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电影所面临的“两极问题”
一、新时期中国电影所面临的问题：产业和内容
考察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应对和挑战之前，有必要就这个新时期进行一定的考量。对于中国电影的新时期认定，个人认为，2002年产业化改革至2010年为一个时期，这一段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开始起步，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影初步市场化试水以来的缓步发展的态势，以《英雄》为代表，中国电影正式进入市场化草创和起步时期，增长稳步和迅速。自2010年国务院9号文件《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实施以降，为新时期，这是因为电影产业真正成为由国务院直接发文推进的国家层面上的主导产业。也正是从此，各种产业资本集中进入电影产业，各种“热钱”“快钱”不在少数，电影市场内生性增长的系统因素开始被外来资本影响，中国电影开始形成当下的电影生态格局，电影市场的增长在迅猛中一发不可收拾。在产业政策以及被唤醒的消费需求的助力下，2010以降，中国电影可以说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时期，单从票房成绩看：2010年101.72亿，2011年131.15亿，2012年170.73亿，2013年217.69亿，平均增长率28.87%，然而，快速的增长也带来了摘要中所述的二律背反问题。近期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是否会引导中国电影进入新的发展轨道和生态环境不得而知，暂不作讨论。
撇去细节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和内容生产两方面。粗放式的增长，脱离文化产业的基本规律，电影产业链条不合理，生态发展不稳定，电影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来自于业外热钱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红利，以及近年来逐渐培养的观众观影习惯。目前中国电影产业，如果参考产业经济“SCP”分析模型：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由于企业行为不具有区别电影行业的产业特征，而经营绩效则更多地作为一种因素的合力，就其实际产业表现来说，主要问题集中在行业结构。所谓行业结构，是指主营品种和范围基本相同的商业企业群体的数量及其构成比例，中国电影产业现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经济中比重过低，无法发挥更大优势，虽然文化产业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新高度，但就实际比例来看，电影产业在文化产业中占比与电影强国仍有相当差距。“高附加值环节落后，与相关传媒产业融合不够，最能体现高附加值的大电影产业发展受限”[1]。无论对比欧美还是日韩的电影产业效率，中国电影产业都呈现出“从业人员多，产出价值少，经济比例低”的状况，“中国电影产业无论是与国外电影产业相比，还是与国内其他同类传媒产业相比，在规模上都存在着较大不足”[2]。
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给出了很多这方面的解释，但是作者认为，作为产业来讲，如同一种生态系统，固然会发生这样的或那样的问题，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良性的生态系统必定是首先自身已经具备了所有能够互相依存的生态物种和生态链。中国电影产业问题的根源在自身，这种自身的意思是，它不但没有有效地构建出产宣发放合理的产业布局结构，导致依靠行业外热钱涌入带来基础设施高歌猛进，从而满足了膨胀的观影需求，同时产业链上端的制作环节严重贫血，以近几年的电影产品来看，精良的口碑制作少之又少，带有圈钱嫌疑的粗制滥造之作却在一片骂声中大行其道，也反映出观众群体观影旨趣的降低和世俗化反智倾向，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应该是将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从依靠资金的吸纳投入到自身的发展力的构建。
二、内生性增长理论对中国电影的发展
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是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必须依靠外在的资源环境推动，内生性因素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诸如在劳动力投入过程中无形促成了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发、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
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和经济生活之间的双向互动，电影产业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律。同时这个技术在电影产业里不应当被简单地理解为资本和设备等助推因素，电影是文化产业，它的技术增长应该包括一种“思想技术”，我把它归纳为创作者的创作观念和责任感。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我们可以从内生性增长理论里找到一种看待当下中国电影发展的角度。传统的观点习惯于从外生性的角度出发分析电影的发展条件和增长路径，简言之，一些问题的症结被认为是某些外部的因素，诸如产业环境、政策规章以及观众群体，这本身并不错，某些影响因素，诸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城镇化推进的进程、居民文化水平和文化消费的需求等，似乎也更应该归因于外部性条件。可是一旦考虑到内生性增长的本质即技术进步要素的内生化，这些种种因素都应当可以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口径中去分析，所有的外生性发展条件最终都是在为一个内生性的系统源动力在驱动，要素投入后会以一种反哺的形式促进电影产业和内容生产的继续发展，这和经济体的发展是一个道理。
三、中国电影在内生性增长上的“两极”突围
如果大体上把中国电影的问题归结于产业和内容两方面的话，这种内生性的问题根源集中在内容层面，内容上来看，具有高质量的电影作品乏善可陈，反而，越是口碑好的电影在票房上总是不尽如人意，而被斥之为“烂片”的电影却在众人谩骂中票房飘红，尤为吊诡。发生这种现象，总结起来说，内容生产的困境的根源其实主要集中在影视艺术人才的培养和观众终端欣赏水平日益平面化、世俗化、娱乐化。由于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正好属于电影产业链的两极，笔者把这个问题认为是中国电影内容困境的“两极问题”。 “两极问题”，主要应该归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艺术教育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机制问题。大部分时候艺术选拔变成了文化上捉襟见肘的学生曲线救国的升学途径，而艺术教育注重技术传授而忽视文化通识的储备，加之生活经验的缺乏，使得新一代的艺术从业人员创作上面临短板。
文艺从业人员现在的培养是非常投机和功利的，以降低文化分录取艺术学生，尽管可以保证一小部分偏才、怪才不会因为文化课而被艺术院校拒之门外，但却使得绝大多数文化成绩欠佳的学生利用艺考升学。学生、家长、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共同在这个畸形的机制中获利，伤害的却是艺术人才的整体层次，加之艺术专业的设置技术门槛不高，近年来大幅度扩招造成与其说艺术教育走向大众化，毋宁说是一次学科拓展后所有原先不具有影视培养资格的各个院校浑水摸鱼。近年来的艺术人才水准其实正是这个原因的反应，尽管教育部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提高艺考生的文化课要求，但是这个影响在未来十年里是一直存在的，十年之后走上中坚位置的艺术从业人员的水准只会更糟。
解决的根本方法是取消艺考和文化课的双轨制，艺术高考和文化高考都是选拔门槛，在已经获得艺考合格证的前提下，以文化课作为导向，既可以保证现有的选拔利益链条不被改变，不至于引起有关方面抵制，同时吸引更优秀的生源参与其中。当然，适当保留特招名额，以确保一部分确有艺术才能的考生不会因为文化课被拒之门外。总之，只有在开放和重视文化课的前提下，艺术选拔才能真正拨乱反正，吸引英才。
二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反智主义和世俗化追求让观众的欣赏旨趣降低，余英时先生在说过：“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笔者认为非常符合当下的中国社会整体国民的思想现状。本文并不多费笔墨举例当代人智识水准的缺失，诸如此类的著书如《最愚蠢的一代》《低智商社会》也不可谓不多。从观众驱动影响影片创作走向来看，即社会环境和观众审美的变迁。举例来说，6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逐渐从基本以贸易转口的港口经济体转变为具有独立生产实力的工商城市。“生活氛围的改变，使得香港人更需要新鲜化、浪漫化、娱乐化的电影出现，此时硬板硬眼、缺乏现代气质和激情武打的‘黄飞鸿电影’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再加上50年代末期注重浪漫传奇和手法新颖的新派武侠小说潮流的兴起，为新派武侠片的诞生酝酿了条件。”[3]张彻《独臂刀》、胡金铨《大醉侠》就是明证。70年代的香港经济社会繁荣稳定使武侠功夫片也自觉走向了喜剧化。成龙的《蛇形刁手》《醉拳》功夫喜剧大行其道。八九十年代商品化大潮下，价值观的解放和本体自由意识使得古惑仔系列又成为90年代之交的文化热门产品。所以，今天来看我们当下电影的质量的下降和空无一物，其本质还是社会反智浪潮下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共同铸就的。
四、出路：电影形态的发展是社会形态的反映
反智主义在当下之所以如此严重，固然有诸多的原因，它当然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结果，再者就是主流的文化话语权的政治中心化，束缚了创作空间同时与观众的欣赏习惯背道而驰。我个人的看法是，考虑到全世界都在面临这种情境，尤其是年青一代，最主要的原因有一条，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这些新的媒介形式的发展，使得文明传递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纸质媒介因为信息容量的限制，出版机制等因素会造就一种将人类最优秀文明传递下来的自然结果。互联网诞生使得信息的载体一下子扩充了，而且是以相差难以估算的数量级的形式在传递。原来的信息主要是通过书籍这种媒介传递下去，但是现在互联网以及各种新媒体媒介的发展使得原来各种海量的信息通过各种更多的途径，越来越快地传达给年青一代。在人类文明被碎片化到了极致和海量的信息面前，年轻人去选择那些所谓的最肤浅的或者最即时最动态也是最浅层面上的知识就可以理解了。今天的文化场域已经造就了一种摧毁和消解一切理性和严肃旨趣的力量，人们在追求一种浅显的消费文化。这是不是一种社会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历史二律背反是很难说的，但是对文艺样式“短平快”的平面化、庸俗化发展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当下电影的困境，从表现上来看，是源头人才培养和终端观影群体旨趣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这种文化场域的体现。何止是电影，几乎任何当代的文艺样式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反过来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文艺发声，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即便是莎士比亚，也不能替代今天的作品，然而从美学层面来说，好的作品总是不因时代的更迭而失掉其打动和重塑人们内心深处心理结构的力量，而这关键的一环，在当代的文艺样式中，很不幸，是缺失的。人们在当今的文化作品里很难找到那种能够让我们长歌当哭、热泪满襟的美的熏陶。这是不是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最终（而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生活的前进……民生凋敝、社会苦难之际，可以出现文艺高峰;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之日，文艺却反而萎缩”[4]。
行文至此，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天性当中在选择信息的这种惰性究竟会把我们的知识获取和艺术创造能力引向何方？我们会不会在技术海啸当中趋于幼稚和愚蠢？抑或者，这只是一种勒德分子的杞人忧天。电影形态的发展既然是社会形态的反应的话，那么恐怕，要从根源上解决电影的艺术质量问题，就应该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和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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