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三十年发展述论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5.02.021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常征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发表论文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苏东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发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朱德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朱德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3.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乏力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广大研究者缺乏研究激情与大国使命感，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位认识不清。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所覆盖的国别方面，不仅涉及北美、西欧、东欧、亚洲等传统热点地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选举与投票、民主、种族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等，[24]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来说，其研究目的绝不是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身后“亦步亦趋”，捡食其理论和方法的“残羹冷炙”，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政治学不仅要关注传统大国，还必须重点分析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或有相近国情的发展中大国，更要重点关注与我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例如最近的索马里海盗、墨西哥高铁项目违约、中东冲突与也门撤侨、南非排外骚乱等，都应给予相当关注和细致分析；而在讨论话题方面，对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比较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比较基层民主机制等主题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我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其产生、建设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逻辑，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尽管现时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不那么令学界满意，但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历经长时间的审视和检验才能为人们所逐步认同。值得憧憬的是，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正式学术刊物的先后出版、优秀学术队伍的系统培养，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