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作三昧》看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至上主义
一 、创作动机
大正六年（1917）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四日，芥川龙之介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十五回名为《戏作三昧》的连载小说。除了之前发表过的《道祖问答》和《貉》之外，《戏作三昧》是他的第三部报刊小说，因前两部作品都是登载一回而终，《戏作三昧》可以说是芥川发表连载小说的初次尝试，不言而喻，这部作品是他的苦心之作。《戏作三昧》取材于?庭公篁村的作品『马琴日记抄』，小说通过江户时代后期小说家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后简称《八犬传》）创作过程中某一天所遇到的人和所发生的事展开。曲亭马琴从文化十一年（1814年）开始执笔创作《八犬传》，在中途历经家境贫困、创作颈瓶、质疑、失明等种种困难之后，由马琴口述，由儿媳来代笔，最终于天保十三年（1842年）八月完成了最后一卷，为这部历时二十八年的鸿篇巨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戏作三昧》中，芥川将马琴作为主人公，将其创作《八犬传》28年中最普通的一天作为主要事件展开。究其创作动机，菊池宽在《致芥川龙之介的书》中写道：“《戏作三昧》如果不是芥川龙之介的创作告白那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与他所想象的那种所谓表白小说相比，他无疑进了一步，将马琴作为原型，并以自己作为代言人，旨在塑造一个艺术家。”[1]此外，芥川自身也在致渡边库辅的信中写到：“我所写的马琴只不过是为了借马琴来写我的心情罢了。”[1]可见，芥川笔下的马琴已经完全超越了人们所熟知的江户时代的畅销小说家，在文学创作征途中对艺术的的执着更是将马琴与芥川融合在了一起。
二、创作背景
芥川在创作《戏作三昧》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 这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一段历史时期。其间，首先就国际关系来说，当时的日本政府挑起了两大战争， 即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这两次战争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战争的胜利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契机。与此同时，这种新形势在日本国内的思想界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因战争胜利而引发的东西方文明比较的问题；欧洲的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与日本的家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调和的问题；由于社会问题日趋激烈， 并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主义问题等。其次，就国内环境来说，日本当局制造了污蔑并镇压进步人士的“大逆事件”，以及在 “大正民主”破灭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缺陷日渐显露，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日本政府加强对知识界人士的思想控制和迫害。芥川在《戏作三昧》中这样写道：
马琴举了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检查官的书籍检查粗暴到了极点。他写的小说有一段描写官员受贿，检查官就命令他改写。 他又议论道：“检查官越是吹毛求疵，越露马脚，多有意思。由于他们接受贿赂，就不愿意人家写贿赂的事，硬让你改掉。而且，正因为他们自己一来就动下流念头，不论什么书，只要写了男女之情，马上就说是诲淫的作品。而且还认为自己在道德方面比作者要高，简直令人耻笑。这就好比是猴儿照镜子，因为自己太低级了，气得龇牙咧嘴。[2]
芥川借马琴之口揭露了日本检察官制度对书籍文艺的严密检查，异端思想的控制，检察官的粗暴和蛮不讲理。在这个充满激荡与和平，闭锁与明朗对立的气氛中，日本文坛上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纷纷出现，此起彼伏，此消彼长。芥川龙之介认为，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所追求的“真”是丑陋的“真”，以永井荷风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派所倡导的是沉迷的“美”、颓废的“美”，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白桦派人道主义冀求的“善”是虚伪的“善”[3]。他对这三者都不怎么赞同，试图以综合各流派的特色，将上述真善美三个理念融合在一起，以一种更真实的姿态，即新现实主义来追求真善美，企图调和三者保持平衡，大力推行形式与内容在表现上的一致。
“为艺术的艺术，一步走错就陷于艺术游戏。为人生的艺术，一步走错就先与艺术功利论。”[1]
对艺术至上主义的孜孜追求，让芥川十分注重技巧的锤炼，倾注毕生的精力去追求艺术至上的理想境界。正是怀着对时代的不满和对自己作为艺术家应有的创作姿态的思考，芥川开始创作《戏作三昧》的。
三、 小说的选题
“三昧”是佛教用语，指的是事物的精义或诀要。芥川龙之介将小说命名为“戏作三昧”，原文中是指主人公马琴专心致志于八犬传的写作。更进一步说，是指马琴艺术至上主义的创作心态。关于芥川为何会以马琴创作《八犬传》时某一天的经历为题，是基于?庭公篁村的作品《?琴日?抄》中对马琴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以及伴随着一切而出现的一些心理变化的描写，芥川从中找出了与自己心境的共通点，再将马琴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展开，并由此表现在各种矛盾面前，芥川坚定的文学创作态度。
文中，芥川借马琴之口暗示出了诸多矛盾。例如，不被大众理解的创作者。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靠稿费生活的职业作家，曲亭马琴凭借其超群的能力和毅力，以“惩恶劝善”为主旨，和对中国明清小说的模仿与借鉴，创作出了超越以往任何一部读本小说的杰作《八犬传》，为江户文学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便如此，在其创作过程中饱受各种非难与质疑。文中在描写马琴构思《八犬传》过程中写到有人在批评他的小说：
什么曲亭先生啦，著作堂主人啦，净吹牛，其实马琴写的都是人家故事的翻版。别的不说，《八犬传》不就简直是模仿《水浒传》的吗！……马琴写的玩意儿全是耍笔杆儿，肚皮里什么货也没有。仅仅是把‘四书’、‘五经’讲解一通，活像是个教私塾的老学究。[1]
在创作思想上、马琴反对文学单纯为了娱乐，主张文学要有惩恶劝善的效果。他的小说充满了武士道精神、儒家仁义观念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强烈的道德意识。当听到人家贬低自己的作品时，相对于不愉快而言，他更害怕的是大众的不认同会将自己引向以迎合潮流而创作的作家行列。因此马琴至今尽量不去读对自己作品的那些指责，以此来守护艺术创作的纯粹性。这也正是芥川所要表达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写照。其次，政治和文学的矛盾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关系。但是是服从于国家政治还是忠于自己的创作理念，怎样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问题困扰着很多作家。同样，《戏作三昧》中体现出的日本当局对知识人士控制和迫害、对出版业的严格控制等正是文学与政治矛盾无法调和时的表现。上述问题既是当事人曲亭马琴所遭遇的困难，同时更是芥川自己想要理清的问题。
《戏作三昧》中，芥川通过细致的笔触，将不屈于现实、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文学创作的马琴展现在读者面前，由此来表达自己执着地追求纯粹、完美艺术的立场，是艺术至上主义的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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