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学长电影的审美之维
路学长把握着生活与艺术的规律，对生活加以改造，加工成艺术，放到银幕上，变成电影。他的审美角度独树一帜，在新生代导演中显得与众不同。他的作品不仅有着超越了电影本身的教育与现实意义，而且体现出独具特色的审美维度。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近路学长电影的审美之维。
一、人物主体自我拯救的平凡之美
在新一代的导演队伍之中，路学长导演的电影作品不算多，然而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能将他独特的美学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始终通过影像来坚守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人文关怀。在电影中，他没有揭露身边的阴暗之处，也没有美化生活中的细微美好之处，既没有有意地对生活进行剖析，也没有用历史故事或寓言小说来对传统的东西进行探讨或批评，这样的电影自然也无法达到表面上的高大上的美学效果。路学长的电影中的主角大多是在社会底层打拼的劳动人民，既不光鲜亮丽，也不大红大紫。这些在生活中并不突出的小人物，并不见得会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也不会引起观众多大的反思和遐想。但是路学长从自己独特的美学视角和表现方式出发，把一个个小人物从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之中剥离出来，掌握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规律，给观众展现艺术与生活结合的美感，使观众产生极大的共鸣。[1]
路学长出道后的第一部电影《长大成人》在几经调整和修改后，终于获得了电影局的批准发行，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影片讲述了周青由一个少年慢慢长大成人的过程的故事。1976年北京的夏天，主人公周青带着被父亲剃了一半的头发，和朋友小莫跑向了一截长城的遗址，在那里周青拾到一本残缺的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周青在地震期间看到男青年纪文的吉他以及纪文还在上高中的女友绍英。不久“四人帮”倒台，周青开始在纪文的乐队中担任乐手，这段少年生活很快在纪文与绍英的纷争中宣告结束。周青进入货运站开始强劳动力的工人生活，强壮的火车司机朱赫莱成为他心中的榜样，两人的相识以朱赫莱用自己的腿骨挽救遭遇事故的周青结束。一晃多年，80年代末，周青结束在海外的学艺回到北京，面对使他备感陌生的北京摇滚圈，理想主义者周青无所适从，只能凭借寻找朱赫莱的执念在城市中继续游走……
周青这个形象的塑造是路学长精心打造的，他的人物形象反映的是路学长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教育的印记。路学长试着用电影来展现小人物的正义、英勇、善良的一面，试着通过最平常的刻画让观众来认识这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伟大的一面。然而很不幸，当代的社会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纯粹，而是越来越功利化，传统的观念、伦理纲常、道德人伦已经一步步丧失殆尽。
《长大成人》这部电影，是想在思想的高度上塑造一个有英雄情怀的小人物形象，而影片展现出来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形象自身的意义，隐藏了一个不同的形象，一个全新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包含了在社会飞速变换的洪流中人们集体逃避堕落，来进行自身的拯救的过程。周青这一形象摆脱了社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形象的一贯束缚。
另一部电影《非常夏日》里主人公也有自我拯救的场景，却与《长大成人》不同。主人公是一个叫雷海洋的年轻人，为向分手的女朋友证明他的实力、挽回女友的心，他下海经商。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他与一名北漂女孩一起搭顺风车，女孩却不幸被两名司机强暴。雷海洋睡醒发现了这一幕，想解救这个女孩，但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退却了，他害怕了，他躲在草丛里不敢上前。女孩子被两名司机推倒在地，看见了他，而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遭受凌辱。尽管女孩没有生命危险，但女孩惊恐慌乱的眼神时时刻刻围绕着他。他无法忍受内心的愧疚和自责，找到了女孩，请求原谅。女孩原谅了他，但他依旧无法原谅自己，通过报警来找出罪犯。最终警察抓住了一名罪犯，将他绳之以法。这样的事情经历使他渐渐成长起来，内心的男子汉气概越来越强烈，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向别人低眉顺眼的人，而是直起了腰板，甚至对前女友的男朋友也毫不留情。当逃跑的另一个罪犯绑架了那名被凌辱的北漂姑娘时，雷海洋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这次雷海洋完成了自我拯救，他挽回了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影片中，路学长对空间的表现非常敏锐，在单一取景的大量长镜头中，适时地插入了特写镜头，增加影片的维度和变化，体现层次上的多样性。如雷海洋目睹了女孩被货车司机强暴后，躲在灌木丛中，当摔倒的女孩看到他的一幕，就插入了特写镜头。通过主人公面部表情被异常放大，甚至异化，增强了人物性格的表现力和作品表现层次的变化。
路学长这两部电影从人的内心世界出发，探索心灵深处的东西，用艺术的形式展现了个人心灵深处细微情感的变化，把主人公自我拯救的艺术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像罗艺军所说：“电影的发展与进步，一句话概括，就是要以生活的实践为出发点。”用平凡的画面记录平凡的生活，不夸张、不矫饰，小人物平凡而伟大的人性光辉就在他冷静的镜头中自然地流淌出来。
二、底层个体现实生活的纪实之美
作为受过正统学院教育的新生代导演，路学长深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新现实主义”[2]。在路学长的电影中，延续一贯的纪实风格，将导演自己隐藏在摄影机后，淡化自己的主观意图，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实生活的本真。这种真实的、冷静的视角，恰恰是导演独特审美意识的最好诠释，让观众在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下进行不同的人生体验。镜头中往往没有对光线、景致、色彩和人物形象进行过多的渲染，却营造了最朴素的生活气息，社会现实和人物以最真实的面貌出现。而正是这种真实，不露痕迹地带给观众巨大的心灵震撼。 《卡拉是条狗》这部影片的背景是在国企改革的年代。电影中老二的老婆玉兰工作的国企已经没有了生气，玉兰下岗，没有生活来源，家里都靠老二支撑。老二所在的单位没有什么活力可言。国企改革如火如荼，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但老二和妻子已经步入中年，他们面对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没有准备，无法应对。他们经济上不宽裕，没有足够的钱生活。这样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心理，无疑使老二这样的人成为社会的底层，他们都平庸拮据，混着日子，他们也没有高雅的谈吐和气质。而这部电影所展现的与前两部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有纪实意义的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
故事因老二的宠物“卡拉”而起。“卡拉”是老二心爱的宠物，因没有养狗证被公安局带走。故事围绕一家人在“卡拉”被带走后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展开，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几位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对于卡拉，老二一家人有不同的表现。玉兰心疼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打算放弃卡拉。但玉兰的儿子亮亮却对卡拉万分不舍，可以为救卡拉付出代价。对于老二而言，卡拉对于他有不同的意义。卡拉总会让他高兴起来。他甚至认为，在卡拉面前，自己更有存在感。为了把卡拉带回来，他费了很多心思。向别人借狗证，在被识破后又到处求人，想用别的手段把卡拉讨回来。他和朋友所找的人都是没有实权的人，这一群底层人民都活在对权力的无尽假想之中，彼此找来找去，他们和老二一样，眼中的世界充满了灰暗无聊。在这里，电影已经把视角放在了社会底层的深处。
在四处找人失败后，老二只好放弃，买了一条别的狗来顶替卡拉。可他却被骗，买的狗只是一条染色了的狗。在展现老二挽回卡拉的事情发展中，他的焦躁不安、顾虑忧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二的本分与狡黠并存的矛盾心理。电影并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现，只是以白描一样的简单手法描绘了老二一家三口在失去了卡拉之后的忧虑焦思和试图钻空子把卡拉带回家的一种心理。
这部电影没有过多的深度和渲染，只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展示，就像把日常生活的一幕幕复制粘贴。在经济转型时期，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让老二一家历经艰辛。电影生动地把老二这类人所处的窘境表现出来，不去躲避生活对于底层人民实属艰苦的事实。[3]
对于电影画面的掌握，路学长完全将形式美的法则运用于无形之中，既不刻意展现表现技法，也不破环电影的整体风格。在影片中，老二蹲在阳台吸烟这一镜头，老二在画面的左下角，并且始终没有进入人们的视觉中心，导演正是利用这样一组画面构图，不经意地把老二在家中的地位和人物自身的渺小展现出来。对老二和杨丽的情愫，并没有大肆渲染，而是若有若无，如行云流水般轻轻带过，保持了一种客观冷静的审美视角，留给观众自主思考和判断的空间。
为了追求视觉影像的现实感和空间的真实性，路学长的电影采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也正是这样看似平静的镜头表现力，将生活之美的碎片整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了他特有的审美风格。正如巴赞在“纪实美学”电影观中强调的“可见空间的真实”正是依靠长镜头技巧来完成的。而在整个电影的表现手法上，路学长通过淡化的故事情节、冷静的镜头语言，将电影的叙述者定位为一个旁观者或记录者，来体现纪实性的美学理念。[4]整部影片如溪水般静静流动，很少体现冲突和悬念，却映射出生活本真的状态和朴素的美感。
三、边缘女性自我觉醒的意识之美
《租期》是一部描写“小姐”王莉的电影，用荒诞的手法展现特殊职业人的生活。影片塑造的王莉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女人，为了开店不惜用身体赚钱。但她却没有陷入金钱的旋涡，反而在朋友危难之际慷慨拿出全部积蓄解救。她也脆弱，在很多时候无助地哭泣。但她并不是以用身体赚钱为目的，而是一个用人格换平等的手段，她并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甚至颇为自豪地说自己是高收入阶层。
生活中存在王莉这样的人，她们躲在社会的灰色地带，表面平淡老练，心里也有苦衷。路学长在对王莉这一角色的表现手法上，既没有特别交代她入行的缘由，给予开脱或者怜悯，也没有对其表现出道德上的原谅和抚慰，更不存在刻意的丑化、训斥和指责。只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地叙事，把这个职业从业者的心理、经历、酸甜苦辣一一展示给观众，将这一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异化人群以其本身的面貌呈现出来。影片始终坚持用她自己的视角去看待生活，看待自己，面对自己在生活中的不堪和挣扎。简单的镜头表现，冷静的叙事手法摒弃了其他的外在的干扰，纯粹地、冷静地表现人物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觉醒，让观众自己体味个中滋味。
四、结 语
路学长是一个用影像说话的电影人，但他也曾经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图不在影像本身，而在影像之后，是用眼睛无法看到却能感知的真实。[5]路学长通过独特的审美视角、非常规的镜头语言、纪实的叙事手法、风格化的表现为我们还原了生活的本质。他的摄影机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不同的人间百态，把生活点滴剖析给观众，把对美的体验还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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