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结构中群体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DF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1-0215-02
一、熟人社会群体事件的行动逻辑
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舆论压力的形成，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在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行为的道德含量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预设前提是人要面子。熟人社会里的人群众多，由面子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宽广，面子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血缘和地缘合一，基本是沾亲带故或者非亲即故，自然地理的边界和社会生活的边界清晰且重叠，属于封闭的社会空间。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包括：
人际互动带来信息的对称、舆论传播的快速广泛。一定意义上讲，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关系，就是其社会资本。在熟人社会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固定且重叠的情况下，彼此长期互帮互助，在有力的道德舆论的约束和正向激励下，面子和关系如滚雪球越滚越大，社会资本也随之积累和再生产，甚至实现代际的承接和转换。才有村民长期信任的民间权威出现，有的民间权威还父传子，类似世袭[1]。
熟人社会的治理，除了信息透明度高以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情动人。二是充分采用举例说明的办法。以村民都知道的身边发生过的事例来说服教育村民，通过形象思维而调动感情，即不是讲逻辑和程序的道理，而是讲实质正义来打动人，同时来调动熟人社会的其他人。因为充满感情，举例又很生动，可以有效地解决熟人社会的矛盾。熟人社会内部的信息交换成本极低，几乎不用花费专门的时间与精力，就可以将这个熟人社会的各方面信息搜集上来，又有能力将自上而下的各种信息低成本地传递下来。而一旦超过村民组这样的熟人社会，信息搜集成本和传递成本都会急剧上升，管理方式也发生质变，由之前的自己人的内部管理和人情、面子基础上的管理，以及打比方讲道理，以地方性共识为基础的管理，变成了带有科层特点、以利益为基础的管理，及正式制度安排为基础的高成本的管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2]。
二、矛盾出村
矛盾出村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现象。随着农民流动增加，市场经济渗入，村庄边界开放，以权利本位为主导的现代法治观念及其他各种现代性观念全方位进入村庄，村庄越来越丧失自主解决内部冲突的能力。以权利本位为主导的法治观点进入村庄，传统的村庄规范丧失了通过强制来解决内部冲突的合法性；村庄治权弱化，公共资源控制权流失，分田到户以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村庄集体土地所有权进一步虚化，各种合理不合理收费均被禁止，村庄集体无力再为村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品，也无力防止少数人的搭便车行为。村庄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矛盾便要出村。民族要复兴，经济要发展，农村要改变。因此，国家必须与农民打交道，尤其是要征占土地等时候，国家通过地方政府，成为与农民直接接触的当事人，使矛盾出村。
与此同时，是农村边缘群体的崛起。农村边缘群体，主要是指与农村主流规范和行为有差异的少数人群体，这些人往往越出村庄主流规范，破坏既有秩序，挑战传统感情。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因各种原因产生的边缘群体。在传统社会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边缘群体受到主流规范压制，主流规范有强有力的对付边缘群体越轨行为的惩罚机制；分田到户以后，原有压制边缘群体的村庄内生力量逐步消失。压力性体制下面，乡村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行为激起农民反抗。取消农业税后，集体经济进一步解体乃至消失，取消农业税本身又使国家进一步退出农村社会，农村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快速下降。自上而下建设和谐社会不出事的考评机制，使地方政府不愿也不敢去充当压制边缘群体的力量。农村边缘群体的越轨行为越来越普遍。因此，地方政府合理做法，一是尽量不去触动民众利益，二是尽量作为中间人去公正解决利益纠纷和冲突，三是问责应对冲突不力的下级政府官员。从此意义上，上级政府将群体事件作为考评地方政府的指标，可以对地方政府构成一定约束[3]。
以上也反映出基层政权悬浮状况。基层政权悬浮，主要是基层政权失去支撑力，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征、收、罚、惩”的任务几乎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执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基层治理应该如鱼得水。然而，中西部地区多起暴力抗法群体性事件表明，基层政权不仅没有加强反在弱化，与农村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县乡两级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最终转化为各种税、费、摊派，由农民负担相关。群体事件在地域分布上有一定规律，即平和、理性、非暴力的形式多发生在大城市，而暴力形式的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或小乡镇，这样的区域分布态势，从发生区域、暴力事件行动者的身份去寻找事件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动员机制，这些地方历史上是远离中央政府正统体系管辖之外的地方，是政治上中央国家权力薄弱的地方，中央权力向下辐射达不到的地方，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远地区，游离正统社会体系之外，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诸多方面表现为底层规则的失范。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聚群性与群体事件
中西部地区人口超载，务农收益相对较低，外出打工农民增多，农民工与务农农民之间收益的差距拉大，在致富的需要下，更多的80后、90后青年加入了打工行列。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有限，与沿海地区务工的工资差距较大，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东部沿海工厂企业，向沿海较发达地区聚集。成功的务工者，他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乡亲也到同一工厂或附近工厂务工的较为常见。具有这种熟人关系的打工群体出现后，会介绍更多的亲朋好友进入同一地区。具有相对熟悉关系的新生代农民工容易形成聚集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民工有很大的区别，掌握了一定知识、很少或从未从事农业生产，这决定其打工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并融入城市生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成本和工资成本，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权利意识强、自身选择余地相对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跳槽频繁，影响到工厂的正常生产，这与仍以劳动力为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因劳动力供应与有限的就业容量之间存在的客观矛盾。受多种因素影响，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与就业增长未必成正比，明显的是城乡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在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力产生就业挑战的同时，城市也对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形成挤压，城市下岗失业人群调整就业预期，就业选择趋理性和实际。由于其拥有再就业政策的扶持和社会关系网络等优势，随着社区经济的规范化，以农民工为市民日常生活所提供的分散服务面临退出市场的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的聚群性对城市安全产生影响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聚群性，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扩求，并通过其群体的骨干去诉求这些利益。在隔离的环境下，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利益取向、目的追求、社会预见与预测形成一致，造成并加深了个体对群体的联系和依赖。成员与外界交流很少，或者在现实中只能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接触，从而产生共同观点，保持行动一致。因生活习惯等文化差异，他们与务工地的民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难以融合，产生冲突在所难免。冲突一旦发生，新生代群体的聚集性力量就很明显，在维护群体的前提下，往往会忽视冲突发生的真实原因，维护群体利益的热情很高。不同群体仅维护本群体的利益，主观容易忽视冲突的真正原因，不能采用公正平和的态度处理，因此小冲突容易引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对于务工地其他群体而言，处于弱势。当外部群体压力施于整体时，群体的聚群程度决定了群体的反弹力。外在压力与反弹力成正比。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欲望，激发起高度的群体团结，最大范围地提供人力基础[4]。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精英，在号召集体行动和思想支持上起重要作用。参与者或并不愿发生冲突，但为群体利益，或担心被群体排斥，也会被动卷入其中。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聚群性引发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考验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管理方式上需要创新。新生代农民工聚群进城务工，其行为方式与市场经济运转规则两间之间不可避免地有所冲突，仅靠市场运转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不现实。农民工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市场失灵的前提下，需要政府干预，有序接纳，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保护新生代农民群体的经济利益。
多元化的交往融入公共问题，在以信息、文化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生存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差异主体间的交往，一体化中的多元化及冲突，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不止是简单的劳资纠纷和利益矛盾，而是外来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被歧视和被剥夺的情绪综合爆发，本地人与外地人矛盾增多。多元化的冲突如果处置不当，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可能就会在瞬间发生。多方沟通，包容他者，这是防患于未然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入东部地区以后，这些地区的公共领域又增添了新的人员结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话语权在公共领域中虽然影响较小，但因这一群体的聚群性，需要公共领域中其他群体的尊重和理解。所以，让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群体进行广泛的沟通与对话，才能有效地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尊重和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冲突，促进社会管理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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