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一、山东士族概说
唐朝时期史籍所称“山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山东”指崤山以东的黄淮海平原，而狭义的“山东”则专指齐鲁大地。本文中的“山东”范围指广义上的山东。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解释“士族”一词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也就是说，“士族”不仅仅是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为其特征。如山东士族中，“清河和博陵崔氏家族有崔?、崔?，范阳卢氏家族有卢植，都是著名的学者或经学大师。”
众所周知，士族产生于东汉末的世家大族，兴盛于魏晋，形成所谓门阀士族。到唐代时，士族虽然已经开始衰落，但其根基仍未彻底动摇。唐人柳冲在《氏族论》中将唐代士族进行了分类比较，“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杨、薛、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文中可知，山东士族中的高门主要由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组成，即所谓的“五姓七望”。
二、唐高祖及太宗时期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众所周知，唐王朝发迹于关陇贵族集团，王朝初期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基本上依靠的是关陇集团。这种统治思想就决定了唐朝统治者对其他士族集团有着天生的不信任感及不安全感，“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3]君明如太宗者都会流露出“意有异同”的情绪，何况他人。然而，即使唐代统治者“意有同异”，但他们不能否认，山东士族始终是一支影响唐政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必须予以重视。
唐高祖、唐太宗都非常清楚，如果能够利用山东士族在山东地区的影响，因势利导，那么控制山东地区就容易的多了。武德元年（618）十月，李密投降后，“庚辰，诏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而担任此次招抚任务的副使便是山东士族、时任黄门侍郎的崔民干；武德四年五月，平定窦建德后，“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慰抚大使”。同年七月王世充平定后，“又以郑善果等为慰抚大使，就?州选补山东州县官”。虽然郑善果的父祖历仕西魏、北周朝，但可以肯定，他能屡次担任慰抚重任，一定同其山东士族的身份有关，而且郑善果母亦出自山东士族清河崔氏。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后，太宗立即命通事舍人崔敦礼“往幽州召庐江王瑗”。而崔民干与崔敦礼乃叔侄关系，“世为山东著姓”。唐政府之所以选派崔民干、郑善果、崔敦礼安抚山东，显然是看重他们在山东地区的声望和影响。高祖、太宗深知，让山东士族安抚山东地区，能取到比派遣朝廷高官显贵更好的效果。
由上可知，山东士族作为有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以及深厚的宗族乡里基础的士族集团，为唐初统治者稳定山东地区立下了不世之功。这也是唐政府不敢轻视山东士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在政权稳定之后，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不满就充分显露出来了。为了打压山东士族长久以来的优越感，唐太宗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就是修订《氏族志》和颁布“诫励氏族婚姻诏”。
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命高士廉、岑文本、令狐德?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贞观八年（634）《氏族志》修成后，立山东士族崔氏崔民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很不满意，对房玄龄说道：“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
于是，下令重新刊订姓氏，并明确修纂宗旨，即“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等级”。这次修纂历时四年，到贞观十二年（638），《氏族志》最终完成。按照官品，李唐皇族理所当然成为一流士族，其次是外戚，而原先在第一等的山东士族崔民干也就顺理成章地降为第三等士族。
太宗寄望于通过修《氏族志》，重新排定氏族等第，提高李唐皇族与当世勋贵名臣的政治声望，挫败山东士族的优越感，其实质是维护政权的需要。不过他的士族政策却收效甚微。《氏族志》完成修撰后，山东士族依然坚持其一贯作风，拒绝承认新的门第标准。而且，朝中大臣也不改其尊崇山东士族的传统，不惜“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谋求与山东士族联姻。《新唐书?高俭传》中点名提到就有房玄龄、魏征，这二人均为朝廷宰辅，而房玄龄、魏征亦与李唐皇室联姻。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贞观十六年（642）的“诫励氏族婚姻诏”。
诏曰：“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乃有新宦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乎婚媾，多纳财货，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夸旧望，行无礼于舅姑……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由上可见，唐高祖及唐太宗初期，统治者们利用山东士族在山东地区强大的影响力，来巩固唐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但在政权稳定后，又不满于山东士族崇高的社会地位及强大的影响力，所以采用修订《氏族志》等措施来打压其优越感，降低其士族门第。这种先利用后打压的做法，就决定了山东士族在此时期对唐政治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和影响。 三、唐高宗及武则天时期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高宗一朝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立武则天为皇后。武氏本出身山东寒族，这在“士庶天隔”的中古时代，自然不能与出身关陇士族集团的李唐皇室相匹配。于是便有了“长孙无忌等之力争实以关系重大之故，非止皇室之家事已也”的反对之声。
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武后开始重用文士，而出自山东的文士由于地缘之故，开始得到武后青睐。武后掌权后，出自山东士族的文士逐渐走进权力中枢，我们从《新唐书?宰相年表》发现，自唐建立以来，武后是第一个大量使用山东士族为相的统治者。高宗、武后朝共约70多位宰相，竟有19位出自山东士族，分别是清河崔氏的，崔神基、崔?、崔知温、崔圆综，博陵崔氏的，崔仁师、崔玄?、崔安上、崔琪，范阳卢氏的，卢承庆，赵郡李氏的，李敬玄、李元素、李游道、李峤、李怀远、李安期、李迥秀、李义琰、李昭德、李道广。由此可见，经历了初唐时期的沉寂，山东士族在武后时期开始崛起，并大量出仕中央。
这场“武周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李唐关陇本位主义，武则天执政后，将统治重心转移至洛阳。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
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武?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
总之，高宗武后朝，山东士族以地缘之故走上了政治舞台，影响力日增。但武后本出自山东寒门，且因高宗所废王皇后出自山东士族太原王氏，所以其对山东士族还是心存疑虑的，也给予了一定的打击。这种打击同唐太宗打压山东士族门第和优越感的政策相类似，在实质上相同，都是为了抬高当权者的门第，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高宗显庆四年（659），武则天通过唐高宗下诏，令许敬宗、李义府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裁广类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缙绅耻焉，目为‘勋格’。”与以军功得五品官者并为士族，这应该是对以家学礼法著称的山东士族最大的侮辱。
在官修谱牒的同时，唐高宗还颁发了著名的“禁婚令”，以打击山东士族。诏曰：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元代胡三省解释说：“陪门财，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祸，令其纳财以陪门望。”
表面看来，禁婚诏对山东大族“七姓十家”的婚姻限制进一步加强。然而其结果却事与愿违，“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山东士族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因为一次两次政治上的压制就动摇的。这些被禁婚的家族往往以“禁婚家”自称，这无疑更加加重了它们的份量。
四、唐中后期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经历了初唐时期的沉寂，山东士族望族在武后时期开始崛起，经玄宗、肃宗几朝的发展，逐渐重新恢复大族实力，对政治的影响日趋增大。我们且以唐玄宗为界比较一下山东“五姓七望”在初盛唐与中晚唐的入相情况。玄宗之前五姓宰相情况为：清河、博陵两崔10人，范阳卢氏2人，赵郡、陇西两李13人，荥阳郑氏1人，太原王氏2人，共计28人。玄宗之后，清河、博陵两崔17人，范阳卢氏6人，赵郡、陇西两李16人，荥阳郑氏10人，太原王氏6人，共计55人。前后比例1：2。且“中唐以后出自山东士族的宰相，不仅人数多而且位高权重，这与盛唐时期山东士族出身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语。唐德宗时的宰相崔佑甫、卢杞、李晟，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李绛皆为皇帝心腹、朝廷股肱之臣。唐文宗即位后，除了重用荥阳郑覃、赵郡李德裕为相外，还启用了一批元和重臣，其中包括出自山东士族的崔群、李绛、王涯等。唐武宗会昌年间则独任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相。”由此可见，山东士族在唐代中期实现了复兴，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山东士族对唐中后期政治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出任宰相的人数上，更体现在“牛李党争”中。
在分析牛李党争中，陈寅恪首次将起因归结于文化阶级之争。“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山东士族门风优美，憎恶浮冶的进士科新兴文化阶级，这种文化见解上的差距延伸到了政见之中，双方互不相让，于是党争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唐中后期的政坛。
宪宗朝“元和三年策试案”揭开了牛李党争的序幕，其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当政，排挤李党，后是李党当政，排挤牛党。文宗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在宣宗的偏爱支持下，牛党完全清除了李党。李德裕几经贬谪，大中二年（848）时被贬为崖州司户，次年病死贬所。至此，牛李党争宣告结束，前后历时几近40年之久。
党争的结果显然是新力量将山东旧豪李党集团打压于下风，但却反映出唐中后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山东士族势力强大，可以与唐统治者扶植的政治新贵反复抗衡斗争。这同其在唐初的微弱情形已截然不同。
综上所述，山东士族在唐代的政治圈始终处于被猜忌的位子，由宇文泰创设的“关中本位制度”一直为唐代统治者所延续，唐代的统治者对于山东士族的歧视和压制长期存在，使山东士族始终难以发挥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从魏晋直到唐朝，历时数百年，虽然其中经受了永嘉之乱、隋末大起义、安史之乱等事件的打击，山东士族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削弱，但终唐一代，山东士族始终是唐政权不可小觑的一支政治力量，影响着唐政权稳定，使唐政权即使心有疑虑，但又不得不加以任用，予以拉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