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民主制的两大类型:自由民主制与协商民主制??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1―0032―07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并对协商民主作了论述。民主是政治建设的核心，民主政治比市场经济更加复杂难解。近二十多年来，民主政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不过主题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二十年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论断，使不少人拜倒在自由民主制的神坛下，自由民主制被视为终极制度，具有普世价值。当前，人们却纷纷议论“民主危机”、民主向何处去的问题，自由民主制俨然已走下神坛。我国实行的政治体制，主流观点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权威主义、新民主集中制、一党执政制，总之它有别于西方民主制。如何定位这一政治体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原初的民主制产生于古希腊，并将公元前594年梭伦任雅典城邦执政时推行改革，视为民主制的开端。而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统一希腊建立王国，则使民主制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8世纪后期，在美国和法国才产生近现代民主制。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讲过，人们易于认清什么为非正义，而难以认清什么是正义。同样，人们易于认清什么为非民主，而难以认清什么是民主。在现实世界，民众易于认清那些独裁世袭政权为非民主，但独裁制倒台后，却难以界定什么是民主。同时，民主目标的实现，又受到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现实的制约，有多种实现途径，从而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民主制。近二百多年来，民主政治经历了盛衰成败的历史变迁。
一、民主政治的历史命运
近现代民主政治起始于1789年，这一年4月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7月法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大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民主制。进入19世纪，从1838年起，英国兴起了人民宪章运动，提出成年男子有选举权，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限制，还提出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等要求，迫使英国政府做出一些让步，于1847年颁布了缩短女工、儿童工时的法令。19世纪末叶，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节节胜利，面对工人运动高涨和社会民主党压力，时任德国宰相的俾斯麦提出了一套“社会保障法”，并于1881年颁布执行，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开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废除了君主制，建立起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的共和国，并制定了魏玛宪法，魏玛宪法充分体现了自由民主精神，成为现代宪法的源头。
20世纪30年代，民主制出现了较大的曲折倒退，集中表现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造成了空前浩劫。二次大战结束后，人们深刻认识到法西斯独裁制的危害和民主制的可贵，首先在德意日铲除了法西斯势力，推行民主制。到了1970年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先后以民主制取代了独裁制。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进入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巨变，转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截至2000年，全球共有120个民主国家。
苏联和俄罗斯的沧桑巨变，折射出民主制的盛衰，也反映了世界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从1929年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长期萧条。苏联从1927年开始推行计划经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展示出了其特有的优势，使苏联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迅速崛起。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后，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计划经济难以适应新兴技术产业和经济发展要求，致使发展停滞不前。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通过改革克服经济停顿局面，但收效甚微，转而寻求从政治体制上取得突破，采用西方多党制，实行公开化、自由化，结果并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反而引发思想混乱，最终导致民族分裂、苏联解体。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宣称，苏东巨变是自由民主制的最终胜利，历史从此终结。叶利钦就任总统后，继续推行自由化政治经济改革，搞所谓休克疗法，结果导致经济连年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直到2000年，普京主政后放弃自由化改革，俄罗斯经济才有所好转。20世纪最后10年的实践证明，自由民主制在苏联和俄罗斯遭到彻底失败。
自由民主制的一大弱点，就是容易引发党争。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战争不断，20世纪下半叶又爆发了美苏冷战，共同的外部危胁减缓了各国内部的党派纷争，从而掩盖了自由民主制的弱点。进入20世纪末，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自由民主制的弱点也就暴露出来。
进入21世纪，美国以反恐为名，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推销自由民主制，最终以失败告终。从2010年12月起，北非和中东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各国，兴起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将独裁政权赶下台，号称“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结果虽然推翻了独裁制，但民主制并未建立起来，这些国家仍然内乱不止，经济更加停滞倒退。进入2014年，乌克兰、埃及和泰国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世界各地的民族矛盾，教派冲突，世俗与宗教冲突，地区差异，阶层差异都以争取自由民主为舞台，上演起民众反对政府的剧目。在经济发展正常情况下，尚能掩盖住这些矛盾，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充分暴露出自由民主制是一种金权政治的本质，使民众对其失去信心。自由民主制的发源地美英法等国，也兴起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呼唤社会公平正义。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被西方人士称为权威政治，“非自由民主制”或“非西方民主制”。在那些迷信自由民主制的人看来，要推行市场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就一定要推行自由民主制。中国改革的成功，在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就，给迷信西方民主制的人当头一棒，进一步动摇了世人对自由民主制的信心。 对于民主危机、后民主时代民主向何处去等问题，各派学者众说纷纭，亨廷顿从文明冲突论出发，宣称自由民主制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两极格局瓦解，文明（文化）冲突将占主导地位，非西方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冲击着西方文化，从而动摇了自由民主制的基础。福山认为，20世纪末出现的新科技革命，将把世界带进知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削弱了中产阶级，发出了自由民主制能否在衰落中幸存的问号。[1]现今人们热议的民主危机，其实与一百年前人们热议的物理学危机具有一些相似之处。揭示物理学危机的奥秘，有助于破解民主危机之谜。17世纪末叶牛顿创立的物理学体系，号称牛顿力学，在18和19世纪的二百年间，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物理学顶峰，代表了终极真理。到了19世纪末，在物理学实验和观察中，出现了一些牛顿力学无法解释或与牛顿力学相悖的新问题，人们因而惊呼出现了“物理学危机”。进入20世纪，一门名为量子力学的物理学破解了牛顿力学无法解决的新问题，从而克服了物理学危机。人们由此发现，所谓物理学危机实质上就是牛顿力学的危机，只有超出牛顿力学框架才能克服物理学危机。今天所谓的民主危机同一百年前的物理学危机遵循了同样的思维方式，二百年来，人们看不到自由民主制的局限性，认为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普遍适用，具有所谓的普世价值。在自由民主制陷入危机的今天，只有揭示自由民主制的局限性，超越自由民主制的框架，才能克服民主危机，并为民主政治发展开辟道路。
二、自由民主制的局限和民主的转向
近现代民主制起源的历史条件是：当时的欧洲正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自由民主制打破了封建领主和行会的种种限制，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同时又取代了专制独裁制度，废除了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各种特权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政治地位上的人人平等，近二百多年来自由民主制对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推动作用。但进入21世纪后，人类正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迈进，一波接一波不断发生的科技革命导致失业增多、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萎缩，削弱了自由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形成于工业社会的自由民主制，难以适应这一时代潮流，显露出局限性。
第一，制度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的局限性。自由民主制以自由为宗旨，而自由即个人自由，故这种制度的一个立足点是个人自由。民主制的原意是人民权力，即集体权力，就是人人有平等的权利，故这种制度的另一个立足点是集体平等。自由和平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致的，在另一些条件下则会发生矛盾冲突。革命时期，在推翻不平等的旧制度，求得被压迫者自由解放的目标下，自由和平等是一致的。而当革命后，保护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一确立，就出现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不平等，自由和平等就处于对立之中。自由民主制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矛盾的基础之上，限制私有财产就限制了人的自由权，不限制私有财产就会自发地扩大不平等，导致两极分化。在法国大革命200年之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菲雷特指出：“自由永远会产生不平等。人们不得不越来越把国家看作是纠正某些不平等的补偿机制，原因即在于此。过去二百年来，即使在最为自由的社会中，也从来不曾见到国家逐渐削弱的例子。不妨看一看美国、法国或联合王国。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不断得到加强。原因何在？在于平等，因为每赋予一部分公民一项新的权利，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关来保证这项权利的实施。”[2]89
在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制只能采取间接民主，即议会民主的形式，它要通过一大套宣传工具、交通工具才能实现。而西方的新闻媒体，绝大部分依附于权贵和富豪。到了20世纪末叶，自由民主制的局限日渐显露，科林克劳奇在《后民主制度》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了“后民主”趋势，有两个特征：第一，政治组织、民间组织和兄弟会成员在减少，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党党员数量不断下降。第二，参与投票的人在减少，“投机政治”、“景观政治”不断扩大，无休止的选举运动，电视节目，被媒体紧紧控制的景观大量涌现。由于这些活动要花大量的钱，导致选举为财阀所操纵。[3]选举成本高昂造成议会民主政治必然蜕变为金权政治，成为一种支持富人压制穷人的、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这就是自由民主制的制度局限性。
第二，文化的局限性。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一个根本不同点是：前者只受生产力单一因素制约，后者受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生产力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行为对象是自然界。政治是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阶级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行为的对象是人，人是能动的、有意识的，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没有共同的准则，政治的演变在全世界没有单一的轨道。人生下来即受到传统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熏陶，并用其来理解和接受其他事物。文化同生产力发展规律大相径庭，并无单一轨道，比如当今世界存在的佛教、儒家、基督教、伊斯兰教四大文化圈，都是独立产生的，不存在继承和递进关系。世界上不存在共同的文化，也就不会产生共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欧美国家实行的议会民主制，滋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中。西方文化中与议会民主相关的有三点：一是个人本位，二是自由主义，三是斗争哲学。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人崇尚探求宇宙的基本单元，特别注重个人，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将个人看作社会的原子，由此出现了个人本位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就崇尚个人自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民主政治“视自由为其宗旨”。以个人为本位，势必引起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故希腊哲人特别关注矛盾和斗争，赫拉克利特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存在的基本状态，指出：“战争是普遍存在的，正义即是斗争，万物皆由斗争而产生。”[4]20此后，在基督教文化中，个人本位主义得以延续下来。在个人本位、自由主义、斗争哲学的文化土壤中滋生出自由民主制，打下了西方文化特定的烙印。
议会民主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故称作自由民主制。它的基本特征是多党制，按照掌握政权与否可分为执政党与反对党，反对党的目的是取得政权，基本手段是反对执政党；执政党的目的是保住政权，两派为了各自政党利益经常处于斗争之中。每个人都从自我出发，民众与政府也处于斗争状态，时而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反对政府。故议会民主是在个人本位、自由主义、斗争哲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特别适用于基督教文化圈，这也造成了议会民主的文化局限性。 第三，社会结构的局限性。选举是民主制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选举的运行机制是候选人通过提出政策来取得拥护和获得投票。但社会规律同自然（物理）规律不同，自然界遵循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规律，人类社会遵循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规律。在人类社会，处于相同场域的人，如同乡、同学、同一民族、同一宗教、同一阶级阶层、同一利害关系的人群，存在天然的吸引力；处于不同场域的人群则存在相互排斥力。从政治理念的视域观察，政策引力是一种正统引力，候选人都是靠提出有效的政策来吸引选民。此外还有多种非正统引力也在发挥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宗教，如在欧美国家，70%的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徒候选人对基督教徒选民有吸引作用，美国可以选出一个黑人总统，但很难选出一个非基督教徒作总统。而在中东地区，种族也是一种非正统引力，在有些国家作用还相当大，如在南非黑人占80%，因而很难选出一个白人总统。将选民看作完全按正统引力而进行投票的人，这是一种“政治人”假设，现实中的人处于多种场域，具有多种身份，他们并非完全按照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进行投票，而是掺杂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因素，从而导致了民主扭曲变形。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结构越单一，选举的非正统因素越小，这种选举政治越接近民主政治的理念和民主原则。反之，社会结构越复杂，则选举政治距离民主政治理念越远，这就是议会民主制社会结构的局限性。2011年春北非中东地区发生了来势汹猛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一些人高呼这是自由民主制的胜利。3年时间过去了，这些国家仍处于动乱之中，并未建立起民主制度，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长期受家族世袭政权支配。伊拉克也存在类似情况，其国内存在三大社会集团：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这种三元社会结构支配着选举态势。
社会结构对民主制的干扰也渗透进了民主制的大本营美国。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至今欧洲移民（欧裔美国人）依然占美国人口的多数，美国的民主制就是以欧裔为主要载体。近些年来，来自拉美、非洲、亚洲的非欧裔移民不断增多。据美国国情局预测，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有23%是拉美裔，16%是非裔，10%是亚裔，2050年是美国人口结构的转折点，之后，欧裔在美国将成为少数民族。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一书中一再强调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其最主要论据就是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种族比将发生根本性逆转。民族种族问题又同阶级阶层问题缠绕在一起，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倾向于平等主义，同自由主义民主理念格格不入。与此同时，美国的宗教信仰状况也在发生变化，自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开展以后，越来越多的黑人由信仰基督教改宗皈依了伊斯兰教。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觉察到了这一变化，并断言几十年后美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将超过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这或许反映了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隐忧。[5]341以欧裔基督徒为载体的自由民主制，在载体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其前途实在堪忧。美国极力宣扬普世价值，正反映了美国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
自由民主制的蜕化扭曲，促使人们寻找一种能够取代之或与之并列的民主制，在20世纪末期，出现了大量有关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论著。1980年，约瑟夫?比赛特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了“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此后人们开始对协商民主进行深入研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被公认为研究协商民主的理论大师，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为协商民主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哲学经历了一场协商转向”[6]。西方学界之所以呼唤民主转向，从自由民主转向协商民主，是要从民主危机中寻找出路。
三、协商民主制横空出世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文化是政治的滋生土壤，研究政治体制，宜从文化入手。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蕴藏有大量的精神资源，从中可发掘出中国政治体制的遗传基因。
在《尚书》中记载，凡有国家大事，尧、舜都要召集部族首领开会，由会议集体作出决定。中国古代经典中的“选贤任能”，其中的“选”就是推选。部落领袖由酋长们协商推选决定，古人将这种选人的方法称作“禅让”。中国四千年前的“禅让”就孕育着今天的协商民主，比起希腊产生选举民主还要早一千五百年。中国最早出现协商民主，源于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据《史记》记载，唐尧帝“能明训德，以亲九族。九族和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可见，尧帝建立的是一个各部落集团和睦共处的社会。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当时的国君周厉王被“国人”（指京城的民众）推翻，逃出京城。代表两大政治集团的周公和召公共同主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即和谐主政的意思，西周共和制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但共和政治理念却深深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的土壤。拉丁文Republic us原意为公共事务，是一种没有国王的政体，同西周的共和政体接近，故译为共和。但中国古人讲的共和，要义是和谐共事，西文Republic us则没有此意。春秋时期孔子倡导天下为公，和而不同。战国时期孟子讲民本主义，清初黄宗羲提出民主思想，清末康有为作《大同书》，民国初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都是共和政治理念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共和政治传统，新中国刚刚成立后，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错事和发生官僚主义。”“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7]14由此奠定了协商民主制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和探索，拥有了对协商民主制的系统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对协商民主做出了纲领性论断，他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特有形式和实现路径。 二百年来，在政治体制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一统天下，到20世纪下半叶，协商民主制在中国横空出世，出现了能与自由民主制分庭抗礼的协商民主制。所谓横空出世，是指协商民主制跨越自由民主制而独立产生，同自由民主制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至此，当今世界产生了两大民主类型：一是自由民主制，这是西方通行的民主制；二是协商民主制，这是起源于中国的新型民主制，目前虽处于开创阶段，但具有强大生命力。那么，中国何以能创造出新型民主制呢？翻开人类历史，后来居上是历史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民主制产生于西方并盛行了二百多年，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即将自由民主制看作民主制的不二法门，唯我独尊，拒斥其它民主体制。自由主义在20世纪初即传入中国，但却始终不能扎根中国土壤，促使中国人打破西方的思维惯性，不断探索新型的民主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所罕见，充分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强大生命力。国内外研究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论著中，多将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归因于市场经济的推动，却忽视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巨大推动作用，因而这种论点是片面的、肤浅的。中国能够创造出新的民主形式，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有五千年延续不断的文化，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谐观念和中道思维根深蒂固，新型民主制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
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之时，协商民主制横空出世，具有划时代意义。协商民主制时代价值可从两个层次来定位：在中国范围内，协商民主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在世界范围看，协商民主制是同自由民主制并列的一种新型民主制。
四、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和改革的大走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是同质的，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故经济体制改革可以采用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各国的民主政治有多种形式，中国的实践证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采用西方民主政治。前文已经指出，当今世界存在两类民主制，一是自由民主制，一是协商民主制。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大走势，就是迈向协商民主制，原因有如下四点：
第一，更符合历史总的发展趋势。历史进步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矛盾、冲突、战争有时能产生出优秀的精神产品，如哲学思想、诗词小说等，但也对物质生产起到巨大破坏作用。只有安定和谐的社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历史前进，故协商民主制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自由民主制突显政党斗争，议而不决，降低了政治运行效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再从历史发展阶段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冲突减少，协同增多。到了20世纪末，生产力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人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科学技术是一种无限的资源，争夺资源的斗争将大为减少，现代生产力性质为协商民主制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平等、和谐的价值观必然会占主导地位，故协商民主制符合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二，更符合时代潮流。在两极化社会中形成的自由民主制，多是用议会表决方式解决二者择其一的问题。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面临的是多元选择。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时，共和协商比民主表决更有效。现代国家中各个社会集团虽仍存在自身特殊利益，但关系到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事项日益增多，客观上要求政治集团之间共和协商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世界和平将长期持续下去，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战与和，而是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解决民生问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一些重大建设项目专业性极强，民众不甚了了，对此付与投票表决无异于盲人摸象。生产和生活日益趋向社会化、网络化，使处理国事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研究，只有集中各方面人才共和协商，才能做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最佳选择。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相较于自由民主制的一套表决方式，共和协商制将更加有效，更加符合这一潮流。
第三，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同民主制有关联的主要有两项：一是社会制度，一是文化传统。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由于西方的民主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资本家是经济主体，控制着包括生产、交换、市场在内的经济运行，政府并不介入经济活动。民主制奉行多党竞争，一般政党都是为了政党和个人私利的选举党，这就必然会造成政党纷争局面。而经济运行是由资本家集团控制的，政党纷争对经济运行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为全民所有，由政府委派代理人代行所有权。企业管理者是政府任命的，如果采取自由民主制所伴随的多党竞争、政党轮替，势必导致企业领导人无所适从，只关注政治变化，无暇管理企业，必然会干扰乃至破坏经济运行，故自由民主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而当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第一要务是发展生产力时，自由民主制的危害性就更大。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事实证明协商民主制适合了中国国情。中华文化延绵五千年，其核心要义就是和谐，涵盖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正是在这种和谐文化土壤上，才生长出协商民主制，而协商民主制也同文化传统融会贯通。
第四，更便于协调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人们通常将民主解释为人民作主、人民治理。既然人人皆是主人，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必然导致社会混乱无序，故而实行民主首先要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运行。翻开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法治（法律）而后有民主。民主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对民主起着约束限制作用。从近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看，民主与法治既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相互排斥。民主对法治起着促进作用。因为法律是长期稳定的，而社会进步促使人们的需求不断变化，并反映为民意，通过民主运动来推动法律的进步，比如，19世纪美英法等民主国家，其选举法都限制有色人种、女性和工农劳动者取得选举权，经过近百年的民主运动，到20世纪下半叶，这些不平等的法律条文得以废除。同时，民主对法治还有排斥的一面，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民主的骤然兴起只会破坏法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十年“文革”，号称实行“大民主”，最终引发了一场内乱。近两年来埃及和泰国兴起的民主运动，大肆反对民选政府，导致军人政变和政府垮台，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
协商民主制比自由民主制更便于协调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首先，自由民主制的立足点是个人自由，如果人人追求个人自由，就会同法律发生冲突。协商民主制的立足点是群体协商，这就便于协调个人之间、集体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将人的行为控制在法律规范之内。其次，法律条文并不像数学公式那样具有确定性，而是可以做出多种解释。每个政党、议员都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如果都从本集团的利益来解释法律和宪法，必然导致不同的解释，甚至引发社会冲突，给法治实行造成障碍。协商民主制通过协商易于达成共识，也便于推行法治。再次，人具有社会性，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自由民主制倡导个人自由，不利于制约人非理性的一面。协商民主制倡导群体协商，有利于张扬理性的一面，因而更能促进法治。协商民主制便于协调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对建设法治中国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制是处于经济基础、中华文化、时代潮流三个坐标交汇点上，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民主制度，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和改革的大走势就是迈向协商民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