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息在村民自治中的传播困境透视
“政治是新闻传播的主神经，传播是政治活动的控制器。”[1]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乡镇政府的模式对农村进行管理，在逐渐取消了生产大队后，为弥补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与作用的缺失，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当前农村基层政治制度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村民无法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管理村中事务，只有将自身政治信息传达给直接管理者――村两委（村委会、村党支部），来参与到村务的管理中。因此，政治信息的传播是村民自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不完善的政治信息传播将降低村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直接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和质量，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形成与发展。
一、选取的调查对象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位于延津县中部，县城北部，辖40个行政村，10850户，44520口人。其中塔铺二村，原塔铺乡，因著名作家刘震云处女作短篇小说《塔铺》而闻名各地；朱辛庄村，位于新乡市市区正东，紧邻新长线（新乡至长垣），距新乡市区20分钟车程，区位优势明显。两地皆物产丰富、人文厚重、人口众多和两委班子健全，因此，选取这两地为调查对象更加便于调查的开展，调查结果也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通过在这两地发放300份调查问卷后发现，政治传播在村民自治中，其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方面存在诸多阻滞因素。
二、政治信息在村民自治中传播困境的呈现及原因解析
（一）传播主体参与性不高、传播能力欠缺
在村民自治中，政治信息传播的主体按角色划分为村干部和村民，村干部通常与外界交流较多，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能力较强，在村中有一定的权威和地位。村民虽然对本村的条件和环境非常了解，但通常文化水平较低，了解信息较少。
1.认识不足致积极性差
借助李克特量表（Likert，1932）对村民参与村内活动的情况作了调查，态度分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半同意半不同意、同意、完全同意五个等级，分值为1-5分，分值越高则表示样本对题项的赞成度越强。
调查结果显示，村民参与村内活动的得分仅为2.6624分（满分5分），分数越高则代表村民参与村内活动越频繁。由此可见，村民对村内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
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如下：一是村民对客观现实无奈选择的直接体现。村民从内心是愿意参与到村民自治的传播活动中去的，愿意为村务的管理献策，从而改善本村的经济状况，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然而，由于村民自治制度被歪曲乱用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降低了村民的参与热情，迫使他们闭门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当村民一次次选出新的村委会，但村内的问题却依然得不到解决，贫困状况得不到改善时，村民就会对村干部失去信心，不再把民主参与形式当回事，直接以游戏或捣乱的心态参与其中或不再参与。二是村民参与成本与既得利益对比后的结果。村民参与需要付出成本，而参与成本与既得利益之间的差距，成为影响或限制村民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对村民自治制度的不信任和当前以经济实力决定社会地位的现实因素，相对于公众事业和集体利益，村民则更关注自家庭院围墙之内的事，这也是对村民自治制度重要性认识不够的结果。家庭以外的村民自治对他们而言则更像是“公家的田”，除非有利可图、有好处可捞时，他们才会积极参与。三是村民“臣民”固化思维下的产物。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普遍较含蓄，习惯“忍”，缺乏主动的参与精神。虽然这种影响在逐渐淡化，但仍有部分村民将村干部看作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将自己当作低人一等的被管理对象。这部分村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比较薄弱，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不高。他们把沉默和顺从看作是对村干部尊重的表现，把发表意见、监督村干部当作是扰乱秩序、和村干部对着干的行为，因此他们对政治信息的传播活动积极性不高。在某些需要参与的环节，他们会在村干部的要求下参加，但这种被动的参与往往只会成为他人意见影响下的传声筒。
此外，村干部出于对自身权力保护的考虑，则会故意表现得消极或不作为，从而减少村民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主要表现在消极对待村务信息的公开、民主决策的动员、村民监督常识的宣传和村民的意见信息等方面的工作，这不仅会影响政治信息的正常传播，更会影响村民参与传播活动的热情。
在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下，共同构建起了村民自治鸡肋的思维模式，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两者的积极性。
2.媒介素养弱化导致传播能力欠缺
媒介素养的提升能激发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参与者的热情激励政治家提高公共信息的披露程度。[2]村民参与政治热情的提升，参与政治能力的提高，会加强村民对村务信息透明的渴望程度，进而对村委会公开村务形成巨大压力，这样不仅能拓宽村委会对村务的公开渠道，而且还能形成有利于民主政治信息公开的氛围。因此，我们从媒介素养的三个部分――媒介认知、媒介参与和媒介评价对样本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媒介素养得分为3.6649，媒介认知环节得分为3.6558，媒介参与环节得分为3.6903，媒介评价环节得分为3.6485。虽然媒介素养分数超过3分，但结合问题的难易程度及当前社会的基本媒介素养能力，可见样本的媒介素养能力并不强。表3的第三项问题得分最低，且答案分布离散度最大。分歧原因主要在于调查对象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以生命为出发点的认为用自己的生命来讨要工资的做法是错误的；以钱为出发点的则认为如果不以跳楼相逼，肯定拿不到自己应得的薪水。 传播能力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信息的表达和接收两个方面。伊斯顿在他的系统分析模式中诠释了“输入”和“输出”的重要性，它们是政治系统持续性的动力源泉。村民的表达能力欠缺主要体现在：“不会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说”和“不知道对谁说”三个方面。“不会说”主要体现在内容信息上，村民的文化素养相对较低，习惯使用口头语言交流，在上升到村务管理和决策的高度上时，他们难以将内容信息组织成言简意赅的正规性书面语言，这会给接收者一种“讲不出大道理”和“说的都是大白话”的感觉，严重影响传播效果；“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说”主要体现在对传播渠道的选择上，他们习惯将自己的看法与亲戚朋友们分享，在埋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将自己的看法上升为村干部必须重视的意见性信息，缺乏运用正规的组织传播方式将自己的意见信息正规化的能力；“不知道对谁说”主要体现在对传播对象的选择上，村里的村干部分工各不相同，只有明确对象，才能最直接有效地解决问题。而村民往往是见到村干部就说事，或直接向村主任或村支书表达，这增加了信息的传播长度，不利于传播效果。正是由于较差的传播能力，才逐渐使村民产生“不愿意说”的情绪，反之这种情绪也在影响着村民的传播能力，形成恶性循环。村干部“亦官亦民”的特殊身份使其传播能力与村民具有相似性，但较强的经济实力又使村干部的传播能力得到增长。在传播内容上，村干部缺乏将中央的政策性文件进行口语再表达的能力，长篇的政策性文件被直接粘贴在宣传栏中，不利于村民的阅读和理解，更不利于政治信息的传播；在传播渠道上，村干部缺乏构建综合传播体系的能力，习惯用村广播来传达通知、村务公开栏公开村务、宣传栏公开政策性文件等，把各传播渠道分门别类的做法虽然简单明了，但无法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传播对象上，村干部缺乏构建特殊对象特殊传播方式的能力，例如村里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可村干部在公开村务时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身处外地的村民，他们接收信息只能靠亲戚朋友之间的电话传达。
（二）传播渠道不畅，政治信息沟通受阻
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指政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承载传播内容的符号和进行传播的方式和工具。传播渠道的不畅将直接影响政治传播的传播效果与传播活动的进行。
1.狭窄现状导致信息流动阻滞
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狭窄主要指信息发送量小、发送速度慢和流动不畅等现象，这是导致信息阻滞最主要的原因，致使政治信息在传播渠道中的流动受阻，甚至滞留在渠道中，难以顺利传递给接收者。在组织传播方式中，虽然传播工具的可选择性较多，但它们的缺点也十分明显。诸如：村务公开栏发送速度慢，无法及时发送给接收者，同时它对接收者的主动性要求较高，如果接收者的积极性较低，那么政治信息将滞留在村务公开栏上，难以发送给接收者。村广播以电波为载体的传播形式虽然可以有效缩短传播活动的时长，但发送信息量小，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接收者只有在特定的地域和时间范围内才能接收信息，不具有可持续性。村民政治信息的发送同样也受到渠道狭窄的困扰，虽然可选择的渠道较多，但效果并不理想。村民对意见信息发送渠道的选择折射出不同渠道的传播效果，因此，我们对于村民表达意见信息渠道选择的问题作了调查（见表4）。
村干部贪污腐败是损害村民利益最为直接和严重的行为，然而调查对象中竟然有33%的村民对于村干部的贪腐行为选择保持沉默。经过进一步访谈得知，村民的这种做法大多迫于无奈，多数村民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才保持沉默。与选择“没法解决而放弃”村民的初衷相似，两者共占村民人数的50%。选择“直接向村委会反映”的村民占28.3%。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规定了村民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渠道，向村内监委会或村民代表反映。这部分村民之所以选择绕过正规表达渠道选择直接面对面与村干部交流的原因是，正规的传播渠道狭窄、信息流通速度较慢和费时较长。村民的意见信息在经过村内监委会成员以及村民代表后，增加了传播活动的时间，且信息容易被中间人截留，导致信息滞后。村民态度的两极化从侧面反映了传播渠道存在一定的问题。
2.资源失衡导致舆论场态度对立
新媒体的发展赋予了人们话语权，以新媒体为依托的民间舆论场逐渐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并与官方舆论场出现错位，两者频繁发生碰撞和冲突。然而依托于人际传播方式的农村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两极舆论场，当前的农村更是如此。村民间的传播渠道主要依靠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而村干部依托村广播、村务公开栏、宣传栏、会议等众多传播工具给村民在政治信息的传播活动中带来了巨大的信息压迫感，面对渠道资源的严重不平衡，他们迫切需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寻求支持，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力量来制衡村干部的渠道资源优势，找到安全感，这就形成了民间舆论场。村内精英对民间舆论场起主导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对信息的引导和态度的整合上。为了证实这一假设，我们对村民政治信息表达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村民在表达政治信息的活动中，选择所属人际传播方式“和别人聊天交流探讨”的有102人，占总数的34%；选择所属群体传播“告诉自己的家人、本家亲戚”的有37人，占总数的12.3%；选择所属组织传播“告诉村委会干部”的有116人，占总数的38.7%；选择所属自我传播“不告诉任何人”的有23人，占总数的7.7%。大部分村民更愿意将自己的意见信息在非官方的渠道中传播，这就形成了民间舆论场。
两极舆论场的对立，将直接影响民主价值的切实体现和村民自治各环节的有序进行。当两者陷入尖锐对抗情形时，民间舆论场情绪化的氛围极易引发村民越级上访、报复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的行为，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应加强两个舆论场间的良性互动，对民间舆论场进行合理的引导，充分发挥其体现和整合村民意见的优势，为村干部在处理村务中提供参考，实现两者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沟通。
（三）传播内容失真
传播内容就是传播活动中流动的信息。在村民自治的传播活动中主要表现为村两委的通知和村务信息的公开、村民的意见和建议等信息。在我国村民自治的政治信息传播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和内容失真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严重影响了传播活动的价值，甚至危害着基层农村社会的稳定。 1.信息不对称导致村民难以参与
信息不对称指不同人员对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政治信息的传播活动是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内展开的，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详细规定了村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的渠道和流程，对村民自治及流程的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村民的参与效果。因此，我们对村民自治及流程的了解程度作了相关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全体村民在“我知道什么是村民自治”的问题中得分为2.7224分，在“我了解村民自治制度的具体实施流程”的问题中得分为2.4064，在“我知道村委会日常的村务信息”的问题中得分为2.5600。满分为5分，分值越高则了解的程度越高，反之则程度越低。可见，村民对村民自治、实施流程和日常村务信息的了解程度较低，特别是在具体实施流程方面。这会严重影响村民的参与效果。在此基础上的传播活动不仅不利于信息的传播，更不利于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和谐。
信息不对称是村干部主观为之。村干部处于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他们拥有获得信息的先天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村干部成为信息强势的一方。由于担心自身权力受到制约和失去对村民的控制力，他们不愿意主动公开村务信息，也不愿意与村民共享信息，甚至很多地方的村干部仍实行“愚民”政策，对村民的权利、村务信息、参与管理和监督的程序等秘而不宣，村民对此类信息只能东听一句西听一句，对相关信息了解较少且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只能在村干部的指挥下被动参与，对于参与目的多是一头雾水，从而导致无法顺利实现民主的价值。
2.信息失真导致偏离本意
村民自治传播活动中的内容失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村干部与村民中传播的信息。村干部作为乡镇政府和中央政策性文件的中转站，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对政策性文件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当村民接收到信息时，信息的内容已经与最初的政策内容不相符了。在村务公开等信息发送的过程中，村干部会对信息进行删减和包装，以期符合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是村民与村民间传播的信息。在以人际传播方式为主导的乡村社会，村民在人人传播活动中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发送者。信息的每一次发送都经历了村民潜意识的自我传播，每一次传播都意味着内容失真程度的加深。信息的失真轻则会使整个传播活动徒劳无益，重则将会引发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危机。内容失真将导致上情不能下达和下情不能上达。前者指村两委的真实村务信息无法传达给村民，致使村民对村务信息的详细内容并不知晓，严重损害村民的知情权，对于中央和乡镇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亦是如此。后者指村民的意见和诉求不能真实地传达给村委会，这不利于村民在民主管理和决策环节的意见表达，更不利于村委会对村民意见动向的把控和对突发事件的防范。
三、结语
政治信息在村民自治中的传播效果是实现农村政治民主的基础，提升和加强政治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因此，一要加强培训和宣传，提高村民的积极性及传播能力。二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农村传播渠道。三要加强监督与引导，确保信息准确、及时、完整地传播。我们相信，随着农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信息传播机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政治信息传播一定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