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恐惧”辨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104-005
苏格拉底说无人有意作恶，美德即知识，意为知善之人必能行善，作恶之人必因无知。当下中国知善不行、见义不为等道德现象日益凸显，见义不为者往往并非无知却常“无人有意为善”。这究竟何故？本文拟从道德心理学和道德哲学维度尝试提出“道德恐惧”概念，辨析比较其与心理恐惧、道德敬畏的关联和殊异，反思这一道德恐惧的当代伦理学启示，以回应知善不行、见义不为等现实道德困惑。
“道德恐惧”在伦理学界似乎尚未有人探讨。“道德恐惧”概念，实指道德主体因基于各种可能的压力、风险或威胁，尤其担心自身或者家人遭受重大伤害，胆小怯懦，失去道德勇气和道义良知，逃避、放弃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必须强调的是，笔者定义的“道德恐惧”，既不同于一般心理恐惧，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敬畏;既不是泛指人对道德的恐惧，也不是指由道德所引发的人的恐惧。
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必定出于意愿和预先考虑;明智作为实践理性之德性，使人在具体环境里善思对自己总体上是善的事情。[1]透析见义不为等事件，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直接问题就是救助者无不顾虑一旦自己费心救人、做了好事，能否得到回报暂且不论，反而极可能被骗上当、诬陷讹诈。由此可见，“见义不为”首先直接缘于道德主体基于安全自保的恐惧心理，道德主体产生道德恐惧并非仅仅出于自私，而是出于避害自保，特别是担心本身或亲人受到重大伤害或灭顶之灾，在特定情境之下并还可能基于经济恐惧、精神恐惧、社会恐惧等多种恐惧共存时的一个综合性理智权衡与忌虑，在无奈之下选择置身度外从而表现出一种“理性算计”的恐惧。一般说来，对未知不确定性风险的恐惧，对可能后果的恐惧，对人际交往的恐惧，对正义缺失的恐惧，以及长期紧张焦虑所形成的性格意志懦弱等均可导致“道德恐惧”。这可谓是道德恐惧产生的心理要素。
一、道德恐惧与心理恐惧
由上辨析可见，道德恐惧具有自身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恐惧。
首先，在构成要素上，道德恐惧至少具备两个心理特征：其一，知行不一;其二，意志软弱。这里的“知行不一”、“意志软弱”不是在个体性格特征意义上而是在道德意志力、道德勇气意义上而言的，它意味着道德主体虽有明确的善恶是非意识、基本的价值立场，知道如何具体行为，但是意志力薄弱，胆小怕事，虽想选择善但又缺少道德勇气，不敢行善，不能坚定地秉持基本价值立场和道德原则，最终抛弃道德责任，蜕变为现实的不作为。所以，道德恐惧是一种特殊的无立场的道德立场。杨国荣指出，从知行关系看，意志软弱主要表现为“知其当行却未行”或“知其当止而未止”;从理性与意欲的关系看，意志软弱则更多地关乎理性与意欲等之间的张力;在形而上的层面，它则以现实境域中可能性及偶然性的存在为其本体论根据。[2]
其次，在具体表现上，道德恐惧又鲜明地突显两大特点：其一，道德主体既然在道德心理上丧失道德良心、勇气和责任，就必定衍生出胆怯畏缩，道德麻木，甚至冷漠残忍;其二，道德行为选择上明哲保身，知善不行，见义不为，旁观放任。
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恐惧，则被认为是一种以过度惧怕外界客体为主要特征的“恐惧性神经症”，是一种古老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意识和情感。在目前道德哲学的视域中对心理恐惧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恐惧是负面、消极、否定的情感，恐惧在伦理学中总是与勇敢、怯懦等词汇相对应;第二，恐惧可以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如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所论述的观点。宽泛意义上，心理恐惧又可划分为自然恐惧、社会恐惧、物质恐惧、精神恐惧、政治恐惧及恐怖等形态。概言之，心理恐惧本质是人的畏惧意识以及由此影响形成的人的行为方式。心理恐惧是独立主体的主观感觉，存在极大的主观性。主观上，恐惧是人类先天本能意识，总是负面或消极的情感，本身并不是善的而需要被祛除。但是，人的恐惧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只要把恐惧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还可以产生好的、善的价值，乃至培养谦虚、慎审与节制的美德。孟德斯鸠说，人类基于对未来的恐惧就会变得不再卤莽，而是小心谨慎地行事，肩负世间责任。在此意义上恐惧又表达着一种积极或正面的价值，是人之为主体自觉的体现。另一方面，恐惧又不完全是纯粹主观的、不可公度的单纯个人情感、情绪，还可能作为所有主体的共通感，成为社会性、普遍性的实践问题，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内容。客观上，令人恐惧的对象是恶的或中性的，其所引发的客观结果却可能是好的、善的。保罗?里克尔说：“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畏惧从开始就包含了后来的所有要素……它已经是伦理的畏惧，而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害怕，因此所畏惧的危险本身是伦理的。”[3]
可见，能否由恶的价值导向善的价值取决于心理恐惧程度和人理性意志统一，恰当、适度的恐惧和人理性意志统一表达的正是一种直面风险、勇于进取的社会精神。马克思认为，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恐惧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在的能动反映、认知和情感体验，是人类实践理性的特殊存在样式。当然，道德又具有主体性、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与伦理规范不同甚至完全迥异。所以说道德又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存在着具有真善美等普世价值的永恒道德观念，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终极道德形态。因此，对违背人性人伦、不美好甚至残酷邪恶的道德规则感到恐惧或厌恶、痛恨，又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心理恐惧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价值或意义，其如果仅仅涉及个体、自然的先天性而无关他人或社会，就甚至谈不上具有绝对的道德性。 道德恐惧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恐惧，往往只具备负面或消极的价值而需要被祛除。因为，通常情况下道德总是好的，不需要人尤其是好人恐惧。而恐惧总是负面消极的，总是需要被祛除并战胜的。如果说一个人对道德（行为）产生恐惧，知善不行、见义不为，那么完全可以说不是该人（性）有问题就是道德或社会出了问题。一旦整个社会弥漫着这种道德恐惧的“雾霾”，人普遍地道德良知与勇气丧失，知善不行与见义不为，表面上看似平常而不算大“罪过”，充其量“乡愿”而已，但其实是恶之端倪、罪之根苗，足以产生可怕后果。它首先会传染和痼化社会群体的心理恐惧，削弱意志，漂移责任，导致社会信任危机、道德危机。福山、吉登斯等指出，信任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承诺和合理期待，表征为私人个体交往关系及其共在共生的存在模式，在本体论意义上信任就是存在的不孤独，信任的对立面是焦虑与孤独而非不信任;信任危机即是孤独的存在，是社会成员相互交往过程中缺乏基本信赖而形成的不确定乃至不安全关系状况。这里，“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者）的“孤离”，而是指与实践一种圆满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根源的分离，是个人生活失落的片面性和无意义。[4]可见，在本体论意义上信任危机不仅仅指孤离于外在的存在环境，更是指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或者物欲私利吞噬精神灵魂，人的心灵孤独和无所皈依，迷失生存意义。所以，信任危机既是人类生活共同体最基本道德丧失之标志，又是消解共同体凝聚力之最危险腐蚀剂，实质上就是本体论上人的存在危机和存在恐惧，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恐惧”。
道德恐惧还以其怯懦而容忍、放纵了丑恶与残忍，滋生助长“平庸的恶”和“残忍残暴”。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主义下行为者可能私德上温良和善，但是在职业中没有视自己为思想、良知与主体性的存在，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要求，哪怕这种命令极其冷漠残忍也毫不在乎，这就是“平庸的恶”。“平庸的恶”具有明显的市侩特征而会演变为“市侩的恶”：不与人为善、忘恩负义、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等所谓世态炎凉之“市侩冷漠”，虽非大恶，却是人们生活中体验最多的道德冷漠，其中每个人都可能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平庸的恶”、“市侩的恶”在特定条件下更会衍生为“残忍残暴”：一种特殊的行为者有自觉意识目的但又完全丧失人性、极端无情、令人骇惧的道德的恶。诸如，纳粹主义、极权主义所犯下的“极端的恶”，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当今全球范围内种族屠杀、恐怖主义及极端组织的滥杀平民等。
二、道德恐惧与道德敬畏
道德恐惧与道德敬畏有很大关联但又存在明显差异。
在伦理学上，“恐惧”这一现代词汇在古代被表述为“敬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敬畏”为“又敬重又畏惧”。孔子曰：“君子三畏。”（《论语 ?季氏 》），首畏是畏天命，对不可抗拒性的敬畏。现代伦理学认为，道德敬畏是指道德主体对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标准法则、善的事物及其价值与根源的强烈的崇敬和畏惧的道德情感，是个体道德意识产生的情感因素、道德信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道德敬畏的内容或对象主要是自然、上帝、生命和规则等，类型上又分为无知型的、形而上的、理性自觉的三种道德敬畏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道德敬畏。其一，孔子等先贤所云“畏”实质是道德敬畏，“畏”不是害怕而是敬畏、因敬生畏，其前提是内心信仰，其对象是指引人格塑造的崇高神圣性，指向趋善避恶的肯定性道德心理和情感;其二，敬畏又是忧患意识;其三，忧患内涵敬畏另一意义：诚敬。牟宗三指出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意识，徐复观首提出的这一“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最后凝成悲天悯人的观念……悲悯本身已具最高的道德值”。[5]正是深重忧患才发生庄重敬畏，以恒敬态度对待万物，以崇高神圣感去承担使命。
人之所以产生道德敬畏是因为人具有羞耻、恐惧等先天心理本能与意识，这也是形成人类禁忌图腾、宗教习俗等初始道德的原因。敬畏、羞耻实质是孔子所谓的知耻近乎勇、马克思所说的耻辱就是内向的愤怒。可见，敬畏、羞耻正是人行善改过、向善而行的积极道德情感及意志能力，表着道德主体内心有善且以善为标准，羞耻感有其存在本体论意义。[6]对独裁专制、迷信邪恶等的警惧虽类似敬畏，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敬畏，只是畏惧、胆怯。
由上述可知，道德敬畏与道德恐惧既相类似又迥然差异。
首先，在性质上，道德敬畏源于道德主体对道德规范和伦理法则及其价值精神的崇敬和畏惧，是道德主体唯恐冒犯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和价值神圣性，失去成人资质、法则与良知而沦为道德恶的一种正面积极的道德形态;道德恐惧源于道德主体对可能的压力、风险、威胁尤其是重大伤害的忧虑和顾忌，从而产生畏惧、怯懦的心理，是一种负面消极的的情感意识。
其次，在表现上，道德敬畏主体心理上警怵敬畏的是内在信奉的道德法则而非外界的规则或危险、伤害，言行上审慎不敢逾越之，内敛虔谨、唯唯诺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道德恐惧主体心理上畏惧的是外在的风险、威胁或伤害而非内心的道德法则，言行上虽想动作，却怯懦逃避，知善不行、见义不为。所以说，道德敬畏与道德恐惧两者虽然在心理上同属恐惧类型，在行动或结果上同样体现为“不为”、“不行”，表面极相似，实质却恰相反乃至天壤之别。从道德心理学、道德哲学上可以说，道德敬畏是宗教信仰或孔子、康德等意义上的敬天畏道，是以“不为”的否定性来表征着敬畏审慎这一道德情感的肯定性内容和积极意义;道德恐惧则完全是基于世俗欲念的利害忌虑，是以“不为”的否定性来表征着丧失道德勇气的消极负面阴暗心理，及其“旁观”、放任事件严重后果而逃避道德责任、道义良知的人性炎凉和正义荒芜。
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激发人对主体性、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的盲目崇拜，导致功利至上，道德祛魅，人格病态，生态危机。“理性祛魅”时代崇高终极价值退隐，“‘上帝死了’、‘哲学死了’之后‘人也死了’……在碎片、符号、景观、消费、虚拟中，是服从于感性的短暂、麻醉、刺激、纷乱和宣泄，还是执着于永恒的探索与追求，满足于理性的明晰和对超验神圣之物的敬畏？”[7] 三、道德恐惧的伦理学启示
辨析当代道德恐惧的现象、概念及其与心理恐惧、道德敬畏的关联和差异，能反思这一道德恐惧的伦理学启示，回应知善不行、见义不为等现实道德困惑。
其一，道德恐惧尤其在中国具有深厚文化基因和存在根源。
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人伦社会的“差序性”格局，长期的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自由平等民主权利意识淡漠，造成国民保守自顾的群氓心态和“旁观者”、“看客”心理，民众普遍缺失正义、自尊及对他人（者）的尊严，道德责任和义务淡漠，道德勇气和意志颓丧，极易沦为黑格尔所谓的“贱民”、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社会则成为一袋“散落的土豆”、鲁迅与郁达夫所批判的“沙聚之邦”、“奴隶之邦”，走向哈耶克意义上的“奴役之路”。上世纪30年代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就鞭挞“看客”国民“劣根性”，“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腥性……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今吾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8]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深析国人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和超脱老狡，体现一种“少管闲事”的麻木不仁和自私自利心理。在此伦理环境中人就“不可能对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联的感情，自然也就不会建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每个人只会关心自己的小天地……甚至不惜以邻为壑，把一切公德置之脑后，成为毫无群体意识的自私自利者”[9]。
其二，弘扬道德主体性精神和完善正义机制是祛除道德恐惧的有效路径。
在演绎道德恐惧的“剧场”上没有人是旁观者，每一个人无论在场或缺席都是参与者，都极可能成为下一幕“剧场”戏中人。民胞物与，人应崇奉仁义之心，弘扬主体性精神，勇于担当，做“大写的人”。
道德主体性精神依赖制度正义机制。[10]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般人之所以谴责不正义，并非怕作不正义之事而是怕吃不正义之亏;正义“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各尽其职”。[11]亚里士多德提出公民在优良城邦共同体中过幸福生活，形成优良美德，成为优良公民。马克思阐明在合乎人性生长的环境里才能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罗尔斯基于现代社会差异性、平等性、多元价值性之解释，从公平正义的政治观念出发，提出良序社会的公民必须具备形成正义感与善观念及理性地判断、思想和推理的两种基本道德能力，培养公民美德;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而“制度正义优先于个体善”。万俊人提出，个人正义的脆弱性首先且经常缘自个人行为动机的诸多主观因素限制，社会非正义例外现象的经常性和长期性存在是加重正义动机之脆弱性的更重要原因。这一涉及社会正义的主客观条件问题可称为“正义的环境问题”[12]。高兆明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免于恐惧、享有生命尊严与人格尊严、拥有并维护基本权益，就是在追求与实现社会正义;“正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一种人民作为主体、主人的现实生活方式。”[13]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阐述人类精神史的中心在于预定一个美好生活的梦：一个没有剥削、贫困和压迫的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学存在论范畴的“希望”集中体现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意图;希望高于害怕，既不消极也不虚无，使人心胸辽阔、反对恐惧、驱逐害怕以梦想更美好的可能生活。终极意义上的恐惧既非简单害怕也非一种情绪，关涉我们生存的本源。[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