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五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116-06
收稿日期：2015-06-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不同省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调查研究――以云南、内蒙古、吉林为例”（14YJC880097）。
作者简介：杨倩（1984- ），女，山东肥城人，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一、问题缘起
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不同族群之间在获取教育机会时可能会受到社会阶层和族群身份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同一族群内部也可能因社会阶层位置不同而产生差异。查尔斯（Camille Z. Charles）[1]等人的研究显示，族群之间在家庭背景上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学业成绩的族群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的中介作用加以影响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群，如非裔美国人、土著印第安人与西班牙裔美国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如白人，其父母较少谈论大学计划，较少为子女的高中学业做计划，较少送子女去私立高中，并且为子女大学入学的经济准备也不足，这些对子女的高中学业成绩以及进入大学的机会都有不利影响。奥尔（Amy J. Orr）[2]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财富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财富主要是通过影响子女可接触到的文化资本的多少从而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黑人学生成绩之所以比白人学生要低，是因为其拥有的财富实质上比白人少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族群与阶层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并不总是重合，如奥尔在控制了阶层因素的影响后，发现族群因素对学生学业成就发挥了显著的消极作用，与白人学生相比，黑人学生成绩较低。这说明族群身份是影响人们获取教育机会、取得学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获得教育机会的过程中，一些族群的成员所遭遇的困难是另一些族群的成员所不用面对的。
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问题的研究基本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从一般性的理论阐释入手分析少数民族教育的低学业成就问题，如祖力亚提?司马义[3]等人的研究;一是通过实践性的田野调查对某一民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如钱民辉[4]、马茜[5]等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少数民族的学业成就问题，而对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各个少数民族间的社会阶层分化对少数民族学业成就和教育机会的影响关注较少。谢作栩、谭敏曾以少数民族整体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家庭背景、族群因素对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6] [7]。那么，不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否存在差异？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是否存在差异？各种差异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在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少数民族各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是否有所不同？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访谈资料，以云南省五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对象，分析各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边疆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省13所高校在读少数民族大学生（共涉及34个少数民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 450份，回收6 115份，回收率达82.1%，有效问卷5 608份，有效率达91.7%。其中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和纳西族的有效样本（共3 511份）分别有1 590份、371份、879份、445份、226份，分别占总有效样本的28.4%、6.6%、15.7%、7.9%、4.0%。该问卷“家庭背景”6个项目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0，说明“家庭背景”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文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8]课题组关于当前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划分法调查了学生父母的职业类型，并将十个阶层合并为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三大阶层类型①。然后根据这三大阶层划分对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和纳西族大学生所处的社会阶层进行统计。这5个少数民族的阶层构成比例来源于《云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全省各民族分性别、职业的人口”的推算[9]（P1338-1340）。本文在统计了样本中大学生所处社会阶层的构成比例与少数民族人口的阶层构成比例的基础上，采用“辈出率”[10]②这个指标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各个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
从入学机会的数量上来看，表1分别对所抽样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纳西族大学生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发现上述各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样本占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4%、6.6%、15.7%、8.0%、4.0%。辈出率测算结果显示，纳西族、白族、傣族、彝族和哈尼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辈出率分别为1.98、1.54、1.00、0.86、0.62，其中，纳西族和白族的辈出率最高，傣族和彝族次之，哈尼族最低，说明这五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呈现明显差异，纳西族和白族子女的入学机会最高，傣族和彝族次之，哈尼族最低。 就入学机会的质量而言，表2统计了三类高校中五个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分布状况，结合各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情况进行辈出率测算，得出了不同少数民族子女就读各类型高校的差异情况：第一，重点本科院校中，纳西族、白族、傣族、彝族、哈尼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1.98、1.67、1.14、0.71、0.43，说明纳西族、白族子女进入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最大，傣族、彝族次之，哈尼族最小，呈梯级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4.60倍。第二，一般本科院校中，白族、纳西族、彝族、傣族、哈尼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1.96、1.73、1.08、0.83、0.43，说明白族、纳西族子女进入一般本科院校的机会最大，彝族、傣族次之，哈尼族最小，呈梯级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4.56倍。第三，高职高专院校中，纳西族、哈尼族、彝族、白族、傣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2.23、1.19、0.99、0.90、0.85，说明纳西族子女进入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最大，远高于其余四族，呈蒜型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2.62倍。第四，从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来看，五个少数民族在高职高专院校、一般本科院校、重点本科院校辈出率的标准差分别为0.57、0.63、0.66。这说明在不同类型高校中，五个少数民族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在高职高专院校中，五个少数民族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小;在一般本科院校中，此差异相对较大;在重点本科院校中，此差异最大。
笔者通过实地访谈和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少数民族之间在职业结构（阶层）、教育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比如纳西族、白族处于较高阶层的人口较多（国家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分别为1.07%、0.81%，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49%、5.83%），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较高（分别为11.47%、7.46%），而哈尼族处于较高阶层的人口较少（国家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仅有0.40%，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仅为2.58%），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较低（2.93%）[9]（P1338-1340，397-399）。优势阶层往往占有较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其子女“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11]，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利于学业的成功。而基础阶层子女所能从家庭继承的有利于其学业成功的资源比较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取。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成员中积累并共享的态度经验和性情倾向等家庭的惯习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影响父母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介入程度、所提供支持的数量和类型以及所营造的子女成长的环境差异，进而作用于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表现和选择，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和升学机会。对一个族群而言，其所拥有的优势阶层越多，高学历的成员越多，族群作为一个整体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也就越多。另一方面，族群文化也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教育机会。从访谈结果来看，白族和纳西族普遍具有重教兴学的历史传统和观念意识，即使是处于较低阶层家庭的父母也能重视子女学校教育，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这非常有利于子女克服学校和社会中遭遇的文化语言障碍，克服家庭社会阶层位置较低、经济收入较少、文化背景弱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积极推动子女获得较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白族和纳西族的情形恰好相反，哈尼族由于多聚居于山区和半山区，很多家长倾向于保守的传统思维，缺少吸纳主流文化的意识，往往不重视子女教育，这些都制约了哈尼族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哈尼族子女受家庭不利因素的制约更大，他们往往较难获得层次更高、质量更好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傣族的情形又不同，傣族多聚居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支柱产业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的经济收益较高，但大多为粗放型产业，从业人员无需较高学历，仅靠家传技术便可以从事，这促使傣族的高等教育的需求较低;同时，由于傣族深受宗教文化影响，主流文化的发展相对薄弱，大多成员讲求凡事随性，顺其自然，安于现状，影响了傣族父母对教育的态度和教育期望，进而影响傣族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二）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1.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总量差异
表3结合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口的构成比例以及不同少数民族大学生样本的阶层结构，通过测算辈出率来分析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统计结果显示：第一，无论何种少数民族，其优势阶层辈出率都远高于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比如哈尼族优势阶层辈出率为16.50，分别是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的13.2倍、18.3倍;傣族优势阶层辈出率为18.75，分别是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的19.95倍、20.16倍，这表明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总量存在很大差异，优势阶层子女占有很大优势。第二，从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来看，傣族、哈尼族、白族、彝族、纳西族三大阶层辈出率的标准差分别为10.29、8.91、5.42、4.17、1.96，说明在入学机会的总量上，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存在很大差别，傣族和哈尼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白族和彝族次之，纳西族最小。
2.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质量差异
就不同类型高校而言，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状况如表4所示。该表的数据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重点本科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中，五个少数民族优势阶层的辈出率均最高，说明这五个少数民族的优势阶层子女进入这两类院校的机会最高。第二，高职高专院校中，彝族、傣族、纳西族、哈尼族仍然是优势阶层辈出率最高，说明这四个少数民族的优势阶层子女进入该类院校的机会最高;而白族基础阶层的辈出率最高，说明白族基础阶层子女进入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最高，这可能是由于白族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已经逐渐转向追逐具有更高文凭价值、象征更高身份地位文化的本科高校的入学机会，而让渡了部分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第三，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显示，重点本科院校中，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傣族次之，纳西族最小;一般本科院校中，傣族和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彝族次之，纳西族最小;高职高专院校中，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远大于其他四个少数民族。 综上可以发现，一方面，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的总量和质量均存在很大差异，优势阶层子女占有很大优势。这显示了少数民族与其他群体一样面临着内部的结构性分层，这种分层结构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分层体系保持着高度一致，即优势地位群体占据了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而那些父母职业地位不高、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地处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与质量都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五个少数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哈尼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纳西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小。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少数民族的内部分层有其自身的特性，如哈尼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程度更为突出，纳西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程度较小。
四、主要结论与分析
1. 不同少数民族获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均存在差异。无论在入学机会的总量上，还是在获取代表较高质量的本科入学机会上，纳西族和白族都占有很强的优势，而傣族、彝族、哈尼族则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尤以哈尼族最甚。并且，院校层次越高，这种差异越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少数民族之间在职业结构（阶层）、教育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另一方面在于族群文化的差异。这二者相互交织地影响着其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使不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呈现多样性。
2. 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的总量和质量均存在很大差异，优势阶层子女占有很大优势。这显示了少数民族与其他群体一样面临着内部的结构性分层，这种分层结构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分层体系保持着高度一致，即优势地位群体占据了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而那些父母职业地位不高、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地处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数量与质量都明显不足。
3. 五个少数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哈尼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纳西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小。究其原因在于，不同少数民族内部结构性分层有其自身的特性，哈尼族内部社会阶层差异程度更为突出，纳西族内部社会阶层差异程度较小。
我国不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既有社会阶层的影响，又有族群文化的影响。鉴于此，在改善不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机会时，各个少数民族应当根据本地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将低阶层少数民族学生作为政策的受益群体，并积极提升少数民族父母的文化教育素养，从而改善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态度和教育期望，以缓解不利家庭背景对其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负面影响，提升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