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教育的几个特点
典型案例：1995年和2000年，蔡金法共运用了4类任务检测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的数学表现。包括计算、简单问题解决、过程受限的复杂问题解决、过程开放的复杂问题解决四个类型的题目。美国学生在过程开放的任务上的表现明显胜于中国学生，而中国学生则在其他三个方面遥遥领先。但是开放性题目最具有新奇性，需要做更多的探索解释这些差异。因为往往不能够通过一种算法就可以算出来，而是需要对问题情景分析探索，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且允许存在多种答案。其他题型则往往通过实施标准算法就能解决。
无可否认，中国学生的基本功很扎实，记忆能力很强。在各种国际级的数学竞赛中，屡次获得大奖，数学水平远远超过同年龄段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但这是中国学生花费大量时间，投入大量精力，甚至以学习兴趣的丧失为代价所获得的。学生数学学习总是停留在记忆、模仿、练习、考试等缺乏主动性的层面，缺乏创造性，在标新立异方面往往没有突破。最显著的一个问题是，那么多中国学生怎么就得不到菲尔兹奖？这个问题说明中国数学教育改革仍然是硬道理。向国外学习先进的数学教育理论和实践，仍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下面将从三个方面作介绍。
一、评价体系特点与不足
记得从小学到现在，数学试卷上的题，都是结果做得正确，就给个大大的对号。不管过程中存在多少曲折，或者是思维误差。而有的学生做的数学题目结果错了，但是过程中清晰的步骤、严谨的思维表现，评价者很少顾及。我国评价体系在逐渐完善，但单一模式的定量评价还是占主导地位。
数学评价应倡导多元化、人性化，除了对结果作出定量分析外，我们更应该关注对过程的定性分析。这样学生对每个任务的回答都会在认知方面得到检测，就像解题方法，策略，逻辑思维，推理判断，数学错误，数学表征等。这些识别出了解题表现中的差异，有助于解释和澄清那种定量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而且对于同样的答案可以有更多的思考和假设，这些都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有促进作用。
二、学生的问题意识、观察力不强
在数学解题过程中，如果说观察力强的话，那么多的角度，总会在“灯火阑珊处”发现新奇之处，而不是一味地遵照标准模式、标准答案解题。这是传统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遗留下来的病根，我们对此还是缺乏真正的改革。
刘墉先生在《中国学生的通病》一文中提到：中国学生“好奇但不爱发问”。这种现象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他们怕过于突出被人认为是爱出风头，有句话说“棒打露头青”，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低调点好。以至于学生都是等着别人问，自己只管听。没有自己的问题，也反映了学生很少深入地思考、分析。对问题的思考非常肤浅，不能抓住关键，提出有创意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错误的中庸思想在作怪，即把中庸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即平衡的原则，反对变化和动荡。事实上，中庸之道在于不偏执，在矛盾两极间找到最佳途径。在诸多可选择的可能性中取得最佳的、最合情合理的选择。也可理解为应保守时则保守，应激进时则激进，应受中道时则守中道。知道何时顺情理，何时顺事理，该理智时理智，该动情时动情。所以，当务之急，探究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状态及方法态度以求转变学生的思想，提高教学质量。
三、思想上的限制
自古以来，我们的儒家学者的伦理学，在当时的农业社会是适用的，有些还是超前的。例如，儒家强调勤奋，将成功归因于努力，拼搏的精神，坚信熟能生巧。孔子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通过“三不朽”包括立德、立功、立言来延续生命。到了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包含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成套的体系，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统治者利用这些东西，使得他们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把一些道德上的和观念赋予了法律的权威，把平淡的理论极端化了，必有其弊端。平常百姓不得不服从，对旧的条条框框不敢有所突破，在潜意识中，就一直在寻找着某种标准。这种不好的现象要改，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从思想上的突破开始，落实到个人就是，突破那种自我设限。
自我设限是指个体针对可能到来的失败威胁而事先设置障碍，以达到自我保护或自我提升的目的，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中学生学习负担重，心理压力大，学业自我设限行为较为普遍。自我设限的行为会带来比失败本身更严重的不良后果。我们应该尽力帮助每个学生排除自我设限，走出学业困境，从容应对学习中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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