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体系发展的非协调性及其调适策略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4-0088-04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西部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协同发展的实然阻力与政策路径研究――以陕甘两省为例”（DIA13031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洁（1983-），女，陕西大荔人，西安体育学院体育传媒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协调发展战略。
一、 教育体系的结构和效应
教育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由义务教育、大众教育、国民教育、技能培训、特殊教育、区域教育等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律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教育体系内的各种教育目标不同，形式有异，但又互相衔接，内容渗透，相互影响。不同种类的教育满足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力生成过程中的不同需求，发挥着不同的功效。
义务教育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6-15岁适龄少年儿童实施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它旨在扫除文盲，普及基本科技知识，为大众教育和国民教育奠定基础;大众教育是国家规定的对15-18岁的青少年实施的高中阶段教育。它不属于义务教育，需要受教育者自己支付费用，可以进行选择取舍，属于为国民教育提供生源，向社会输送劳动力的教育;国民教育主要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教育。主要培养成年人口的科技知识，提高国民的理论素养，为打造受教育者的劳动技能，增强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奠定基础。它主要有理论性、学历性、学位性三个特征，是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技能培训一般包括各种职业技术学院、技师学院、技能培训中心、技术培训学校等机构所提供的劳动技能生成训练。它以将国民教育所提供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劳动能力，增强国民的就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增长为直接目的，具有技术性、操作性、短期性、实用性等特征;特殊教育是指针对残疾人、失足者等各种特殊国民群体开展的教育。一般包括残疾人学校（如自强学校、聋哑学校）、问题青少年教育训练机构和失足者管制培训学校。这类教育注重培养特殊国民群体的劳动技能和法制道德意识，以增强残疾人的生存能力、提高失足者的守法意识、规范其行为为直接目的。它具有公益性、技术性、生源少且不稳定、学生特殊等特征;区域教育是指由省市自治区层面、市自治州层面、县区层面和乡镇层面所开展的教育。由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地质地貌、气候、民俗、风俗、宗教、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很大，因而区域教育在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学科专业布局、教育政策等资源配置上的差异非常大，不同省份甚至同一省份内的不同市区的教育水平差异十分显著，往往形成巨大的落差和教育不公平。区域教育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不平衡性等特征。
教育体系内不同类型的教育是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彼此渗透的。很难说国民教育里完全没有技能培训的成分，也很难说技能教育里就没有基础理论教育;特殊教育与国民教育和技能培训更是难以分清;区域教育里本身就包含了国民教育、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因此，它们之间以及各类教育内部应该协调发展，从而使教育体系运行得更加和谐顺畅，系统的功效达到最大化。
教育体系优化的标准应该是种类齐全，彼此渗透，互相贯通，空间结构协调，资源配置合理，富有弹性。从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技能生成的视角看，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具有四个方面的效应：
一是“优化结构效应”。教育体系协调发展无疑能够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空间结构和种类结构的优化，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要求国民教育、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等之间实现均衡，任何一种教育偏大过重都会造成其他种类的教育资源不足，规模偏小，质量下降。而偏大过重的教育必然造成边际效率下降甚至为负值。而当教育体系协调发展时，教育资源就会在国民教育、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等之间，在不同地区之间，在不同层次之间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使教育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省市之间的差距悬崖削低甚至填平，避免教育资源配置空间结构的畸形化;另一方面，还会打通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通道，使教育资源在各种教育之间自由地注入或流出。从宏观视角看，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结构和种类结构毫无疑问应当得到优化。
二是“强化公平效应”。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种类三元结构”。城市配置的教育资源过多过优，农村配属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质量低劣。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由农村流向了城市，城乡分化加剧。国民教育、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失衡，国民教育占有了绝大部分的资金、图书、实验仪器、师资、建筑等资源，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配置的教育资源少得可怜，经费严重不足，师资大量流失，设备仪器陈旧，图书资料稀少。国民教育、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三者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种类三元结构”。显然，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无疑能够降低教育不平等的程度，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公平，使同等的学生享有同等的权利，占有同等的资源，拥有同等的机会，不因出生的地域、民族、宗教的不同而不同。
三是“补长短板效应”。教育体系协调发展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法律机制，促进教育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和跨种类流动，刺激技能培训与特殊教育等教育短板加长，使木桶的盛水量扩容增量。另一方面，通过运用财政机制能够消除“过剩教能”，使得那些规模过于庞大，占有资源过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教育种类“消肿减肥”。 四是“促进增长效应”。教育体系协调发展能够增强国民
的劳动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促进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社会和谐与稳定。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劳动、资本、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可以积累人力资本，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从源泉上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的转变。
二、我国教育体系发展的不协调性分析
我国教育体系经过长期的变迁和演进，形成了目前的状貌。从运行效果看，应该说这种体系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支撑了我国科技、经济、文化在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然而这种体系也暴露出了不协调的问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主要是技能教育与特殊教育形成了短板，严重制约了我国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1]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某辖区市为样本，进行了教育资源配置结构调研，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由表可以发现，该市在高等、中等、初等、技能和特殊教育中，政府对高等、中等、初等教育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人才和物质资源。2013年该市对高等、中等、初等三者的资金投入高达395515亿，而技能教育和特殊教育的资金投入仅仅只有0284亿和00437亿，前者是后者的13927倍和9051倍，差距之大令人惊叹（见表1）。该市的情况既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这种情况在全国普遍存在，并非个别。从全国情况看，高等、中等及初等教育规模较大、发展迅速、师资充足、教学设备更新快，而技师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技校、中专、劳动技能培训中心、残疾人教育、失足人群教育等技能教育和特殊教育则规模较小，覆盖面窄，发展速度较慢，教学设备不仅破旧而且数量少，师资力量缺乏，教职工的待遇低，投资严重不足。笔者曾对宝鸡市的技校、中专、劳动技能培训中心及残疾人教育学校进行过调研，发现被当地政府树作样板的一个县级劳动技能培训中心，教学用的缝纫机缺胳膊少腿、斑驳脱皮，电子专业的操作工具陈旧不堪，教室内的墙皮脱落，教师的收入严重偏
表1西部某辖区市2010-2013年教育经费配置表
年份
教育类型2010201120122013∑
义务教育金额（单位：万元）1647392288553213593098041024757
比重（%）762957646378217768
高中教育金额（单位：万元）32553464985945562250200756
比重
（%）150761553514471561
高等
教育金额（单位：万元）1360521313264062346184785
比重（%）630712643588
技能
培训金额（单位：万元）14912216317028409717
比重
（%）069074077071
特殊
教育金额（单位：万元）35334174714374858
比重（%）1636013901101
∑金额2159212992994108613987921324873
比重（%）100100100100
低。样板学校尚且如此，其它学校可想而知。
第二，理论教育、技能教育、品德教育不协调。这主要表现为重视理论教育、轻视技能教育;重视知识传授，轻视品德教育。一方面，是智力开发与人格培养失调。实践证明，完善的人格是成功的关键，纯粹依靠专业技术知识成功的人士只占20%左右，而80%左右的成功来自于奋斗者完善的人格。[2]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却陷入了“重智力开发，轻人格培养”的误区，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学校都在拼命地传授知识，而轻视对学生的品行教育。在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有知识性课程，而缺少素质教育课程，或者是有一些素质教育课程但缺乏考核，且针对性不强，效果欠佳。对学生的评价基本上是“唯成绩论”，即便是在改革了的高考录取原则当中，最终还是分数决定一切，诚信、品德和健康方面的要求形同虚设，与录取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另一方面，理论素养与操作技能失调。[3]同样，笔者对我国西部地区某辖区市的教师资源配置做了统计分析，其结构如图所示。
统计结果表明，该市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中等学校实验性课程的课时安排较少，实验设备仪器相对落后，实验教师数量不足，对实验教学的资金投入也不到位。特别是实验课程教师动手示范，学生动手去做的机会少;验证性的实验多，创新发明性的实验少;教师或教材设计的实验多，学生自己设计的实验少。职业中学和技工学校办学特色不明显，实验仪器设备陈旧，实习机床不足，经费严重匮乏，不能满足正常的教学实验需求。高等学校对实践操作和技能培训重视不够，职业技术学院盲目追求学生理论素养的培养，造成理论型人才严重过剩，而高级技能型人才奇缺的非正常现象。
图1西部某辖区市2013年师资配置图
图2西部某辖区市2010年-2013年教育资源配置曲线图
第三，教育体系的空间结构失衡。
从大的经济带看，东中部地区的中等教育资源丰富，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密集，而西部地区的中等教育资源稀缺，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从二级经济区看，大中城市的中等教育资源丰富，而山区和偏远地区的中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缺乏。从三级经济区看，县城与乡镇的中等教育资源较好，而广大农村的中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以英语教师为例，中西部农村学校英语教师严重不足，专业教师少，兼课较普遍。[4]重点中学、教育经费、高级教师、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等基本上集中于副省级和地区级大中型城市，由此造成的优质生源的相对集中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中等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的失衡。因而，导致择校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尤其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偏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由于经济实力弱、财政支付能力不足，导致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图书资料、网络设施、运动器材、活动场地、实验器材、教学楼舍、食宿条件等十分落后，富有教学经验和技能的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学生纷纷流向周边教育发达的城市。这些地区的教师与生源持续萎缩，形成了一定的恶性循环，与发达的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和交通便利地区形成了坡断岭裂的教育悬崖。从全国范围看，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也很不均衡，少数教育资源高度密集区和多数教育资源稀缺区并存，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公平。 第四，一次性教育与继续教育失衡。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知识生产的速度加快，更新周期缩短，半衰期降低。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硕士，大约10年左右时间就会产生知识老化、难以适应工作的现象。因此，法、德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终身继续教育，大学生毕业工作10年后就需要再回到学校重新学习，以补充和掌握科技前沿知识与技能。而我国由于教育需求与供给的缺口很大，一直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继续教育，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的只有一次性教育。一次性教育与继续教育之间的失调，严重制约着我国人力资源的结构升级和质量提升。
第五，教师交流单向性比较严重。
在我国现行的教师交流活动中，教师的流向呈现出由中小学到高等师范院校，由城市到农村，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具有典型的单向性。高等师范院校中有大量教中教法的优秀教师，但这些教师却没有中小学教学的经历与实践，属于从高校到高校，从理论到理论，在黑板上讲方法，在讲稿里谈技巧。这就像教烹饪的教师没有进过厨房，没有掂过大勺，而是在黑板上炒菜一样，从川菜一直炒到鲁菜，岂不可笑。农村的教师其实并不笨，只不过是条件限制罢了，应该定期批量地抽调农村教师走向城市，进行培训交流，让他们接受先进教育理念、现代教育手段和更科学的教育方法，使他们的教学技能、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得以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同样如此，应该建立与发达地区的教师经常互动交流的机制。
三、我国教育体系发展非协调性的调适策略
我国教育体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非协调性问题，显然不利于教育体系的良性运行和整体功能的发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育体系进行调适：
第一，调整教育体系的板块结构。从知识教育、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三大板块来看，目前急需要做的就是加长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这两块短板，强化技能培训和特殊教育。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更新教学设施。强化技能教育与特殊教育需要资金扶持，否则，发展技能教育和特殊教育就是一句空话。为此，应鼓励政府、厂商、社会组织和个人四方通过不同的渠道，积极投资兴办技能教育和特殊教育，以独资、合资、股份制、合作等多种形式兴办技能培训机构和特殊教育学校，构建职业技能教育投资的合力机制，改善职业技能教育机构的办学条件。对政府来讲，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三种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刺激技能教育与特殊教育发展，对技能教育和特殊教育机构实施减免税收、优惠贷款、简化土地征用程序、降低土地转让金等综合性的鼓励政策，不失为一种好的举措。二是进行管理制度创新。应实施技能培训证书与学历证书挂钩互认，职称证书与学位证书挂钩互认，技能培训学分与学历学分互认互换等。废除收入分配、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中歧视职业技能教育毕业生的政策，如在职称晋升中，为那些文凭低而实际操作技能强、取得重要成果的职工设立相应的晋升条件，或者是在现行职称体系内放宽职称评定对文凭的要求;在收入分配中，调整薪酬结构，提高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的工资标准;改变厂商和单位在收入分配中对高文凭的过度倾斜，加强对中、高文凭持有者绩效与技能的考核，实施绩效本位制或能力本位制，在能力和绩效面前人人平等，不因文凭而实行双重标准。同时，坚持按照操作技能与实际贡献进行分配，把资格证书、技工证书与文凭等同看待，提高企业中高级技工的待遇。
第二，优化教育体系的空间结构。加大对偏远山区、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资，尤其是中央财政和省、市、自治区财政的投资;制定教师支援帮扶计划;实施差别薪酬战略;出台图书资料援助计划。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省、市、自治区之间的教育对口支援制度，实施发达省区与落后省区“一帮一”的促进机制，从而使教育体系的空间结构得以优化，各种教育协调发展。
第三，调整课程结构和课时安排。应逐步加大素质、技能、品德教育类课程的课时安排。[5]一是调整课程结构，增加劳动、素质、技能课程的课时量。如技能教育机构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与计划里，应增设劳动、伦理道德法制、心理健康、人格培养等方面的课程;增加实践操作课程的比重，设置更多的开放性质的课程，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进行一些实验，以激发学生创新的欲望、兴趣和能力;加大体育、文化娱乐方面的课时量，增设兴趣课、特色课、军事知识及国防教育课等;改进课程的授课方式，加强对学生进行人格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意志品质、敬业精神、团队意识和同情心，提高学生人格修养。二是建立学生品德信用评估体系。充分运用奖惩机制，激励学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三是改革高考录取制度。加大对学生在素质、技能、品德方面考核的力度，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第四，改革教育机构的考核指标与方式。我国的中学、技校、中专、职业技能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残疾人中等学校）等，应当对学生的考核增加信用程度、伦理道德、守法状况、身心健康状况、情商和操作技能方面的内容。同时，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应多样化，不一定都实行千篇一律的答卷形式。如信用程度、伦理道德及守法状况方面的考核，主要应看行动、看表现，同时进行一些情景性的模拟考试;操作技能方面的考核应让学生直接上机操作，评判其实际能力如何。中等教育机构可尝试建立学生的学籍档案、信用档案、守法及道德档案，通过多种档案并行，全面客观地考察评价学生。
第五，积极完善继续教育制度。建议国家立法，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人继续教育法》，对已经参加工作的劳动者每过十年就回炉一次，接受为期两年的专业对口培训，以便提高劳动者追踪科学技术前沿、掌握最新科技知识与劳动技能的本领，增强他们对本职工作的适应性和职场竞争力。
第六，建立教师多向交流任教机制。政府应当运用行政机制和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引导优秀教师向贫困地区、偏远地区和农村转移。教师评定职称、晋升职务，评选先进、涨薪加酬应当具有在贫困地区、偏远地区、农村执教3-5年的工作经历。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到贫困地区、偏远地区、农村执教，可不转户口、不转关系，由中央和省市财政补贴，对到贫困地区、偏远地区、农村执教的教师增加工资。同样，高师院校教中教法的教师应当有在中小学任教3-5年的经历，以便积累经验、增加素材、提高对中教法理论的理解，有的放矢地搞好教学。另外，国家应从偏远山区、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每年抽调一定数量的优秀教师到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富裕地区的学校去交流兼职。
第七，实施县区教师培训提升战略。当前应尽快构建高师院校与区县教师协同发展新体制，放开师资培训的门坎，除了高师院校和教育学院外，其他综合性大学都可以培训中小学教师。由高师院校接替教育学院系统、持续、规范地培训区县教师;区县教师培训证书与学历证书互换互认;区县教师培训应以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培训为主;实行专业对口、工作与培训内容对接、固定培训期限（一次2年）;区县教师培训实行导师制;区县教师到省级重点、示范或名校交流培训等。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教育体系的非协调性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制约甚至阻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把握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依法治教，尊重教育规律，夯实基础，优化结构，调整布局，提升内涵，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6]对此，政府、学校和社会三方应形成合力，从体制机制、政策设计、教育管理等方面科学统筹，矫正目前教育体系的板块结构，优化空间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唯此，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才会科学发展、充满活力，科教兴国的战略才能得以实现。
- 上一篇：浅析陈鹤琴的早期教育思想
- 下一篇：中国共产党纪律教育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