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遇到“东方”:政治效能感理论的前世今生
政治效能感是民众在与政治系统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自身政治影响力和政治系统回应力的内在的、比较稳定的评价系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其形成变化与变化受到了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形成了诸多共识理论。
一、社经地位影响论
已有研究表明，个人经济收入水平的不同是导致其政治效能感差异的重要因素，个人经济收入越高，其政治效能感越高。这是因为经济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地位的多样化，并扩大高地位的比例，对于个人而言，高地位与较强的政治效能感相联系，而这种政治效能感又能导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然而，近些年也有一部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那些经济收入水平高的个体，其政治效能感并不见得比经济收入低的个体有显著的不同。以D社区的一位月收入在万元以上居民为例，其政治效能感反而比该社区中的其他居民更低。笔者认为，由于这部分居民几乎不参与社区事务，难以培养起稳定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更无法形成较高的政治效能感。而那些经常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称得上是“近水楼台”，自然了解更过、知道更多、经历更多，因而往往会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可见，社经地位并非影响我国居民政治效能感最主要的因素。
二、政治知识影响论
影响因素研究中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命题是受教育程度与政治效能感的正相关关系。Abramson等学者发现，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的政治练达程度更高，更倾向于、且更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然而，陈陆辉、李蓉蓉的研究也证实，教育程度并未对民众的政治效能感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民众对公共事务了解越多，对政府的期待也越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使其更容易对现实产生不满。笔者也发现，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并没有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甚至出现了负相关关系。大多数拥有高学历的居民，其对自身的认知与影响能力的感知能力较低。而一些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居民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效能感。最典型的是W社区的一位退休阿姨，她不仅高度认同居委会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将搜集民意、建言献策与传达居委会的各项通知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与责任。由此可见，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并没有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三、政治面貌、年龄、性别影响论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强烈且近乎唯一的政党认同使得其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西方多党制下政党认同所产生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党员不仅仅是一种政党身份的象征，更是基层决策核心的代表。甚至在很多地方，人们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党员会议就是村/居民代表会议，党员就是村/居民代表。通过这种经常地、固定的党内的民主熏陶和民主训练，使得党员比一般群众了解了更多地政治信息、掌握了更多地政治技能，政治效能感显著提升。
Abramson和Chung-LI Wu等学者研究证实，年轻人的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老年人的政治效能感水平。但是，年龄与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并非确定不移的，教育、时代背景等都会对某一年龄段的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发现，当前中国社区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产生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年长的居民还是年轻的居民，其政治效能感均未体现出一种明确的线性关系。由此可见，年龄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有待考证。
此外，性别因素也被许多学者视为是影响民众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男性比女性拥有更高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地位，因而其政治效能感也往往高于女性。然而，虽然女性对于政治参与的态度更为消极，但是其在政治效能感方面与男性并没有显著地差异。这一点与Chung-LI Wu对新奥尔良市市长选举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方共识理论对政治效能感的解释可能更为适合发达国家的政治现实，而非中国的政治现实。然而，社区居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亦表现出了较高与较低两种较为极端的分布。一方面，一小部分居民的效能感水平比较高，他们大多以退休赋闲在家的老年人为主，并常常协助居委会合作完成社区事务。另一方面，大部分社区居民的政治效能感则很低。他们是拥有相对固定的工作的居民，其日常生活主要是以各自的工作为主，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和机会都很少。那么，与居委会的亲密程度是否就是影响中国民众政治效能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呢？它对中国民众政治效能感的解释力是否充足呢？这将是笔者后续研究的重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