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当前社会的公平问题
社会公平是我国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之一。社会公平已成为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处理社会中各种矛盾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里，我国的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居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物质生活质量全面提升，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在看到中国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此发展的背后是社会严重不公平。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呈现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仍未根本改变；东部和中部，西部间的协调发展失衡，差距不断扩大，部分行业在市场中继续占垄断地位，获取不正当的过额利益等。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严重损害了全社会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严重威胁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一、目前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的表现
（一）个人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吧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 4 时，便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然而在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十年来的基尼系数统计结果。按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时的介绍，2003-2012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值躲在0.47-0.49之间，且在2008年达到顶峰0.491，近几年逐步下行，至2012年为0.474。
（二）城乡差距日益增大
城乡差距大一直是中国的一大突出特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后，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3.10：1已经是10年来的最低值。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按照许多学者的研究分析，如果把农民收入当中用于来年生产投入，不如买种子，买化肥扣除，如果把城市居民各种隐性收入和福利因素加起来，中国实际的城乡差距很有可能是5到6倍左右。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U”字形发展路径。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在“3”以上，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3.33：1。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首次从上一年的3.33倍下降到3.23倍，2011年再次下降到3.13倍。2012年，农村居民收入再次“跑赢”城镇居民，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2012年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按照上述的数据分析，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在减缓，已到缩小拐点期。此外，城乡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意味着城镇和乡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也在缩小。然而与此相反的是，许多专家学者和老百姓却普遍感觉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减小，反而在扩大。财经评论员余丰慧表示，虽然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系数最近两年持续下降，但仅以此来得出中国收入差距趋势减缓是偏颇的。如果考虑公有住房补贴和私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和公费医疗保障，以及城乡之间不同的教育补贴等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国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高一般为2倍左右，而我国居世界之首。
（三）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据中国官方研究机构估计，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已超过十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不到2%，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却占40%以上。
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科技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加上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东部沿海城市享受到了国家的特殊政策，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快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省级差距更大。
行业贫富差距和企业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收入最高行业与收入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的高低工资比率，1999年为2.49∶1，到2005年达到4.88∶1 的最高值，2006年开始略有下降，至2010年这一比率还高达4.20∶1（金融业与农、林、牧、渔业相比）；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绝对差值由1999年的7214 元扩大到2010年的53429 元，1999-2010年11年增长了6.41 倍。在国际上行业最高和最低工资比率通常以2倍左右为正常值，我国已经高于国际正常值1倍以上。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高管薪酬偏高问题日显严重。2002年我国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 倍，但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国企高管薪酬早已越过这条红线，少数企业高管薪酬甚至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百倍左右。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上市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差距约为18 倍，而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与社会的平均工资则相差128 倍之多。在金融、房地产行业的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则更高。
在企业高管薪酬偏高的同时，企业一线工作的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却很低。
二、十八大中关于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的对策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差距的产生是由其客观的必要性。十八大报告也同样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十八大以来党执政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之所在。
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当中刻不容缓的事情，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我国过去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把经济增长视为解决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的前提。这种思想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只有部分人受益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而且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地区差距拉大、腐败泛滥等问题发生，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断增加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公正缺失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只有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量不看重经济质量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淘汰，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贯彻落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还要为子孙后代谋求福祉，实现真正的公正。
第二，完善社会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分配机制不完善，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造成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公，而这种不公是由各经济主体竞争的机会不均等引起的。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坚持把效率公平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机会均等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机会不均只会破坏效率。从效率公平的角度讲，打造初次分配的公平基础不仅重要，而且迫切。因此，要把竞争主体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作为初次分配公平制度的基本内容。政府只有将初次分配中的不公问题解决好了，秩序规范了，再分配的各种手段才能奏效。其次，要建立健全公平有效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比如：利用税收制度对高收入者进行必要的制约和调节，对低收入者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缓解产业工人贫困化，保证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的经济来源。这种再分配制度是对初次分配制度的补充，主要是通过财政、税收、就业、工资、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和政策对市场竞争及其结果进行公平（利益）调节，使人们有公平的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亦为无力竞争者和竞争失败者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第三，通过政策和财政倾斜，鼓励和扶助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首先，政府新增财力要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中央财政的分配，在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建设投资，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帮助农民用工业化的方式来促进生产，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其次，加大对中西部的基础设施、教育、技术的倾斜投资，加强中西部与东部的经济技术合作，改变传统的户籍管理和就业制度，通过各种渠道提高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最后，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并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完善住房、教育、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分配向低收入家庭倾斜，使中低收入能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困有所保。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由于发展水平不同而造成的差距继续在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不协调，这更加突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这一和谐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性。社会公平是一个国家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我们只有做到社会公平，才能使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既和谐共处，又共同发展，才能构建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