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悖论”: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及其后果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5-0007-04
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认为，积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可抑制的内在冲动，积累的持续驱动力导致了“积累悖论”。即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剥削率来实现利润增长，这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限制了资本自身的增长。但在当今金融垄断资本时代，垄断资本利润的增长不是通过抑制工资增长来实现，金融垄断资本的规模也没有受到底层人们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制约，相反倒是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1]。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积累机制加剧了垄断资本的扩张力[2]。当前的金融化困境是资本积累模式发生变化造成的后果。因此，理论分析有必要把“积累悖论”分析向前推进一步，进化到“金融化悖论”分析上来。这对于准确理解当前金融垄断资本的特点以及金融化困境，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积累悖论”到“金融化悖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过度积累会导致“积累悖论”[2] 。积累悖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重商主义时期，资本积累主要在商业、农业、采矿业中进行。由于受到手工生产能力的制约，从总体上看不存在消费不足问题。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积累急剧地转向包括工厂、交通运输和通讯等现代工业领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繁荣与萧条循环交替。由于剥削加剧，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导致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经常爆发。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集中在银行、房地产业等领域。此时期资本积累的特点是资本急剧积聚和集中，整个经济体系的有效需求问题愈来愈严重[2]。20世纪70年代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资本积累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出现了长期滞胀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积累下滑，尽管剥削率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3]，但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却出现超常规增长。到此，传统的积累悖论理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变化，金融化积累机制（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机制[4]。所以，有必要把积累悖论分析进行理论进化。这需要先对金融化的涵义进行厘定。
我们认为金融化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Gerald A.Epstein（2006）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市场、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经济运行及管理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格?R?克里普纳（2008）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认为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5]。Firat Demir（ 2009）将金融化描述为金融资本回报率（相对于固定资本回报率）提高引起的实际生产部门短期金融资产收购增加。徐丹等（2011）认为金融化即产业资本金融化，是伴随经济金融化出现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在逐利性的驱使下通过积极寻求向金融机构的渗透转化为金融资本的现象和趋势[6]。这些定义从不同侧面强调了金融化的现象、生成、影响及趋势等。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定义都是建立在承认金融化是一种资本运动的前提上，从而关于金融化的这些定义可以在积累机制上可以找到交集。金融化是与价值运动、资本运动相联系的经济现象，脱离价值运动、资本运动就难以正确把握金融化的实质和意义。金融化的核心在于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金融化的广泛发展意味着资本积累机制的转变[4]。因为无论怎样，资本运动、金融化总是要通过一种机制来实现，所以金融化的核心就是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
金融化积累机制放大和强化了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出现经济金融化现象。表现为：金融资本流动和金融运作自由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等等[7]。实证研究表明，以金融资本发展最为成熟的美国的经验资料为研究对象，金融业资本的收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金融业企业的收入来源、国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金融资本家的权力和收入等几项指标充分证明美国的经济确实存在明显的金融化倾向[3]。在今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在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建构和运行的，其资本积累的核心机制就是金融化积累机制。
随着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引起了“金融化悖论”。我们认为，“金融化悖论”是金融垄断资本时代的积累悖论的新发展，指的是资本积累机制金融化造成的一种二律背反的状况。具体来说，为了克服滞胀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金融化，经济金融化在缓解滞胀问题的同时却造成了实体经济的下滑，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停滞的僵局中反常地快速增长，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呈现经济停滞与金融化因果循环的局面，金融化在解决滞胀问题的同时，也为以后更大的动荡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金融化悖论”。
二、“金融化悖论”是金融垄断资本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后果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榨取剩余价值基础上的一种生产方式，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要不断地追逐利润，但最终又会引起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既决定了价值增殖的目的，又阻碍了价值增殖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悖论[8]。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破坏着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剩余价值的生产同它的实现处在一个对抗性的矛盾状态中[9]。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就蕴含悖论的种子。在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颗种子发芽成长为马克?布劳格所说的“积累悖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孕育的悖论种子就发芽壮大为“金融化悖论”。 金融化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增殖悖论的必然途径[8]。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与金融密不可分。随着金融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出现经济金融化趋势。本法因认为，包括生息资本、虚拟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商业资本的混合体便是资本主义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的金融化特征的胚胎形式[10]。约翰?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垄断资本禁止价格竞争，造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不到遏制，导致滞胀出现，滞胀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11]。为了克服滞胀，新自由主义利用金融化来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悖论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金融的超常爆发中寻找到了再生产的新方式，金融化积累模式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模式[12]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化积累模式就是完全省略商品生产过程直接获得利润的一种资本积累模式。从重商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来实现。在这段时期，资本家主要是通过M（货币）――C（商品）――M′（货币）的方式，获得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进而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进行资本积累。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金融化积累模式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积累模式。在金融化积累模式下，资本家是通过M（货币）――M′（货币）的方式，完全省略商品生产过程获得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2]。
金融化积累模式自福特主义破产以来得到形成和长足进步。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其积累模式的要旨是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创造利润[13]。在这种积累模式下，由于剥削和垄断的不断加剧等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福特主义积累模式――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融合――共同创造短暂繁荣。20世纪60年代，福特主义积累模式陷入困境。为了应对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自由化、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以及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从而促进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融合，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膨胀，促进了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为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使得跨国金融垄断公司日益成长壮大起来。金融化的发展，造成了金融部门自我膨胀和扩张的机制和条件，使金融部门不仅可以通过中介作用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能够借助于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业资本除了与产业资本进一步融合，金融垄断资本还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融合混合生长，形成具有高度流动性、投机性和垄断性的现代金融资本[4]。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金融垄断资本积累的载体主要是占支配地位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
金融化积累模式是通过金融化积累机制来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积累机制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机制[4]。在这种机制下，资本积累的内容主要是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主要运行方式是金融系统的去中介化，通过股票、债券和大量金融衍生品等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金融企业直接把非金融企业、家庭以及政府部门卷入金融化积累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在日益恶化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获得高利润越来越艰难，但又不得不向金融机构进行不断支付，否则就会受到股票价格下跌和敌意收购的威胁。面对这种困境和超额利润的吸引，非金融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得不朝着金融化方向前进[4]。在家庭方面，随着金融化的扩散，家庭部门在越来越容易地获得信贷支持、获得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制于金融服务。金融化发展同时把政府部门纳入金融化积累渠道[4]。资本主义政府越来越放松金融管制，政府部门在与巨型跨国垄断公司的博弈中被“挟持”或被收买，政府部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得不利用金融化工具，结果造成政府部门自身及其积累的金融化。这种情况在次贷危机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融化积累机制造成了金融化悖论。金融化积累机制沟通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储蓄投资联系及货币资本化的渠道，同时造成现实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虚拟资本积累在社会范围内的分离，形成二重积累过程，导致了一方面实体资本积累下滑，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超常规增长的金融化悖论之困境[4]。金融化积累机制使资本积累摆脱了马克思传统意义上的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进行资本积累的束缚。金融资本的积累规模不再受到底层相对贫困的限制，资本家可以超出现有储蓄水平进行积累。甚至连债务都可以成为资本积累，正如马克思指出：“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14]金融垄断资本时代金融系统与实际生产体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化了的经济和部门已经形成自己独立运行的体系、秩序和制度，对利润的攫取变成纯粹的赌博欺诈制度。拉里?艾略特（Larry Elliott）认为，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部门变得更倾向于造成资产泡沫。约翰?B.福斯特非常确信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颠倒的关系是我们理解世界（经济）新趋势的关键所在[2] 。
三、启示
金融化悖论的现实表现是金融化困境。金融化困境使经济持续增长受到阻碍，经济发展处于两难之境。比如，一方面实体资本的积累非常困难，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超常规增长；一方面跨国垄断金融公司等个体利益日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损失愈来愈社会化，全球经济日益衰退，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实体资本形成与虚拟资本形成比例严重失衡，国债积累成为资本形成重要渠道；等等。
正如福斯特所说，“当今的金融化困境，我们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体制之内不能轻松地或完全地避免这种困境。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经济状况及其长期意义不能用标准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而只能从其历史演变方面来解释。”[2]基于福斯特的看法，对中国当前的金融化现象等问题的分析，需在经济全球化、中国转型期特定的历史和逻辑的演变中进行分析。对于过度金融化带来的后果我们不得不高度重视并有效预防。 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已由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这一转向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15]。过度的金融化导致滞胀长期共同出现。中国虽然并没有进入这种状况，但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世界化、金融全球化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和全球垄断企业的渗透和传导作用，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中国当前也存在资本过度积累的迹象和苗头。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政府竞争氛围中各级政府具有强烈的资本积累的冲动，中国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已出现金融化的倾向。中国财政收入税收在二十年里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16]。从2002―2010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率由44.0%下降到33.8%，而与此同时投资由36.2%上升到46.2% [17]。2013年12月31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中国政府部门债务总规模为20.7万亿人民币，尽管中国债务总体可控，但因为很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假借融资平台之手在市场融资的隐性负债，存在一定债务风险。二是表现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趋势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加深等方面。如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83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而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18]；三是表现在一方面实体经济企业利润下降甚至破产；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出现金融化倾向，如信用过度膨胀、赌博经济盛行、房地产投机、股市投机、文物市场出现过度炒作；等等。
预防金融化困境需要从解决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形成过度入手。当前的着力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各级政府必须控制财政赤字规模、控制投资规模、有效预防债务风险。中国目前的赤字率已经到达了2.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2013年3月已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是GDP的2倍了[19]。中央政府实行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的政策。二是预防过度金融化需要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加薪并举，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当前稳增长，实施结构性减税，首要的是要加大对中小型、微型企业的减税和信贷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中小、微型企业资本有效形成，从而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实施结构性加薪，不仅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农民工、普通工薪阶层等弱势群体的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从而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三是预防过度金融化必须改善微观主体资本形成条件和状态。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供给、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福利提高、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协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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