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其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1―0064―05
列宁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重要阶段，它内容丰富而且极具特色，既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又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既具有长远战略性，又具有切实的务实性，实现了批判性与包容性、战略性与务实性的有机统一。
一、批判性与包容性的统一
斯大林曾指出，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列宁形成列宁主义的方法从头到尾都贯串着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同样，作为列宁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列宁基于对各种错误文化思潮的批判而形成的，因此，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不论涉及任何文化理论问题，列宁都毫不妥协地同一切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观点开展不调和的斗争。在文化与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批判了经济派所鼓吹的“自发论”，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断；在出版文化问题上，列宁坚持文化阶级性立场，批判了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文学“非党性”和“绝对的创作自由”口号，提出了无产阶级出版文化的党性原则；在民族文化问题上，列宁坚持阶级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口号的虚伪性，提出“两种民族文化”学说，强调了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在文化遗产问题上，列宁坚持文化继承性的内在要求，对无产阶级文化派臆造“纯洁”无产阶级文化的“一派胡言”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列宁对论敌的批判过于刻薄，喜欢用犀利的语言嘲讽人，所以，他失去了友谊，陷入孤立。的确，列宁的批判非常尖刻，毫不留情，从他对论敌批判的措辞中可略见一斑。如，列宁嘲讽散播“早产论”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国内孟什维克理论家，说这些“博学的”先生们“是怯懦的改良主义者”，但又总是“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1]776。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宣扬用“实验室方式”来创造“纯洁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言论，列宁认为这是“用各种深奥时髦的字眼故弄玄虚的蠢话”[2] 495，是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3]15。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4]778，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列宁。列宁的文化批判始终是坚持为公的原则立场，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的。面对反对派的无耻歪曲与毁谤，列宁义无反顾抛弃一切个人的好恶对其进行坚决的批判斗争，哪怕是牺牲友谊，忍受痛苦。
列宁的文化思想又极具包容性，这种包容性集中体现在他对待一切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上。列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对以往一切时代积极成果的包容性，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有全人类文化的历史视野，来学习和利用一切时代文化的优秀成分，包括本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外来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作过科学论述，而且在实践中也树立了光辉典范。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列宁则第一个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把无产阶级文化看成是从天而降的东西，主张隔离资本主义及其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凭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坚决反对这种隔断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有在充分吸收过去一切时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当然主要是科学技术知识等非意识形态文化。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突出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更多地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来分析阶级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们仍然是确认非意识形态文化的存在的，并把精神文化划分为意识形态文化和非意识形态文化。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列宁认为在资本社会下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反映历史进步的非意识形态文化代表着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必须要充分利用它们来建设社会主义，否则，便不可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所以，列宁非常重视对这部分文化的吸收引进，他指出，必须“要学会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头等的最主要的任务。”[5]209而这些成果当时大部分掌握在从资本主义社会而来的专家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所以，重视科学文化，就必须重视知识分子，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大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都用起来。”[6]395在当时的苏俄党内许多人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剥削阶级，看成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对于利用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事情感到不解，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弃。列宁严厉批判了这种“左派”幼稚性的错误言论，亲自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像“爱护眼珠”一样关心爱护，当然，列宁也非常重视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正如美国列宁研究专家路易斯?费希尔所说的，列宁对政治方面的敌人是毫不留情的，但在文化领域，他对那些“迷路人”却表现出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的态度来自于列宁受到熏陶的那个比较有文化的环境，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出身。[7]606
二、战略性与务实性的统一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从“文化革命”的战略高度来构想的，是一种全局性、前瞻性的任务。首先，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不仅仅是针对文化领域的发展规划，更是一种关乎整个社会建设全局性的构想。对整个社会建设来说，列宁把文化建设提高到首要地位，并以文化建设为连接点，形成了他关于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发展模式构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有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需要有不同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之对应。所以，列宁指出，在进行了政治革命和经济变革后，必须进行“文化革命”的建设任务。尤其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俄国极其落后的文化现状对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严重制约作用。通过革命后最初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列宁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要实现合作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要改造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国家机关，破除征服者“被征服危险”，必须提高执政党的文化力量，这是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1]77。这两个任务的实质就是以文化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以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战略规划。列宁最后在“政治遗嘱”中明确指出，只有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完成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能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列宁就以文化建设为关键点，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连成一体，构建了他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构想。 其次，这种构想是一种长远性、前瞻性的任务。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长远性、前瞻性集中体现在“文化革命”终极指向上。“文化革命”――这一革命后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发展的结果，并不像普列汉诺夫认为的仅仅是一个知识教育的问题，其终极指向应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8]242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反复强调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一代新人的根本要求。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文化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造就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美国学者弗?詹姆逊则看到了列宁“文化革命”概念所具有的这种深层涵义，他指出：“发动一场经济、政治的革命必须有一场文化革命来完成这场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长的人有资本主义的习惯和价值观，必须把他们改变成社会主义的习惯和价值观。这些理论在列宁的《国家和革命》一书中都有。”[9]60列宁清楚地知道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布尔什维克虽然可以动员知识分子快速解决居民识字问题，但是要克服群众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1]303等文化心理则“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需要经济、政治、教育等长时间的深度冲击。
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又是务实的，这种务实性突出地表现在列宁对人民基本文化需求的首要关注上。当时“许多人在十月革命后想立即升入无产阶级的天堂，心向神往……，打算立即在科学技术的一切部门进行革命；某些人大概想用实验室的实验办法制造无产阶级文化”[10]250。面对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或做法，列宁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1]784。所以，对于“文化革命”，列宁要求“少唱些政治高调”[1]9，从基础做起，从现实最迫切的“普遍识字”、普及文化的任务做起，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当时党内一些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表现出了激进和幼稚的乌托邦倾向。相比之下，列宁充分认识到在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与长期性，在这个阶段要借助于资产阶级文化来创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布哈林这位曾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可宝贵的和重要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也表现出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对过渡时期文化建设复杂性认识过于简单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纯粹的，“旧剧院必须砸烂”。这里明显带有波格丹诺夫思想印记，正如郑异凡先生所说的，“布哈林对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多少有些偏爱的”[12]188。列宁的文化思想则表现出强烈的务实性，他要求文化工作首先要关注群众的文化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高谈阔论，他反复告诫全党“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784。
三、当代启示
列宁领导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有短短七年时间，但在这短暂时间里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应深入发掘列宁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掌握“文化领导权”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事业，必须贯彻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他指出，没有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党，没有为广大劳动群众所依靠信赖的党，没有善于把群众牢牢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1]155。坚持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是列宁留给后来社会主义各国建设者的一重要经验。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形成了后列宁时代的“文化专制主义”体制，但斯大林的错误不在于强调党对文化的领导，而是他把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绝对化和纯粹化了。苏联的后继领导者在批判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放弃了党对文化的领导权，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文化领域鼓吹绝对自由，指导思想多元化，最后取消了党的领导，致使西方意识形态占领了文化领导权，以致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竟在瞬间坍塌。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重大教训，它告诫我们当一个阶级失去文化领导权时，“即便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绝对控制权，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再现自己”[13]127，最终也会受到被征服阶级的文化报复。所以，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这一宝贵经验来之不易，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由于多变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探索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为了保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在党的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执行正确的方针和路线。现实中有些人借口党曾经在领导文化建设中犯过错误和现在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的确，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中出现过失误，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但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建设中，错误和挫折有些是难免的，关键是看怎样对待出现的问题。我们党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并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这充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成熟、有力的党，这也是我们党在历经90多年风雨后仍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包括文化事业的领导，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保证。
（二）坚持“文化民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认识活动，是“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部分，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4]121。但精神生产是“特殊”的生产，它“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14]97，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4]97，相比于物质生产有它自己的客观发展规律。列宁充分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生产理论，在强调坚持党对文化事业领导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要求每位苏维埃的文化工作者按照文化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写作事业中，列宁指出：“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5]664虽然，这是针对党的写作领域而作出的论断，但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创造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化民主”原则。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到“文化民主”问题，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16]708。194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明确提出了“文化民主”这一概念，他指出“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17]170。“文化民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怎样用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话语来表述，并能有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这是解放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作的重要思考。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其文化政策逐渐偏离了列宁所奠基的开明民主的文化方针，走上了“文化专制主义”。而在苏共二十大上，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模式包括文化发展模式遭到了彻底的批判，神话崩溃了，随后波兰、匈牙利事件便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危机。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以苏为鉴”，要求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思文化建设领域所受到的苏联“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阐述十大关系的问题时，首次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并把其确定为繁荣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双百”方针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述，形成了系统成熟的“双百”思想。这里，毛泽东找到了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发展方式即“双百”方针。“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事业工作者主体地位的确认，可以说，“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问题，它是“文化民主的中国式表述”。“双百”方针体现了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与尊重，符合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利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增强，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这就更需要我们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不断开拓新的文艺领域、新的艺术境界，以满足社会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人们的多种需要。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双百”方针是我们来之不易的经验总结，是我们在文化领域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8]256。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则把“双百”方针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要坚持的基本方针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民主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在对待文化问题上，列宁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积极学习和吸收一切时代的优秀文化才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即要以兼容并蓄的包容心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给我们的另一重大启示。以兼容并蓄的包容心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做到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外来文化的“博采众长”。
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就是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其中蕴含了许多有益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容，但传统文化又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也有许多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与现代文明不相协调的内容。这便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个良莠不齐的复杂体系，在这个复杂体系中，精华与糟粕共处一体，相互掺杂糅合。这样一种状况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自觉地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剥离其中各种杂质，提炼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传统文化基础上，自觉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国际背景下，我们必须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提高全民族文化自觉，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自觉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保持民族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对外来文化的“博采众长”，就是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开放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需要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从而完善发展自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具有开放的结构，借鉴和吸收各国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优秀成果，应当成为其内在品格和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基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具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和善于向不同民族文化学习的优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也正因为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宝贵成就，才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中华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西方文化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其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在当代，文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在这样一个文化大环境中，我们只有积极主动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汲取西方文化中先进、合理的文化成果，才能为我国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