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美学“逸气”范畴探微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160-005
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气”范畴和“逸”范畴都是占据枢纽位置的重要范畴，尤其是“气”范畴，早在中国美学的源头――老子那就获得深刻而精妙的审美内涵，列位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元范畴系列。而“逸”范畴也一度被古代文人士大夫视为最高人格形态和艺术品格。“逸气”范畴作为“气”范畴和“逸”范畴共同的子范畴，既是它们各自审美内涵的重合，也是对这两者的深化和发展。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气”范畴和“逸”范畴原本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其合流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同范畴互相渗透、限定、牵引、统摄的结果，也是诗人和文论家们主动创造的成果。在“逸气”范畴中，虽然“气”范畴明显居于统摄“逸”范畴的主导地位，但本文主要强调“逸”范畴对于“气”范畴的限定和牵引。“气”范畴主要用来表示一种生命力，用于人物品藻领域则表示人物的生命力，用于文艺理论领域则表示艺术品的生命力。“逸气”范畴的出现，无疑也跟品评人物与艺术品的品质、形态和生命力有关。
一、“逸气”范畴的历时性形态
“逸气”范畴在历史上的表现，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散见于论述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和品格追求的各种文论和笔记小说中，另一方面存在于评价人物的品格形态和精神风貌的各种野史、传记和笔记中。但有时两方面的区别并不明显，因为我国向来有“人品和艺品互证”的传统。
（一）“逸气”范畴表现于文艺批评领域
“逸气”一词诞生于魏文帝曹丕的《与吴质书》中“公干有逸气”[1]165一语，其所说的“逸气”主要是指一种强健雄逸的精神风貌。曹丕又是将“气”范畴引入文艺理论的第一人，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158其所说的“气”之“清”者，其实就有“逸气”的意思。所以，曹丕不仅将“逸气”范畴引入文艺批评理论，并且一开始就极为重视它，将它视为文学艺术作品所追求的最高品格。
曹丕之后，“逸气”开始散见于各种论述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和品格追求的文论和笔记之中，比如南北朝的刘勰《文心雕龙》一文，引用曹丕论刘桢“有逸气”一语，论证其“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璋乃聘”[2]的观点。唐朝孟?ぴ凇侗臼率?》中论述诗歌本体论，单列“高逸”一节，有“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3]之说，评论李白为人为诗有逸气。明代朱承爵的《存余堂诗话》评价郭功父诗“真得太白逸气”[4]，清代江顺诒辑、宗山参订的《词学集成》引刘熙载语“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具神仙出世之姿。”[5]李白和苏轼的作品都被评为有逸气，可见“逸气”一度是古代诗人和文论家的最高追求和理想形态。
书法理论方面，有张怀??《书断》的“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鬼出神入，追查捕微，则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6]155、“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6]181以及他的《书估》中“逸气盖世，千古独立”[6]150等语。窦?U、窦蒙的《述书赋》中有“安知逸气，未详笔力。犹骥异真龙，紫非正色。”[7]218黄庭坚《论书》中有“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7]332一说，盛熙明《法书考》中说“子敬草书，逸气过父”[8]。被评为有逸气者，仍旧有该领域的巅峰人物――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逸气”最重要的表现，则是在绘画领域，由元代的倪瓒提出绘画理论方面的“逸气说”。这一“逸气说”承上启下，对于“逸气”与“逸笔”、“逸品”的关系有深刻而精妙的解释，而倪瓒的作品，就是对“逸气”的最佳诠释，他本人也是“逸气”之士的典型代表。
虽然一开始“逸气”是用来评价诗歌的，但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它更为密集地出现在书论和画论领域当中。这种情况跟文学和书画这两类艺术的区别有关。文学作为一种远比书画精密复杂的艺术形式，其本体论方面的解释必然呈现出更为复杂多端、纷繁激荡的局面，不可能像书画的艺术本体论一样单调平静，由“逸气说”一统河山。书法和绘画作为视觉艺术，更加注重从视觉上呈现出来的形态之美。对于形态特征与精神内涵关系的解答，是书画理论领域的重要课题，而“逸气”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形写意。
（二）“逸气”范畴表现于人物品评领域
曹丕开始使用“逸气”一词评价刘祯的诗歌“有逸气”时，实际上也是在评价刘祯为人有逸气，因为曹丕本人就是“文品如人品”这一理论的开创者。
但是，我国古代的逸气之人，远于“逸气”一词发明之前就广泛存在了。
逸气，很早就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自觉追求的最高人格形态。《论语》中，有“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9]476孔子本人也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9]118的说法，这是儒家方面的“逸气”人格典型。而道家方面，庄子的人格形态以及他的哲学，都是对“逸气”的最好诠释。
逸气之人，最早表现为隐逸之士，如孔子盛赞的伯夷、叔齐。而老子本人则被司马迁评价为“隐君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记载了老子出关时，关令尹喜以“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的理由让老子完成了《老子》上下篇的故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逸士的形象则表现为高迈的壮逸、放逸，“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阮籍是其代表。气象盛大的唐朝时期，文人士子中多俊逸、飘逸、狂逸、静逸之人，李白、王维、张旭、孟浩然等性格各异的文人都可被称为逸气之人，只是他们的“逸气”，是不同类型的。最富于文墨气息的宋朝则多清旷散逸之人，“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是其代表。到了元朝，异族当权，汉族文士的地位空前低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是他们的普遍命运，此时“逸气”得到更为深刻的体认，倪瓒“逸气说”的诞生不能不说与此关系密切。 明清之际，“逸气”的文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狂逸”、“放逸”，如亦狂亦颠的徐渭、朱耷，如大书法家、文学家傅山，又如佯狂不羁的李贽、金圣叹等文人。他们的身上，不仅流露着浓郁的超拔不群、野逸狂放的“逸气”，也把文人的千古不平之悲叹深刻地展示了出来，文人自身就显露为一种悲剧英雄的形象。
二、“逸气”范畴的哲学渊源
儒家经典《论语》当中专门论及“逸民”，隐逸之士伯夷、叔齐赢得了孔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美誉，孔子本人也有过“乘桴浮于海”的人生计划，但是，这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孔子一生为了建立秩序、推行礼法而做着不懈努力，“秩序”“等级”“规矩”对于他来说，始终是更加根本、更加理想的。因此，“逸”对于儒家而言，是“道不行”之后独善其身的做法，不是一种最高的人格理想。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有“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10]班固认为，春秋时期以后，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使得一批贤人文士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处境当中，昨日的王公大臣，有可能今天就成了青衫布衣。身份地位的巨大落差和处境遭际的急剧变化让这些文人贤士产生了创作的动机――“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种“逸在布衣”的“逸”，不单是指被抛、遭弃的逸，也有可能是主动逃离隐遁的逸，更有可能是无所作为的逸。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二?极谏第三》中记载：“徐充容，太宗造玉华宫于宜君县，谏曰：‘妾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作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11]
总而言之，这是对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秩序”、“等级”、“规矩”等社会伦理的反抗或者消解。
之后，“逸气”密集出现的地方，多是信奉老庄思想的文士的作品和论著。老庄思想盛行的魏晋时期，论人物多用“风神”、“气度”等语，这跟“逸气”有莫大联系。王羲之给自己取字“逸少”，可见他对于“逸”的喜爱和推崇。唐代李白之所以被称为俊逸、飘逸，是因为他蔑视权势的气魄，以及大量漫游、仙游题材的诗歌杰作。宋朝的苏轼尽管做过高官，但他真正的艺术生命力是在逐渐被排挤出名利场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壮大的，其闲散淡泊的人格气质，也是出自老庄，而非孔孟。而提出绘画理论 “逸气说”的倪瓒，一生鄙薄名利、远离官场，更是与儒家的入世思想格格不入。
因此，“逸”的哲学渊源来自于老庄超然出世的世界观和天人合一的自然本性论，这是“逸”之美学范畴的主要哲学渊源及内涵。布衣失志而作，或清静闲适逸兴而发，是“逸”的创作动因。徐复观先生明确地说：“他（庄子）的哲学，也可以说是‘逸的哲学’。” [12]从源头上看，“逸”范畴的生发与道家精神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还是从美学意义上看，“逸”都与道家哲学及美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总之，“逸气”的哲学渊源，不在于儒家思想，而在于道家思想。相对于儒家思想的严整，道教思想是散逸的；相对于儒家思想的积极主动，道教思想是飘逸闲逸的；相对于儒家思想的规矩、方圆、等级，道教思想是俊逸、高逸、清逸的。相对于儒家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建立秩序，道教思想则无时无处不在逸出。“逸气”的超越性，正是得自于道教思想。
三、“逸气”范畴的审美质素
“逸”字最初的本义是“（兔子）逃失”。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兔部》云：“逸，失（音yi）也，从定、兔，兔漫驰善逃也。夷质切。”[13]在往后的发展当中，“逸”又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引申义，如：逃亡、奔、安闲和无所用心、隐退、放纵、散失、超绝等等[14]。不难看出，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都有“脱离”的意思，是各种各样的脱离：对固定轨道的背离、对人生常态的打破、对成法的对抗以及生命意识的觉醒。“逸气”最早用来评价一种生存方式和人格典型，一种脱离了正统的框架和轨道的生存方式和人格典型。“脱离”可以说是“逸气”的首义，有了脱离――对于繁复、固定、单调、死板的成法和流俗的脱离，才有了之后的自由超脱、简约明朗、清新空灵、高迈俊爽、生动散溢等义。
具体到“逸气”的内涵，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将“逸气”解释为“超逸不群之气”[15]，主要强调的是“逸气”的超越性的审美质素。但是，超越性是许多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基本的美学质素，仅仅以“不群”、“超越性”，并不能将“逸气”范畴同其他范畴区别开来，比如“奇”范畴、“清”范畴、“大”范畴、“远”范畴等等，也都有“超越”的审美含义。因此，对于“逸气”精神内涵的考察研究，应当多维度、多层次展开，才能略窥其概貌。以下就从五个方面对“逸气”的精神内涵进行探讨。
一是自由超脱之气。“逸”之脱离和对抗，根本目的在于自由，在于自由超脱而得的真生命。清代的李修易在《小蓬莱阁画鉴》曾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佛者苦梵网之密，逃而为禅；仙者苦金丹之难，逃而为玄；儒者苦经之博，逃而为心学；画者苦门户之繁，逃而为逸品。”[16]272李修易认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壮大，无不是对于传统的不满和超越。“梵网之密”、“金丹之难”、“经之博”、“门户之繁”，无不是制约、限制人和文化自由发展的枷锁，这些枷锁扭曲、异化了人的生命，要想得到新鲜空气、获得新生命，只能逃离、逸出。“逸气”因此获得了“自由超脱”之义，只有对僵死的传统进行反抗和背叛，才有后来人的真生命。“逸气”，也就是真生命。
二是自然疏野之气。“逸”首先是脱离和背弃。脱离与背弃之后，归向的是绝离人烟、远离俗世的自然山水。在中国古代的贤人文士当中，有极其深远的“隐逸”文化传统。这些“逸人”们普遍将深山野林作为自己的藏身之所，隐于人世。他们的性情，正如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自然疏野的。而逸气之人，也往往将山水草木作为自己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和抒写对象。在文学领域，静逸的王维、壮逸的孟浩然、俊逸的李白等等，无不把自然山水作为作品当中的主要抒写对象；绘画领域，重在写意的山水画更是撑起我国古代画坛的擎天一柱。连书法领域，也素来有崇尚自然野逸的传统，单单看众多书论中常以动物的姿态、山水的情状作为评语，就不难看出其中充斥洋溢着的自然疏野之气。这种自然疏野之气，也是逸气的美学质素之一部分。 三是清新空灵之气。《东坡诗话补遗》中，苏轼称赞僧守钦的诗“清逸绝俗”，可见，“逸气”的审美内涵中，有“超凡绝世”之义。“逸气”不守常法，无所滞碍，天然地带有一股仙气。明朝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下）》中评论盛唐人的诗作时，有个绝妙的比喻：“清逸如九皋鸣鹤。”一幅仙气弥漫的景象。提出“逸气说”的元代画家倪瓒，是他自己“逸气说”理论的身体力行者，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本生于富贵之家，晚年散尽家财，带着僮仆隐居太湖，他有极为严重的洁癖，有“洗梧桐”的传闻轶事。且其为人为画，都有一股清新空灵的气息，石涛曾敏锐地指出，倪画中有一段“空灵清润之气”，这种“空灵清润之气”，是荡涤尘世污浊之气的清新之气，是区别于人间俗腻之风的空灵之风，也就是逸气。
四是高迈壮大之气。逸出，故而能高迈壮大，如气，故而能高迈壮大。正如鲁迅所说：“曹王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所以曹王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 [17]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将所涉及的画家分为六品，上述四位画家除袁普外其他三位画家均处在第三品。处于第一品的是陆探微、曹不兴、卫协、张墨和荀助五人。其中在卫协条下的评价是：“六法之中，追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这里的“壮气”和“逸”在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中的内涵较为接近。
比起其他审美质素，“逸气”的“高迈壮大”之义更加强调其力感之美。“逸气”的“逸”，不仅仅是散逸、闲逸、飘逸的，也是高逸、壮逸的，是充满力度之美感的。
五是变化无端之气。“逸气”的这层意思，指的是变化莫测、来去无端。如前所说，“逸”首先是指一种脱离――对常规和成法的背弃和对抗，这就不可避免地令“逸气”显示出一种绝俗出奇、变化无端的特质。唯有出奇、变化无端，才能打破常态，让逸气氤氲于作品之中。
梁代谢赫的《古画品录》是中国画论史上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画论专著。他在这部论著中四次用到了“逸”范畴来评论画家的艺术风格和作品水平：“袁?`。比方陆氏，最为高逸，象人之妙，亚美前贤。”“姚昙度。画有逸方，巧变锋出，（鬼音）魁神鬼，皆能绝妙。奇正咸宜，雅郑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学所及。”“毛惠远。画体周赡，无适弗该，出入穷奇，纵黄逸笔，力遒韵雅，超迈绝伦。其挥霍必也极妙，至于定质，?K然未尽。其善神鬼及马，泥滞于体，颇有拙也。”“张则。意思横逸，动笔新奇。师心独见，鄙于综采。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景多触目，谢题徐落云此二人后不得预焉。”[16]360-362值得注意的是，谢赫在前言中提到：“画有六法”，而六法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气韵生动”。可见，谢赫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逸气”这一范畴，但他已经触及了“逸气”作为艺术本体论这一问题。
不难发现，被谢赫评为有“逸”的风格的四位画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出奇制胜、善于创新，不仅运笔出奇，所创作的艺术形象也出奇。如姚昙度“画有逸方，巧变锋出，（鬼音）魁神鬼，皆能绝妙。奇正咸宜，雅郑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学所及”。毛惠远则“出入穷奇，纵黄逸笔，力遒韵雅，超迈绝伦。其挥霍必也极妙，至于定质，?K然未尽。其善神鬼及马，泥滞于体，颇有拙也”。张则是“意思横逸，动笔新奇。师心独见，鄙于综采。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16]360-362“奇”、“变”、“巧”、“无端”、“出”、“鬼神”，无不说明这些画家具有强大的独创精神和（下转第178页）（上接第163页）创新能力，不甘于重复别人的道路，不甘于固守常规和成法。这种勇于创新的品质，令他们在谢赫笔下赢得了“逸”的评语。
总而言之，“逸气”范畴贯通了人物品评和文艺理论两个领域，既被当作一种最高人格形态，也被当作一种最高艺术追求。“逸气”生于道家思想的土壤之上，由此获得了凌空蹈虚、打破成法的超越性。“逸气”的丰富发展，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真生命的一个重大成果。探析“逸气”的审美内涵，对于了解古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智慧有重要的意义，于今也有借鉴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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