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探析
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31-02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治理理论被引入并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行政管理等专业。治理理论是以一种更为灵活的互动模式将各治理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多角度、多层面地观察和思考公共事务问题，从而达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需要和增进公共利益。在社区中，社区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推动社区的善治以及提高社区的服务质量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较少严重制约了社区的发展。以下几点是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
一、原子化的社会结构
社会原子化不是指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的疏离，而是指在社会重大转型变迁时期，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失缺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总体性危机[1]。由于不同的国家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别，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就中国的社会而言，由于其正处于转型期，所表现出的原子化社会结构与“单位制”的解体、城乡二元结构的被打破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1.“单位制”解体下的社会结构原子化表现。新中国成立时，国家为了有效和快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的经验影响下，国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内通过“单位制”，建立起一个组织化很高的社会结构。在这种体制下，通过“单位”将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通过“单位”将人的工作、生活等都联系起来，通过“单位”，国家对成员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在当时的国情下，“单位制”成为中国社会整合的有效方式。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制”逐渐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而慢慢解体。“单位”不再成为人们工作、养老、名望获得的主要来源。同时，社会上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相对的信任感，社区内社会组织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目前并没有使社区内形成大范围信任的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2.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的社会结构原子化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乡村通过人民公社进行社会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人与人的联系。且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区分，农村和城市人口社会流动性不强。但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该体制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逐渐衰落，原有的农村生产方式逐渐转变，尤其是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发展，村庄共同体逐渐弱化，当村庄这种生产方式或者社会连接纽带被打破后，村民之间的联系与紧密感渐渐弱化，村民成了单个的且孤立的个体。且随着城市中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涌现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城乡户籍管理不再太严格，城乡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这种情况使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性开始空前凸显，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开始慢慢走入城市。但在进入城市后，由于并不能得到像城市人口同样的待遇和社会保障，且农村人口由于文化程度较低，素质相对较差，其从事的职业多在较苦较差的环境中，使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产生一定的隔阂。由于其职业工资相对较低，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房价上涨，很多农民买不起房子，只能通过租房，在这种种情况影响下，进城的农民工走向原子化状态。在社区中，很多农民工流动性强，同时，由于商品房的买卖也带来了户主的相对不固定，给社区的治理增加了相应的难度。以上种种，使社区中人与人之间联系较少，较为陌生，社区社会组织中流动成员较多，从而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内在的不稳定性，是导致其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大量的“单位人员”从单位走出来，同时，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且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的便利，社区内成员不固定，流动性比较强。严重的是，社区内人员工作的地方不同，工作的联系性也缺乏，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结构。在社区内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虽因兴趣等原因可以使社区内某一部分成员积聚起来，但是内部往往较为松散。这也是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原因。
二、社区内成员的信仰危机
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性不强导致的个体孤独、人际关系疏离以及社会缺乏一种内在的整合逻辑关系。当社会上人们缺乏一种内在的归属感时，急切地寻找一种所谓的“信仰”，该信仰在中国社会中主要指党组织，因为它能给其带来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给其带来真正组织的依托。但是，在现实的社区中，党组织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导致人们对党组织的不信任感。该信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状态，同时也导致了社区社会组织难以有效地参与社区治理。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新形势下社区党员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法发挥出社区党组织中党员的作用。概括来说，主要是社区中党员年龄偏大、来源较杂、社区意识较弱、流动性也较强。社区中党员年龄偏大，主要指社区党组织直接管理的社区居民党员大部分是离退休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比较困难。来源较杂，是指社区中的党员有的来源于单位，有的来源于非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他们分散在各个单位，因为其各自的原因，社区党组织往往很难把大家聚在一起。社区意识较弱是指社区内很多在职党员社区意识比较弱，而单位意识比较强，因为单位给了他们工作、社会保障、人脉以及名望等，而参与社区内的工作往往都是义务性的，什么也得不到。还有一部分党员虽将组织关系转进了社区，但是其人事档案等仍然在原单位，这些党员与社区党组织联系性很弱。流动性较强主要指一些人虽居住在社区，组织关系在社区，但是因为其工作等原因，四处奔走，很难或很少参加社区党组织会议。还有一部分是年轻的大学生党员，因为刚毕业，工作、生活都不固定，致使社区党组织无法准确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再就是一些外来务工党员，因为工作、家庭等原因他们不愿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 2.社区党组织自身服务能力较差。新形势下，社区党组织逐渐从管理层面向服务层面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远远达不到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党组织的期待。具体表现在：一是服务对象比较狭窄。目前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党员，或者比较贫困的党员家庭。其他普通家庭很少成为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对象。二是服务质量不高。由于社区中党员年龄都偏大，社区中很多事务其本身不是很了解，或者仅仅局限于某几项服务内容，而社区居民在养老、医疗、社保、就业、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关心。这样社区中党员很难给社区居民存在的问题予以快速和肯定的答复。而一些年轻党员往往私事比较多，很难静心去为社区居民服务。甚至还有很多党员不能真正把社区居民当作社区的主人，稍一问得多或者问得重复往往对社区居民态度不好。三是服务设施不配套。社区党组织以及成员没有比较固定的服务场所，也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往往是通过口头和居民回应，不能及时和有效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三、压力型的政治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方式控制社会，从而掌握社会的资源，统一为国家服务。这种压力型的政治体制，在当时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尽管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进和完善，但其一些传统的思维习惯深深地影响着体制内外的人们和社会组织。在社区这样一个很小的社会单位里，压力型的政治体制对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也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为居委会在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认识上存在着问题。首先，居委会虽是社区基层自治组织，但是在实际中，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任命、社区的资金、社区工作人员的岗位设置以及其基本工资都是由政府拨付的。由此，居委会工作人员往往将其居委会看作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或下级机构，而压力型的政治体制的权力运行模式造成居委会工作人员往往以政府人员自居，将社区社会组织看作是其居委会的下级机构，在其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中包括对待社区社会组织的问题上，往往处于绝对的领导和控制地位。其次，由于其压力型的政治体制，造成社区居委会往往以行政化方式处理社区内部事务。虽在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中如果需要社区民众和社区社会组织帮忙是以商量式语气要求社区民众和社区社会组织，但是在商量的背后往往是命令式的，如果不听从，那么社区的资源将不会顺利地给予社区某些民众和某些社区社会组织。
第二，表现为社区社会组织对其自身以及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认识上存在着问题。首先，压力型的政治体制给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及成员思想上一种传统的影响，该影响为他们是在社区里成立的，是社区的下级，应当服从社区领导，而且他们认为居委会代表政府，服从居委会也代表响应政府的号召。其次，由于在认识上存在着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习惯于听从社区居委会的指令，也依赖于社区居委会，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中缺乏自主性，其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无法体现，其优势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最后，压力型的政治体制还造成社区社会组织在对待社区公共事务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搭便车”行为的心态即社会成果或者利益的分享，而具体事务却不愿参与或者在参与时产生“搭便车”行为，如敷衍了事、应付等甚至出现弄虚作假等情况。此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信誉以及社区的治理。
综上，原子化的社会结构、社区内成员的信仰危机以及压力型的政治体制是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