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属性
根据联合国“UN My World”调查显示，在2013年至2014年间，全球共有200万的青年受测者、不论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已开发国家，都将“诚实而具有回应力的政府”选进了各项优先需求的前列，排名甚至还高于对健康照护和营养食物的需求。《报告》还指出，社交媒体的爆炸性发展，展现出青少年表达意见、执行自身想法的意愿；特别是在那些青少年人口比例高的发展中国家，年轻人将会要求更多的让自身也参与发展进程的渠道。[1]在我国，青少年日益表达出了愈发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和诉求。而互联网所搭建的政治参与新平台，为青少年表达政治愿望与需求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通往民主政治美好图景的康庄大道。当然，这条路时常沿途阳光明媚，群花绽放；但偶尔也雷电交加，荆棘满地。
一、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青少年
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与我国现实的整体政治背景、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密切相关。青少年群体大多属于80后、90后甚至00后，是出生于世纪之交的新一代。他们成长在和平年代，国家集中全力开展经济建设，国力的日益强盛为他们排除了内忧外患的干扰。与过去相比，这一代青少年从小就享受着较为优越的家庭环境，并且可以不断接触到外来新生事物。许多青少年从小就开始跟随父母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开阔了眼界，形成了更为开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不像自己的父母一辈那样相对保守、闭塞，安分守己的追求稳定、平淡的生活。这些青少年更想要去探索、闯荡，发现不一样的世界，甚至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自我认知层面，他们更注重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不是几亿人口中的一个平凡分子；因此，他们也更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与社会的发展，希望能够发掘自己的力量，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互联网成功地融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实现了传统媒介所没有的大范围、远距离的双向互动。[2]CNNIC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7.9%，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到2.77亿，青少年网民手机上网的比例为87.6%，这就让青少年有了一条更为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
我国对于精神明文建设的大力推进，多种多样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不断成熟，日益富足起来的中国百姓不再把目光单纯的放在金钱上面，而是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生活。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文化不断传入，中国政府借鉴西方政治建设的先进经验，去粗取精，结合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现实国情，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从美剧、好莱坞大片、西方流行音乐在国内青少年群体中的风靡可以看出，青少年对于外部世界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甚至是崇拜心理，西方政治文化中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也给了青少年参与政治的启发。政治亚文化是政治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所属的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地域、年龄和性别等的不同，产生的有别于主流政治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并在政治体系中起着一定影响作用的政治文化。[3]青少年政治亚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与我国主流文化相契合，大大促进了青少年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在群体交往中，青少年彼此之间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由于青少年所处的年龄阶段，导致其心理上存在对同龄群体的模仿和追逐行为，主要表现为青少年行为举止中较为强烈的从众和跟风情况。对于青少年而言，尤其是处在初中和高中时期的青少年，他们往往看见自己的同伴拥有什么、做了什么，就希望自己也可以一样。这主要是因为青少年对于自己的定位仍处于模糊状态，并不了解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于个体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成体系的价值观，所以，总是摇摆不定，可塑性极强。因此在青少年群体中，那些平时表现较为积极、引人注目的个体往往成为同龄群体中关注和竞相模仿的对象。显而易见，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大化与同龄群体间的相互驱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二、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多元矛盾的对立统一
对于青少年的政治参与行为，大多数学者保持乐观的态度。青少年群体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鼓励他们积极进行政治参与，不仅能够帮助青少年从小树立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富强、民主、文明社会的建设。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青少年政治参与的现状往往喜忧参半，仍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部门予以指导和帮助，才能更好地树立正确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健康的政治参与行为。
1.热情和冷漠交织
互联网的特性契合了当今青少年所处年龄段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因此，在网络环境下，青少年的政治参与行为更加普遍，表现出了主动、积极的一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是持续推进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础，是青少年政治参与的动力源泉；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已逐步觉醒但尚未成熟；许多青少年受家庭、社会的影响，往往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娱乐消遣、学习、人际交往等活动，并未形成文明的政治参与意识。同时，由于媒体所塑造的政治参与的刻板印象，以及部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照本宣科和僵硬化，导致了青少年政治认识的片面性，从而产生了对于政治的冷漠甚至排斥心理。
2.理性、自制和冲动、盲目、极端共存
当今青少年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中，学校、家长引导着他们树立了正确和主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都相对较高，与此相应，青少年的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他们能够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自觉遵循网络政治参与的秩序，严于自律等等。但另一方面，青少年又处在一个极易受到煽动和刺激的年龄段，他们往往会受到同伴行为的感染，因此在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一旦群体内部出现具有煽动性的话语和诱导性的行为，就极易引爆青少年的情绪，引发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比如，网络政治参与的盲目性，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极端性，网络政治参与意识的冲动性等等。而一旦青少年丢掉理智，就极易成为社会不良分子利用的砝码，干扰网络政治活动的正常秩序，引发网络政治参与的乱象。 3.渠道的多元和选择的集中并行
与传统的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改变了传统现实政治参与中存在的诸如参与渠道狭窄、流程复杂、内容单一和结果未知等问题。互联网平台的便捷性、交互性和内容海量性，简化了政治参与的流程，丰富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内容，青少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选择参与的方式和时空，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更加新颖、活泼的新媒体形式成为了青少年更偏爱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而那些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政府门户网站，则较少被青少年问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政务工作的被动性，其往往只是把内容发布、上网，就不再关注，较少与参与者进行互动；同时，形式缺乏创新，没有打造出自己的网站特色和具有吸引力的内容形式。而从青少年群体来看，长久以来的使用习惯导致他们并不习惯浏览官方网站，而更偏爱具有草根特色和自由度广的市场化媒体平台。在集群效应的作用下，通过贴吧、微博、论坛等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使用者越来越多，而政府工作网站则有门可罗雀的窘境。
4.网络政治参与客观条件的平等性与主观因素的个体差异性并存
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来说，通过互联网开展的政治参与具备了更广泛的平等性；尤其是在青少年网民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87.6%的现代社会，可以说绝大多数青少年公民都有了相对便捷的政治参与渠道，这主要是由于客观的网络环境所带来的。但是，虽然具备了较好的客观条件，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却因个体而差异明显。调查结果表明，偏重网络娱乐类应用是青少年网民最重要的特点。青少年网民使用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和网络文学这四类应用的比例均高于网民总体水平，而其中网络游戏高出7.9个百分点。[4]可见，休闲娱乐类应用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使用对象，而政治参与并未位列其中。
更重要的是，对于农村青少年群体来说，由于网络普及程度相对较低，政治参与的自主意识相对较差，因此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有时还不如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目前政治参与形式一般是通过村委会组织的选举投票和村民大会，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的反馈、检举、监督。而这种定期举行的、有专人组织号召的政治参与活动，虽然破坏了参与的主动性，但更能保证青少年的参加比例，确保青少年对于权利的行使。而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青少年来说，他们往往只有初高中文化，父母大部分外出务工，家中还有年长的长辈和年幼的弟弟妹妹需要照顾，经济压力较大，甚至年纪很小就放弃学业来到城市务工，由于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因而政治参与对于他们来说更是遥远的。与城市青少年群体相比，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利益诉求和生存困难，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应该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诉说，甚至根本没想过诉说。
5.政治参与行为的明晰和政治认同的模糊同存
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是指人们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基础，是把社会成员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对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5]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自愿性，决定了其政治参与行为的明确性。在传统的政治参与活动中，青少年也许是为了完成学校或上级主管部门的任务、按照学校或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进行政治参与，因而其政治参与行为常常是被动的、茫然的。以投票为例，许多青少年学生应学校要求参与投票选举，但是却连参选的代表都不认识，这又谈何实现选举结果的科学与准确呢？相较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网络政治参与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而青少年的参与行为大多出于自愿或兴趣，其对自己的行为有较为明确的认知。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部分青少年的政治参与行为往往只是简单的政治围观，并不具备明确的指向性，所以，政治认同不强；而政治认同的缺乏，久而久之会导致政治热情的消弭，最终影响政治稳定。
三、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属性：自助餐厅式的媒介呈现
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媒介即讯息。网络媒体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也许并没有改变政治参与的内容，但是，这种技术的转变，让政治参与的呈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网络传播最大的特点就是“去中心化”，这使得传者、受众、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并且使这三者的界限更加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青少年都有可能成为信源，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同时，每个青少年也在扮演着受众的角色；与此相应，青少年的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与传统政治参与不同的属性。
1.参与环境更加开放和自主，互动性强
与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相比，网络政治参与的自主性更强、弹性更大。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较大，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少之又少。中小学生从一日三餐，到上学要穿校服，再到到学校上课的课程排列和课外作业，可以说，都是在学校有老师的监督、在家里有家长的督促中完成的；显而易见，青少年学生群体的生活节奏紧凑而一致，缺少变化和惊喜。然而，在网络空间，青少年成为了摆脱全方位呵护的独立个体，从是否参与，到参与的内容、参与平台和形式的选择，都是完全由个人意愿决定的，没有动员和号召，更不会被强制参与。可以说，只要青少年有参与的兴趣和意愿，互联网接入的无门槛性甚至不要求他们具备怎样的政治素养和参与能力，对于政治参与的多类型主体来说，这种宽容型、自助式的政治参与模式对于青少年等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是十分有利的，这给了他们争取自身权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
互联网是一个大型的网络社区，通过虚拟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互联网的多中心、交互式传播模式，能够快速的把有相同目标和兴趣的陌生人联系到一起，并结合成一个团体，多对多进行群体内部的交流和群体间的互动；进而从网络过渡到现实，快速将线上和线下打通，使网上形成的想法付诸于现实，实现虚拟和现实的互动。就目前愈来愈普遍的网络政治参与事件来说，青少年进行政治参与早已不满足于将活动局限于网上的情绪宣泄和寻求心理支撑，他们希望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小试拳脚，有所作为。因此，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行为从线上向线下延伸，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对传统政治参与的补偿性
这里所说的补偿性，主要是指作为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的政治参与活动，是对于传统政治参与的一种补偿。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其政治活动参与更依赖于互联网，因此这种补偿性尤为重要。青少年与政治参与中的活跃分子社会精英不同，后者可能已经培养和具备了政治参与的习惯和意识，因此，互联网对于他们的政治参与活动来说，更多的意义是提供便利，提高了其政治参与的频率和效率。即使他们离开互联网，长久以来形成的政治参与渠道使得他们的政治参与效果并不会因此而大打折扣。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由于个体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一个形成期，因此他们的行为往往不受理性因素的主导，更多的是率性而为，这就导致了青少年很容易放弃传统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看报纸和电视新闻的青少年越来越少，传统媒体在青少年群体中日渐“失宠”，因此，青少年一旦离开互联网，就很少再去主动关心政治内容。因此，网络政治参与大大地提升了青少年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效地克服了传统政治参与的局限。
3.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从众性
青少年的网络政治参与，有一部分是因为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提高，激发了青少年参与、投身政治的热情，因此他们知道怎样很好的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心系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关注着底层百姓和自己身边人群的利益。然而，也不排除有部分青少年，他们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关心、了解政治，而是对于同龄群体参与行为的机械模仿，带着凑热闹、围观的心理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因此这种参与行为往往伴随着随意的态度和玩闹的心理，容易导致不恰当的政治参与行为，引发网络政治参与的失序，甚至无视国家法律和其他网民的利益，不进行理性的思考，反而进行无理的指责和谩骂。而一旦这种情绪在群体内部扩散，带来群体的参与狂欢，失去理性控制的青少年可能就会迷失在政治参与的网络暴力中。同时，在这种网络狂欢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有可能以此为乐，进而故意混淆视听，扰乱民意，干扰政府决策，甚至结成犯罪团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4.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符号互动性
符号是用来传播的，是具有意向性的。[6]在网络传播中，网民利用各种已有或自己创造出来的符号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状态和需求，并与其它网民进行交流、互动。
对符号互动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杜威、库里、皮尔斯等人都曾提出过符号互动的相关学说，但是集大成者莫过于米德，他的符号互动论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所秉持的观念、价值、意义等是客观存在于外部世界并且是静止的观点，认为它们是通过主观的社会实践、建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中而产生的，并且会因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基础之上的，没有沟通和互动也就没有社会生活，而互动是通过符号（包括语言、手势、表情以及其他象征符号）进行的，人们对符号的共同理解和运用非常重要。[7]
“网络符号互动”是指运用符号要素进行的社会互动，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以字符、图形、文字、影音、照片、录像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要素，二是以个人价值观、道德观和个性为主要内涵的人格要素。网络符号具有独创性，与传统的文字语言有不同之处，代表着网络特定的、网民约定俗成的文化意义。[8]
2012年9月，由于民众对于日本宣布要购买钓鱼岛的言论和行为严重抗议，通过网络组织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并且在活动中引发了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群体事件。但是另有一群青年，不再像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一样，走上街头为了争取自由而摇旗呐喊，他们没有选择这种较为激烈的抗议方式，而是选择利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自己创作歌曲、视频、宣传漫画，号召大家保卫钓鱼岛，点燃网民强烈的爱国热情，之后还结合青少年的喜好，推出了“同款”手机游戏。他们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使这种情绪得到快速、大面积扩散，这种虚拟表达行为取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以保卫钓鱼岛的歌曲为例，歌词充满豪情壮志，曲调激扬澎湃，让人听后不禁热血沸腾。“保卫钓鱼岛/赶走贪婪凶残的强盗/捍卫我们美丽的家园/夺回被抢的珍宝/保卫钓鱼岛/掀起巨龙悲怆的风暴/誓在世界东方崛起/使龙的传人感到/无比骄傲”。与此同时，网友还自己制作了Flash动画，作为歌曲的背景MV。利用声音、文字、图画、色彩等多重符号宣扬自己保卫钓鱼岛的决心和勇气。
5.政治参与行为的网络媒介呈现
媒介呈现，即通过媒体来间接的展示、表达某一对象的行为、特征。在传统的媒介呈现研究中，研究对象多为传统大众媒介，如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而在互联网兴起后，则又加入了网络媒介呈现。但是对于网络媒介呈现的研究，多聚焦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网页、新闻APP客户端或者微博，忽视了自媒体最本质的特征。在网络自媒体时代，网络的媒介呈现已经逐渐脱离了这些传统的介质，而直接由参与者（即生产、制作内容的用户）自己加以呈现，而无需媒体的间接建构。他们通过自己在网络上的发言、转载、关注等一系列行为来表达态度、观点，最终形成网络舆情，从而摆脱了过去媒体呈现中偶尔出现的断章取义、部分真实等弊端，因此网络媒介呈现的结果更加可靠。
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的出现，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个体的完整表达，但是在当下，技术应用的开放程度还要受到体制制约，网络的“去中心化”传播依然存在诸多障碍。[9]网络媒介呈现与个体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对于一些熟悉网络技术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可以熟练的使用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符号来自我呈现，充分发挥出互联网的全媒体功能。但是，青少年对于互联网运行管理规则不够熟知，并且相对容易冲动、不够沉稳的性格特征，往往也会带来一些表达障碍。比如由于对于我国目前的国情认识不清、盲目的崇拜西方而发表过激言辞甚或消极反动的言论，进而导致被后台的管理员删帖甚至禁言。短期来看，这种现象单方面阻碍了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活动，打击了青少年的政治参与热情。长远来看，青少年表达渠道受阻，所积累的怨恨和不满到达一定限度就可能会形成报复和仇恨心理。倘若被删帖后没有对青少年进行及时正确的引导，则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如对我国的政治参与产生失望甚至排斥情绪，滋生叛逆、反对心理，成为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网络媒介呈现时代，青少年不仅要做到积极主动的参与，更应该有意识的培养和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层次。
由此可见，网络参与已经成为青少年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网络政治参与深刻影响着青少年，也使得我国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