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17-02
随着社会分化的速度加快，除了以往的高低等级的纵向分化，还出现了中心-边缘的横向分化，出现了许多社会排斥的现象和问题，社会成员缺少充分参与社会生活、获得资源的机会。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以下的社会群体上：进城务工人员。在流入地往往遭遇到制度性的排斥，如福利保障及子女受教育机会；留守人员，主要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没有充分选择的机会。在同一制度结构中，获取的社会资本不同，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形成明显区隔。
一、文献回顾
1.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对贫困的研究，最早提出社会排斥概念的是法国学者Lenoir，指代被排斥在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群体。（李景治，2006）所谓“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者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唐钧，2002）
对社会排斥的成因，不同学者的理解不同，有学者将社会排斥归责于个人，即认为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和态度所造成的。Burchard从社会参与的角度考察社会排斥，认为社会排斥是个人生活居住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Burchard等，1999）将排斥的原因归责于个人，还体现在对贫穷的相关研究中。在贫穷问题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个人道德低下，正是因为贫穷群体依赖社会福利，形成了一种福利依赖文化，而这种依赖中包含的正是一种自我排斥。（Murray，1990）另一种观点是社会政策创造论，即认为是社会政策在提供资源时，对某些社会成员的系统化拒绝造成了社会排斥。周林刚认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社会群体，由于社会政策等制度化原因而被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和过程，被排斥的社会群体，诸如农民工、老人及残障人士等，在社会资源的获取上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周林刚，2004）
2.在中国的研究。在对城市贫困人群、新失业群体的研究中，有学者研究认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欠缺技能，缺少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更容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后陷入社会排斥的困境。（滕姗姗，杨植强，2011）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观念的排斥成为关键因素，会加重经济排斥与社会关系排斥。（陈庆滨，2006）这一观点在对残疾人的社会排斥中也得到回应。（周林刚，2003）社会排斥理论应用到对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研究中外，还应用到对许多在“社会结构有意无意”排除的对象中，如对差生内化被排斥身份的研究（秦晓玲，2007），对大学生就业的研究。（李丹，宫照军，2009）
社会排斥研究中对于女性的研究较少，在对于女性单亲家庭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社会结构和观念上都阻碍了单亲女性接收和发展社会资本，从而在社会中处于被排斥的位置。（王爱丽，郭砾，2010）有学者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认为，农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来自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的双重竞争，同时还受到中国传统的两性劳动和权力分配意识的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女性被排斥的程度。（宋瑜，2008）
综上所述，社会排斥在中国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贫穷群体的被排斥情况研究，对女性群体关注不够，性别视角运用不足，没有看到整个社会的父权文化建制形成的权力结构。
二、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
在反抗父权制的语境中，与标榜理性、客观、追求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男权对立的一切群体都遭遇到社会排斥。女性被社会主流文化塑造成为二等公民，也即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激进女性主义提出了父权制这一概念，来指代贯穿于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对于男性气质的推崇，对不符合男性气质要求的一切价值形态的贬低和排斥。父权文化的话语不仅解构了社会的制度政策，还解构了人们的思想范式；父权文化压迫的不仅仅是女性，男性同样是被压迫的对象，不符合主流话语评判的社会成员均处于被排斥的位置。但在被压迫者内部，男性又利用其身份优势在获取资源的竞争中排斥女性，导致女性群体只能处于福利体制的边缘。下文将社会排斥置于女性主义视野下，对其成因和结果进行分析。
1.社会结构：排斥的机制。社会排斥的经典定义为三种类型的排斥，从“团结型”到“特殊型”再到“垄断型”（Silver，1995），关注点由个人逐渐转向社会，最后落在社会结构和权力群体的操控上。
女性主义关注个人处遇与社会结构的关联。国家通过福利资源的分配和身份的认定，将个人与家庭归置于国家市场的结构中，个人生活的福祉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对福利的看法，对弱势群体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归因。而以扶助弱势、谋求社会公平为主旨的福利制度，也是在此权力结构中产生，实际上能多大程度地减少不公平，或者又会制造多少的不公平呢？有学者对福利供热制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效益一般的单位，供热的福利补贴只发给家庭中的男性，这缘于福利住房是“分男不分女”的，于是在福利供热这一问题上，性别和单位体制交叉共同作用造成两种极端情况：一种如果丈夫所在单位效益不好或者下岗，那么夫妻双方就享受不到任何福利，而另一极端情况是夫妻双方享受双重的福利。（胡晓红，王晶，2006）表面上看，这是供热问题，实际上是与集合了资源的单位制、福利住房等紧密相连的。当和权力、稀缺资源联系起来时，女性社会资本的减损程度就被放大，女性被社会排斥的程度加深。
政策制度实质上由国家意识形态决定，自由主义或是保守主义的倾向，催生出不同的社会政策，造就不同的福利保障。国家不是中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深深隐含着父权主义假设和男女不平等的价值判断。（George，1994）父权主义作为一个性别结构，控制着女性；同时还构造着核心文化观念，拣选着价值理念，而被推崇的往往是男性气质。观念上的规训，让社会成员放弃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反抗，自觉服从权力结构的安排，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安然处之。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结构面前，女性无力反抗，更无法逃离。为了能在“男人的社会”中获得生活空间，女性发展出许多妥协策略，其一是学习男性话语，操演男性气质，而这往往会被社会指责为“不适当”或者“越轨”（男性操演女性气质时会遭到更猛烈抨击，因为会造成权力界限的缺口流失）；其二是安然于自己的“第二性”身份，主动扮演社会所规定的女性角色，展现社会所期望的女性气质，这会在为女性带来直接的利益，如淑女的褒奖、贤妻的名分会为其带来优越的物质生活，而这都是由男人来裁决和提供。在长期的男性语境中，对女性竞争意识和成就动机的消减，更好比是对女性成为“一等公民”的进取心的阉割，男性在专业领域和权力领域摒除女性的声音，把握了绝对话语权，进而使得女性处于男权社会结构中。为了得到男性话语的认可，女性或主动或被动地习得了这样的观念，女性也如男性预言般地成为二等公民。 在父权制的国家制度下，女性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中都遭遇着不公平。有学者就提出，这样的劣势积累，造成很多女性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方面遭遇到不公平，而这正是她们人生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积累的结果。（裴晓梅，2006）福利制度也是父权主义的代言人，女性都是作为被压迫的一方，对此福利制度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女性成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被排斥群体。
2.社会资本：排斥的结果。社会资本最早由雅各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后布迪厄将其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而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得到广泛运用，也常常与社会网络交织被讨论。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都镶嵌或悬浮于一个由多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多重、复杂、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之中。（姚小涛，席酉民，2003）女性在各自的社会网络中，能链接到的资本很有限。女性被形塑为二等公民，社会网络资本（如晋升机会、薪酬奖励）也会较少流向女性；女性被要求扮演照料家务的角色，男性承担主要的物质生活责任，女性担当价值被低估的家庭生产，在家庭内部资本分配时，弱势的女性分得的个人资本很少。同时，主要由女性组成的社会网络，如“单亲妈妈互助会”等，因为网络中的成员拥有的资本和社会关系很少，整个社会网络的集聚效应也不明显。社会结构导致社会排斥，被排斥群体的社会网络支持薄弱，缺失争取资源的途径，更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本的缺少，陷入更深层次的社会排斥中。
三、结语
本文回顾了社会排斥理论，并将社会排斥置于父权制结构和性别秩序文化中进行思考，认为社会政策、福利制度中，体现男权意志，排斥女性群体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在社会资本的竞争中，女性永远处于劣势地位。除去社会结构上的被动排斥造成社会网络的脆弱和社会资本的薄弱，还有被排斥群体对父权观念内化后的自我排斥。同样，社会弱势群体也被排斥，但在其内部，男性仍然依靠父权文化在压迫和排斥女性，社会结构排斥和性别排斥的合谋造成女性的二等公民或三等、四等公民的弱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