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作者简介：李欣，海南大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146-02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也是公民实现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和执政党的工作和责任，也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如果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任何国家机关都很难在工作中产生有效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和不足，民主政治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公民政治参与问题的探究，除了可以从具体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等视角进行研究外，还可以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国来说，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国家，其几千年来的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在现今国人思想中，对其政治行为也必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行为依赖和反应政治文化，传承在国人身上的传统政治文化，正是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呈现了独特的顽强生命力。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并且与其他事物相似，都有其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血缘宗法文化、伦理政治等都共同造就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以“人治”为核心从诞生以来就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以“法治”为核心大相径庭，民主、法治、平等、自由、人权理念从来就不是它的主流。如今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消失了，但它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并且从未中断过。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道：“东亚儒教文化传统是阻碍东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似已成定论”。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现今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一）“臣民思想”导致公民缺乏政治参与意识
在我国的历史上，夏、商、周三个朝代是奴隶制兴起的时期，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开始出现。它始于夏商周，发展于秦汉隋唐，完善于宋明，而在近代开始日渐衰微。“臣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种带有明显奴性的政治文化，它以“王权至上”为价值标准，崇尚“人治”。作为具有奴性的“臣民”在内心中即崇拜权力又惧怕权力，造就了对上取悦，对下主宰、要求绝对服从的“双重”人格，加之中国古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更是造成了人民的依附心理，不可能具备独立的主体意思，无主体意思也就无独立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此，马克思指出：“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众。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臣民思想”直到今日仍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例如，就一些地方官员来说就时常表现出其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作威作福的态度，全然不知公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他们只是权力的代执行者；而就一般公民来说，政治参与热情不高的现状与大量的非制度化参与并存状况十分普遍，现代公民文化仍未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
（二）“人治思想”导致公民法治意识淡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推崇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来治理国家。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认为，君主是圣贤，通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所当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提出：“君子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统治者要用自己的道德行为感化人民，要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严于律己，人民将为之感化，并且服从于他，这样，管理国家就成为了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即使君主有时并未达到圣贤的德行，中国儒家思想也是认为可以通过道德的提升修身养性而成为一位圣贤，孔子很早就提出了可以从“志于道，据于德”两个方面进行修养。儒家把道德的完善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希望君主能像圣贤一样施行仁政，总是强调自身内在的约束力始终发挥重要作用，使得君主除了依靠自身的内省以外，无其他任何制度化的制约，形成了以“王权”“皇权”为中心的金字塔形权力体系，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这与西方法治型政治文化传统有显著的区别。西方政治文明非常注重制度建设，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就表明，理想的国家应该是这样一种国家：在其中，最高权力归根结底寓于法律。人的统治，即使是最聪明的人的统治，都没能达到法律般的不偏不倚。由此西方形成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法治型治理模式，相反地，中国则形成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治型治理模式，导致了王权至上，法律成为了附属，使得人民法治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乏。
（三）“愚民思想”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缺乏
“愚民思想”产生了“愚民政策”。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行愚民政治的基本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存在智力上的差别。孔子将人分为四个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认为，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上知和下愚的差别，必定有一部分人谋道，而另有一部分人谋食，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如此，知识便成为了统治阶层所独有的能力，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能安守本分，甘于被统治的地位，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对政治问题有所看法和参与。在封建专制社会，“愚民思想”从统治者的统治来说，是一种有效的维护统治的手段和方法，但是对于历史来说，却是倒退。 没有了知识的下层人民只能对政治抱有消极的态度和依附的心理，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大事不是他们能企及的，一向是“肉食者谋之”，他们终其一生只求天下太平安稳度日。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一）民本思想
《尚书?五子之歌》最早出现“民本”一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主义就是主张立国安邦必须以民为本，孟子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自古以来人们最广为接受的对于民本思想精神的表达。《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其中记载了较为丰富的民本思想，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重我民”，“施实德于民”等都表现出周朝统治者重视人民，注重民事的政治主张。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历史的演变中始终贯穿中华民族的历史，历代君王也在民本思想的指引下主张施“仁政”，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太宗曾说过： “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保民”、“爱民”、“得民”、“息民”、“利民”、“恤民”的主张都对当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人民自己当家做主，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有权利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中，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认清人民群众的政治支持和参与才是国家民主政治的基石，因此，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是保障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权利的应有之意。
（二）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
在古代，爱国主义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族入侵，热爱本民族、本国家的浓烈情感。对民族患难、民众疾苦的忧虑，是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精神，例如南宋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岳飞“精忠报国”的壮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多少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壮志。这些众人皆知的名句正说明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这些爱国主义的思想在现今看来也不失为我国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建设中重要的思想要素，加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公民认识到个人与国家关联的必不可分，有利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感的培育，从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公民主动政治参与的热情。
在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和积极因素进行基本分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许多消极理念都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换，使其适应现代民主的要求显得极其重要。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主文化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所以应从现在开始就加以保护与清理，将不适应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理念如臣民思想、权威崇拜、中庸态度等，这些与现代公民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加以改造，努力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这既是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保护，也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