这正是导致“大而不倒”问题的根源。
研究假设及模型
（一）理论分析及假设
第一，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利率下降，由于收益粘性，银行不会降低收益目标，反而将部分安全资产转向投资风险资产，以达到目标收益；同时低利率使银行产生“货币幻觉”，资产估值升高，风险容忍度增大，认为自身能够承受更大的风险，进而提高风险承担意愿；我国银行在风险监管范围内，可自由调节其风险承担水平。因此，提出：
假设1：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利率变动负相关。
第二，我国政府对银行提供的隐性担保滋生道德风险问题，存在银行“大而不倒”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会因银行的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很大外部性，倒闭带来负外部性影响，危及其他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因此在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背景下，对于发生危机大银行时，政府会出面救助，而中小规模的银行，即使发生危机，也难以得到政府直接救助，这就是所谓的“大而不倒”。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变动，不同规模的银行可能做出不同反应，导致风险承担变动不同。以货币政策放松，利率下降为例，在假设1成立的前提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由于大银行预知即使出现危机政府也会救助，同时规模的扩张会有利于分散风险，因此会大幅提高风险承担以匹配目标收益，而小银行尽管也要维持收益，但考虑到风险有一定限度，风险承担提高的幅度也相对有限。因此，提出：
假设2：相对于小银行，大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对利率的敏感度更高。
本文通过利率分析提出以上两个假设，假设1的成立是基础；在假设1成立的前提下，若假设2成立，即可证明在政府隐性担保存在的背景下，不同银行的风险承担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会有不同变动。
之所以选择对比不同规模的银行行为，是由于政府隐性担保背景下，只有银行认为自身是“大而不倒”的，危机时会得到政府救助的，才会增加其承担风险的动机，为了成为大而不倒的，银行会不断扩张规模，因此本文通过对比不同规模的银行行为来证实假设。
（二）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限面板模型，基于银行规模的视角，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通过考察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因银行规模的不同而发生结构性突变，验证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政府隐性担保背景下是否因银行特征不同而不同。
建立模型如下：
RISKit=∑δjXij +θ1RtI（SIZE<γ）+θ2RtI（SIZE≥γ）+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RISKit，代表t期第i个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主要解释变量Rt代表货币政策，为在t期90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IZEit是门限变量，γ为特定的门限值，I（?）为指标函数，当SIZEit≤γ时，I（SIZEit≤γ）=1，否则取0； Xij代表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宏观因素GDPNt，为t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以及银行个体层面的资本化水平CAPit、资产流动性LIQit、盈利水平ROEit；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三）变量与数据选取
1.被解释变量。风险资产比例（RISK1）和不良贷款率（RISK2），可反映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资产比例的计算公式为：风险资产比例=（总资产-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存放同业款项）/总资产×100%。不良贷款率是指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根据现行贷款分类可将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率的计算公式为：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总贷款余额×100%。考虑到风险资产比例是风险承担的事前衡量指标，不良贷款率是风险承担的事后衡量指标，本文分别选取两者作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度量指标，以事前衡量指标为主，以事后衡量指标作为对比。
2.主要解释变量。考虑到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借鉴张雪兰等人（2012）的做法，选取90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1）作为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更具有代表性，由于所获得的数据为月度数据，以交易量为权数对月度数据加权平均得到季度数据。考虑到我国存款准备金是货币政策的一大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状况，本文同时选取存款准备金率（R2）作为货币政策的另一指标，由于所采用的均为季度数据，本文分别对大型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做了季度调整得到所需数据。
3.门限变量。本文将银行规模作为门限变量，银行总资产数量越大，其规模越大，但为了建立模型的需要，在回归时对总资产取对数来衡量银行规模。
4.其他控制变量。除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影响外，银行风险水平还要受到宏观因素以及银行个体特征的影响。宏观因素中本文选取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率（GDPN）作为对宏观因素的控制变量。在银行个体层面，根据已有研究，风险承担水平主要受到银行资本状况、资产流动性状况以及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用银行资本充足率（CAP）来衡量资本状况，贷存比（LIQ）来衡量流动性状况，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ROE）衡量银行盈利水平，将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5.数据来源。本文的样本采用我国14家上市银行从2008年三季度到2012年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相关数据均来自各银行的季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1是对各变量进行的统计性描述。被解释变量中，风险资产比例，样本均值为82.204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54.2552%、89.0964%，标准差为 4.5849相对较大，说明各银行间风险资产比例差异较大；不良贷款率样本均值为 0.9681%，标准差较小，为0.4739，可见各银行事后风险差异不大；为了方便回归，银行规模变量是对银行总资产取对数所得，标准差为0.5677，银行规模差异不大。
（二）参数估计与分析
按照Hansen（1999）提出的方法，为了估计γ，将每一个门限变量SIZEit分别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即为门限值的估计值。在得到门限估计值后，构建F值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因此，首先按照存在一个门限值将模型分别具体设定为：
RISK1it=∑δjXij +θ1R1tI（SIZE<γ）+θ2R1tI（SIZE≥γ）+εit （2）
RISK2it=∑δjXij +θ1R1tI（SIZE<γ）+θ2R1tI（SIZE≥γ）+εit （3）
RISK1it=∑δjXij +θ1R2tI（SIZE<γ）+θ2R2tI（SIZE≥γ）+εit （4）
RISK2it=∑δjXij +θ1R2tI（SIZE<γ）+θ2R2tI（SIZE≥γ）+εit （5）
模型2、3的主要解释变量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模型4、5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存款准备金率；模型2、4的被解释变量为风险资产比例，模型3、5的被解释变量为不良贷款率。本文采用Stata11.0进行实证检验，按照上述方法首先对门限效应进行判断，以银行规模SIZE作为门限变量在单一门限的设定下进行回归估计，得到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四个模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一门限检验。
由于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大银行与小银行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上的差别。因此，最终建立单一门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小银行与小银行的界定虽然是以银行资产规模为标准，但并没有事先量化，规定一个值来区分银行的规模大小，而是通过门限面板回归得到门限估计值，以门限估计值来划分银行的大小，这样得到的分析结果更加接近现实状况。以模型（2）估计结果I为例对结果分析可知：
第一，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以单一门限效应进行估计，门限估计值为12.9709，对应的总资产为93519.03亿元。当银行规模小于门限值时，R1的估计系数为-1.4464，当银行规模大于门限值时，R1的估计系数为-2.3073。两者符号均为负，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可见银行风险资产比例与利率负相关，当货币政策宽松（利率下降）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验证了理论假设1。
第二，“大而不倒”问题影响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大银行的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变动更加敏感。在门限值两侧解释变量R1的系数具有显著差异，说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具有单一门限效应。两者系数进行比较发现，门限变量大于门限值时估计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当规模大于12.9709时，即总资产大于93519.03亿元时，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变动更加敏感，变动幅度更大。利率降低时，大规模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的幅度更大。通过对样本分析发现，总资产大于93519.03亿元的银行分别是中国银行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建设银行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这三家银行均为国有银行，从资产规模角度可以被归为大银行，在利率降低时，这些大银行风险水平提高程度大于其他银行，可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与“大而不倒”问题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正是由于“大而不倒”问题的存在，使得相对于小银行，大银行的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变动更加敏感，证实了假设2。
第三，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受宏观因素及银行个体特征的影响。宏观因素控制变量GDPN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银行风险承担变动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较好的经济形势，促使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因为在经济增长较快时，银行预期不会发生危机，会通过增加风险承担追求更大收益。在银行个体特征层面上，流动性水平和资本化水平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银行的流动性越好，资本化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净资产收益率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资产收益状况越差，风险承担越高，在资产收益不佳时银行具有更大的风险。
为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定性，以不良贷款率这一事后风险衡量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进行估计得到结果II，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所得结果是稳定的。控制变量中宏观变量GDPN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但其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说明经济形势对于银行风险的事后衡量没有显著影响；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中，流动性水平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同样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可见流动性水平对于银行事后风险衡量也无至关重要的影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银行对其资产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与事前衡量不同，事后进行衡量时商业银行已经对部分问题资产进行了治理，使其风险水平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资本化水平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与前述结果一致；净资产收益率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结果I一致。以存款准备金率作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大致与前述结果相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前述结果的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8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之间的季度数据，分析了 “利率影响定价、收入、现金流”、“利益寻求”、“中央银行反馈效应”等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机制，分析了“大而不倒”问题的存在，以及“大而不倒”问题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对货币政策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造成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在我国存在。由于“利率影响定价、收入和现金流”、“利益寻求”、“习惯形成”、“中央银行反馈效应”等机制的作用，银行风险承担与利率变动负相关，且这一关系因银行规模不同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我国政府对银行提供隐性担保，大银行在风险过高而发生危机时，会得到政府救助，因此在同样状况下，大银行倾向于承担更高水平的风险，以追求收益最大化。面对相同的利率变动，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幅度大于其他银行。具体而言，第一，利用风险资产比例和不良贷款率衡量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无论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进行事前衡量还是事后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均与利率变动负相关，银行有提高风险承担的倾向，表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第二，当银行规模大于门限值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于货币政策利率变动的敏感度更大，即相对于小银行，大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对利率的敏感度更高。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大银行，在利率降低时，其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程度大于其它银行，大银行风险水平过高而发生危机，也会得到政府救助，其会倾向于承担更高水平的风险以追求收益最大化。面对相同的利率变动，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幅度大于其他银行。表明大银行的“大而不倒”现象，显著提高其风险容忍度，增大了风险承担意愿。
（二）相关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考虑到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若不将银行的风险变动加以考虑，就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出现偏差。第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信贷利差的缩小会降低银行目前的收益，为了保持收益的增长，银行会采取高风险投资，这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一定威胁。因此，监管机构应采取更有效且符合市场规律的监管手段，严格控制银行的风险，由于“大而不倒”问题可能滋生道德风险，监管当局应对不同银行进行特定而有效的监管。第三，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货币当局在监管时应充分依靠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逐渐弱化中央银行隐性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促进银行业的良性竞争。银行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在出现危机时由存款保险机构进行救助，防范危机时银行对政府的倒逼动机，在制定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措施时，根据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不同性质的银行，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根据各自的风险分别收取不同级别的存款保险费用，避免因政策设置不当而导致更大的道德风险。第四，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要控制其承担的风险水平，明确意识到承担过度风险可能带来的危机。我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不能只追求利益，更要肩负起控制风险的责任，商业银行应当积极主动应对风险，处理好效益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对于一些风险水平较高的重点领域及重点地区，应有针对性地建立起风险监管机制，做好风险管理规划，积极处理好潜在风险贷款和不良资产，保证信贷资产质量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