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教育探究
中图分类号： D648.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5.02.010
Abstract：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the education of peasants’ citize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and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ew citizens. But there exist the problems with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s education， such as lack of joint demand， so some steps have been taken; taking city community as a breakthrough， adhere to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as the guide of peasants education， as well as explore education citizenization long-term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contributing to realiz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armers to residents; citizenization; education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必经过程，是衡量我国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反映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抗拒的社会历史潮流。一般来讲，农民市民化是指拥有土地的农民失去土地后，伴随身份、居住地的变化，其生活方式、观念、行为模式与现代城市逐步融合的过程。它不是指单个的农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变化，而是指整个具有农民角色的这个群体整体的市民化过程。[1] 这一过程离不开教育的功能发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农民市民化教育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城乡统筹发展和构建和谐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笔者以西安市雁塔区农转居市民化教育为例，剖析市民化教育的困境，以期探寻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农民市民化教育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城市化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城市化，这是因为城市化必然引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农民市民化绝不仅是简单地进行户籍登记和集中居住方式的变更以此改变农民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而是要将影响和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阻碍因素尽可能地消除掉，使这一群体逐步融入新型的现代市民社会，实现传统生活方式、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些转变必然带来他们的心理焦虑、对城市的认同危机和自我提升的需求，而这些问题的破除或解决，非教育莫属。
（一）农民市民化教育是实现新市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居住、谋生和创业，成为城市的“新市民”。仅“十一五”期间，我国约有两亿农民进城，其中一半以上进入大城市，他们在城市里安家落户，成为城市的“新市民”;与此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农民通过城中村改造而直接改变了户籍，他们由原来的农村社会直接进入到城市社区，成为事实上的“新市民”。
无论是通过自谋职业到城市打工的新市民，还是通过城中村改造等直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新市民，都有一个与城市相融合、相统一的问题。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人口迁移看，“新市民”对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城市化的角度看，这部分“新市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法律意识等仍然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有一个继续教育的问题。因此，对这些新市民进行市民化教育，是城市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广大进城农民提升自身素质、更好地熟悉城市并融入城市生活，从而能够更好地共享城市文明的必然要求。
（二）农民市民化教育是提升新市民素质最直接的有效途径
农民市民化后，因其城市意识淡薄，整体素质不高，社会竞争力较弱，再加上缺乏适应城市工种的系统技能培训等诸多因素，极易沦为一种“新边缘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市民化教育是针对农民在社会变迁、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角色转换、社会互动等方面的问题，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以新市民为主要教育对象开展的，旨在帮助新市民成功转换社会角色，让其迅速适应城市、融入城市，顺利完成继续社会化，实现农民市民化而开展的教育活动，[2] 具有重大意义。
1. 农民市民化教育有利于促进农民传统意识转变和现代公民意识养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通过落实新市民教育工程，比如开展深入的城市生活规则教育、适应城市工种的系统职业技能教育和社区文化建设等内容，使他们树立城市发展必备的规则意识和人际交往意识，引导他们较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文明就业，并使他们转型期的心理压力尽可能地得到释放，从而使他们能够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格的城市公民。 2. 农民市民化教育有利于把城市化带来的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农民市民化进程中，通过市民化教育这一有效途径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包括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素质以及心理素质等，使其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储备库，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3. 农民市民化教育有利于促进人口的现代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民素质的高低是农民角色自我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3] 农民市民化教育关注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农民市民化进程具有内在制约性的影响，构成了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因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只有切实重视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和较高层次上的市民进一步向现代市民的能动发展，这才是实现农民现代化转型的根本。
4. 农民市民化教育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民新市民既是处于传统农民与现代市民之间的过渡性群体，又是连接农村与城市集结多种信息的示范载体。在市民化进程中，他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的转变，映射和影响着农村的发展与改变。因此，推进农民市民化教育有利于缩小城乡人口整体素质的差距，继而扭转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多方位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
5.农民市民化教育有利于农民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离不开人素质的提升。同理，农民市民化教育就是通过提升每个农民的素质达到发展其个性的目的，使每个农民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发展，促进其全面提高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最终实现人生的价值。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教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就已经关注到农民的城市化问题，直到20世纪末，农民的城市化适应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农民的科技教育和技能培训上。进入21世纪，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人口急剧涌入城市激发了多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农民市民化教育突显紧迫，其教育内容和形式得到不断发展。笔者以西安市雁塔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市民化教育为例来进行分析。
（一）西安市雁塔区辖区特征与城市化进程
西安市辖9区4县，雁塔区属于西安市中心城边缘区，属于新城区建设力度和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整体综合实力较强。同时，雁塔区的部分地区兼有老城区的特点，属于老城区向新城过渡的区域。总体而言，雁塔区是一个日渐崛起的新城区。
进入21世纪，西安市城市化发展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从2010年以来，西安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大西安”的总体规划和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伴随大西安城市化发展空间的拓展，近年来，雁塔区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大批农村实施了整村拆除改造。截至2013年6月，全区已有71个村完成了拆迁改造，64个村完成“农转居”，33个村完成了回迁，34个村完成了撤村建居。雁塔区的城市化水平若以非农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计，增长趋势迅猛。以2011年最为突出，该年农业人口数减少29.07%。但是，如何使这些转化了身份的农民真正地转变为能够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城市居民和现代新型市民，使其生活场域由农村尽快过渡到城市社区，是雁塔区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雁塔区辖区内“农转居”新市民的基本特征分析
农转居新市民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其社会身份介于传统农民和现代市民之间，虽然他们已经实现了从乡到城的空间转移，但却没有完全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移的转换。笔者结合农民市民化的现有研究与雁塔区农转居新市民的相关调查，发现这些新市民在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集中概括在以下两点：
1.农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难以摒弃。观念是影响农转居新市民职业分化及市民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发现，农转居新市民的就业观念滞后、生活方式懒散，陋习恶习屡见不鲜，即使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已同城市生活的标准相差无几，但他们的内在意识表现在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等依然停留在原点。由此可见，农转居新市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在其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控制机制被强烈弱化的同时，却没有及时地将新的社会规范内化到他们的行为中去，从而表现出不能很好融入城市的反差与失落。
2. 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难以打破。如果说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构成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话，那么以业缘为主则构成了现代城市的人际关系。但是，农转居新市民交往方式依然奉行农村的基于血缘与地缘为主的社会交往方式，还没有接受以业缘为主的城市社区的交往方式。这强化了农民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导致他们与城市的社会隔离状态及与城市主流社会及主流文化相疏离。边缘化心态使农民在身份、职业市民化后，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很难市民化。
（三）现有市民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针对农转居新市民的特征和存在问题，雁塔区委区政府开发出了“新市民教育工程”与“新市民大课堂”等多种形式的新市民成人教育项目，但实际效果并非尽如人意，新市民的“参训率”普遍不高。剖析此结果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市民化教育中的不对接现象。
1. 培训内容与教育需求之间存在不对接。针对农民市民化教育中所需的城市文化习俗类、法律常识普及类、人际交往礼仪类、提高生活品质类、岗位技能提升类这几大内容，均表现出供不应求的状况，难以满足新市民的学习需要。
2. 受训期望与培训效果之间存在不对接。由于现有条件与设施等的制约，目前在“农转居”新市民的教育方面，主要采取的还是“低层次、低成本、低质量、低效益”的培训项目，内容上缺乏突破和更新;采用“短期培训、课堂讲授、通识教育”为主的传统组织形式，缺乏创新性，难以激发受训者的学习兴趣。因此，这种老套的教育培训很难充分满足“农转居”新市民的学习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严重地打击了新市民学习的积极性。 三、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教育的策略
农民市民化过程实质就是一个摒弃“非城非乡”过渡性，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若使新市民能够尽快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顺利实现农民市民化转变，建议在农民市民化教育中采取如下策略：
（一）以城市社区为突破口推进农民市民化教育
城市社区对促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社区是农民市民化的过渡转换区域。[4]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壁垒的根除是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社区就成为了一个由逐渐淡化原有的城乡分离制度到逐渐走向一体化制度的转化载体，从而对制度的变迁起到积极作用。二是城市社区是能够满足新市民心理认同感的资源载体。由于城市社区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与农民居住的乡村生活圈子具有比较相似的特征。因此，这种相似性特征会使新市民对城市社区产生熟悉和亲切感，会给予他们一种“家”的归属感，有利于他们在心理层面对城市的融入。可见，农民市民化的城市社区融入，反映出的就不仅是农民或新市民的身份问题，而是他们在心理、情感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展开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因此，农转居市民化教育的载体就落实在社区教育上。
（二）让社区教育为农民市民化教育引航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建设，开发社区教育资源。” [5] 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载体而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它是社区充分利用区域内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内成员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6] 可见，社区教育是社会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教育的宗旨与人的再社会化目标一致。因此，社区教育应成为农民市民化教育的重要场域和学习平台，其教育对象覆盖了社区的全体成员，有助于他们完成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的最终转变。确切地讲，农民市民化社区教育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以适应城市需求的生活习惯与方式及价值观念等的养成和现代市民意识的培育，解决角色构建、角色认同、角色互动，达到角色与周围群体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的融合;二是以就业技能和再就业教育培训为核心的再教育，解决新市民群体城市就业能力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比如在探索多元化的社区教育模式和多渠道的社区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方面，采取校企合作的社区教育模式，发挥西安市驻地高校的优势资源和企业的“订单式”培训，利于保证培训后的新市民上岗率达到100%。同时，这种模式还有利于政府主导、企业投资、个人承担的多渠道社区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构建。
（三）注重探索农民市民化教育长效机制和效果评价体系构建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核心，农民市民化又是人口现代化的关键。借鉴国际国内农民市民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知，农民市民化仅通过外力赋能使其社会身份转变为城市市民，这只是一个初级的形成过程，要使其能动地转变为现代市民将是一个长期的继续社会化的过程。这种持续社会化的长期过程不是简单地通过学习一门甚至几门职业技能就能达到目标，农民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关键还要关注他们在社会层面的城市适应能力。比如说，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在城市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农民市民化的能力。正因为大多数农民因受教育水平低导致了自身文明素质偏低、价值观念保守狭隘、竞争意识不强以及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城市生活。因此，农民市民化教育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探索农民市民化教育长效机制和成效评价体系构建。这就需要整合市民化教育中专门机构教育、专项教育以及社会教育资源与社区教育资源，建立由职能部门、社区学院、社会各界和新市民共同组成的质量考评组织，对各类社区教育机构的办学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价，确保农民市民化教育的效果和质量。
总之，新市民在城市融入中既要努力冲破自身的阻力，也需要城市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变革支持。这种双重影响决定了农民市民化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既要常抓不懈，也要不断创新，还要评价约束。这有助于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市民化转换，有助于加快推进城市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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