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5-0014-06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指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同时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重要节庆日的纪念参与活动是引发人们思想共鸣、凝聚价值共识、协调各方关系的重要形式，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因此，《意见》明确指出，要挖掘各种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发挥重要节庆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独特优势。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此之前的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且每年举行国家纪念活动。抗日战争相关纪念的仪式化、长效化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其在实践中的推进，必将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一、诠释抗战精神，强化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的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社会理念和公民道德的抽象总结，既为进一步凝练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又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清了基本思路。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一个由内在信念转化为自觉行动的过程，对所倡导价值观的理论认知居于思想基础的地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为什么和怎么样。首先大众要理性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提“三个倡导”，按“三个倡导”的价值取向去实践、去行动，为什么是最应该追求的；其次，大众要理性地认识如何去实践才能使价值目标成为价值现实。各种类型的抗战纪念活动通过传承历史记忆、诠释抗战精神，能够极大强化社会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
（一）抗战纪念通过唤起国耻记忆，激发奋争精神，强化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认同感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反映了中华民族寻求民族复兴的愿景，是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目标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统领地位。抗战纪念通过回顾历史、唤起记忆的形式可以让民众充分切实地感悟国家富强、文明等价值目标对于民族存亡、个体幸福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敢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并企图征服统治整个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贫困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留给我们今天最深刻的记忆。国家经济发展上的落后是与政治上黑暗、文化上的愚昧、社会生活上广大民众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这一目标在国家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就是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举行抗战纪念仪式，反思历史教训，可以使民众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共同价值目标对于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更深刻地体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七事变”纪念活动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1]
（二）抗战纪念通过反思历史，强化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认同感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一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基本取向。自由的价值观涉及自我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个人的自由包含对他人自由的认可，只有基于对自由理念的尊崇，个人才能从积极友善的社会意识出发，形成宽容和互助的社会行为，进而升华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大爱。一个真正确立了自由意识的民族和国家才能成为真正世界和平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社会主义社会将平等公正作为自身的核心价值目标，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国家关系上国家之间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和历史传统公正合理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利益纷争，不应诉诸于武力，这是平等公正价值原则在国际领域的基本要求，也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中国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致力于追求的国际关系状态。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观，既具有理念价值又具有工具价值，作为价值理念――法治精神是一种人权精神、契约精神；作为价值手段，法治又是有效体现和保障自由、平等、公正的基本形式。70多年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殖民侵略战争，具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自由、反民主等特征，在中国沦为日本统治区生活的地方民众受尽奴役和摧残，毫无自由可言。通过抗战纪念，回溯日本殖民历史，能使社会大众感知国家主权独立、自由的可贵，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由、追求自由、保护自由的自觉。抗日战争是我国人民觉醒、团结、奋起，共御外辱的一场全民族抗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的侵略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而中国的抗战是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独立解放运动，因而是进步的，是正义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纪念抗战胜利，重温抗战历史可以进一步领会公平正义战胜强权的道理。同时，举行抗战纪念，能够让民众了解战后国际社会和国民政府依法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系列审判，有利于充分显现法律对于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三）抗战纪念通过感悟爱国主义精神，强化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体行为准则的认同感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抗战精神的核心。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危亡之际，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各政党的爱国人士一致奋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结成了空前团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团结合作、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军人血洒战场、商人捐钱捐物、敌后根据地人不分老幼，皆尽抗战守土之责的精神，生动诠释了爱国、敬业的核心价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不是为了记住战争，而是为了珍惜和平，深刻感悟世界和平的来之不易，记住国家间和平合作的宝贵，在此基础上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这些正是中华民族诚信、友善的民族精神的延续。在这样的价值原则下举行抗战纪念活动，有利于当代中国公民涵养“友善”的价值准则，塑立公民友善、社会友善、国际友善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二、通过纪念仪式，塑造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
仪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介于物质与观念之间，是一种付诸于实践的特殊行为方式。仪式由于其具有的象征性、信仰性和公共性而体现出不可缺失的社会价值。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开创了对仪式社会功能研究的学术先河，涂尔干将仪式体现的社会力称为“宗教力”（religious forces），认为这种力量是人类社会的集体力量和道德力量的集中表现，社会成员通过仪式强化了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将微弱的个体力量提升到强大的集体力量中，从而达到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的社会作用。涂尔干认为，尽管仪式的形式多种多样，所表现出的宗教性生活的外表非常复杂，但本质上具有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对应的是仪式参加者个体的“同一个需要”（the same need）和“同一个心态”（the same state of mind）[2]。需要和心态的同一性正是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体现。通过仪式传播和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普遍性的做法。在古代中国，祭天大典、封禅大典、祭孔大典、冠礼、婚礼、祭礼等各种仪式都是儒家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儒家制度化的主要形式之一。现代国际社会中通过节日仪式、政治仪式、纪念仪式进行国家观教育、公民教育也是普遍的做法。仪式的类型包括礼仪、典礼、礼拜、庆典等，纪念仪式是最常见的政治仪式形式。政治纪念仪式在国家运行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的执政者通过一年一度的将士纪念日、军队游行、国葬、独立日，或者其他表示国家团结的仪式，来加强一种集体的国家归属感。”[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仅要解决理论认知的问题，更要解决价值认同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能靠强制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理论点化、道德教化、实践强化来实现最终的价值固化。因此，举行抗日战争相关纪念活动有助于推进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
（一）发挥纪念仪式的时空节点意义，提供价值观教育的合理契机
从社会公众对价值观的需求角度讲，纪念仪式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具有时间节点上的承启性。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是社会群体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承启点，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纪念起到了传承价值、凝聚共识、面向未来的重要作用。杜威在他的名著《经验与教育》中提出：“所谓个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就是指生活在一系列的情境之中”，连续性和交互作用是情境的两个构成要素，“它们是经验的经和纬的两个方面，各种不同的情境一个跟着一个相继地发生。但是，因为有了连续性原则，可以使先前情境中的某些东西传递到以后的情境中去。”[4]在这里杜威揭示了有效教育最重要的两个特性：连续性和交互作用。连续性是一种时间上的前后相接和继承性，交互作用则强调特定空间场域对于有效教育的不可缺失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需要重视其连续性和合适空间交互的支撑作用，各种纪念仪式则能很好的提供这样一个时空平台。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所指出：“挖掘各种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利用五四、七一、八一、十一等政治性节日，三八、五一、六一等国际性节日，党史国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日等，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利用党和国家成功举办大事、妥善应对难事的时机，因势利导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形成实体展馆与网上展馆相结合、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系。”[5]《意见》在这里既强调了各种纪念仪式、节日仪式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间节点价值，也强调了基地、展馆、纪念馆等空间平台在涵养核心价值观中重要功能。抗战纪念活动通过特定仪式强化了反侵略战争的时间节点，调动了公众情感，强化了历史记忆，从而唤醒了国人的爱国意识、自强意识和团结意识；同时，各种个体性和国家性的抗日战争纪念空间建筑，如英雄墓地、纪念堂、展览馆等物质性纪念元素则起到了保存展示记忆、超越时空表达永恒价值的功能。
（二）通过仪式行为的具象化，推动价值观的入脑入心入行动
象征性是仪式活动的重要特性。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象征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它被用来作为交流的媒体和传统的陈述，其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进一步思考的需要[6]。纪念仪式的象征性很好地起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交流传播的功能。首先，纪念仪式活动所具有的展演功能将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符号化地表现了出来。仪式的场域、氛围、服饰着装、音乐、行为等一般都有所规定、有所约束，它们都具有既定的符号的设置和意义，同时仪式活动具有的强烈感染力和情景再现方式能激起参与者高亢的情绪状态，强化价值观的潜意识。如二战后俄罗斯举行的各种类型的二战纪念活动，红场阅兵成为俄罗斯尚武精神的传承媒介之一，而在莫斯科街头几乎随处可见的战争英雄雕塑和纪念碑则镌刻着国家对民族英雄的记忆和俄罗斯民族意识中的“团契”精神。其次，纪念仪式活动具有的指示功能推进了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价值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一般都具有高度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一方面体现了核心价值的一般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大众认识理解上的困难性。要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植根于社会大众言行之中，就不能将这些价值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而应该将其具象化为一些相对具体符号。如现代国家一般都会用国旗国徽等表达抽象国家的概念，大众通过尊重国旗的仪式表达爱国的情感。许多国家的公职人员都通过向国家宪法、人权宣言等文本化载体的宣誓形式表达公正、法治、自由的精神价值。政治纪念活动会一般性地运用到旗帜、图画、展板、鲜花、和平鸽等一些具象化元素，这些元素符号在表达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体层面价值导向上具有鲜明的指示功能。以一系列的仪式活动为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必要培育和创造符合自身特点和性质的象征符号，这也是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系统工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通过仪式的参与，促进公众道德价值行为的养成
道德价值是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个构成层次，处于价值系统的基础性地位。道德价值带有价值的一般特性，但同时又具有一些独特的价值性质。道德价值是以人类相互利益关系为基础，以善恶评价为形式的社会价值形态，同时道德价值是一种典型的实践领域的价值形态。道德价值的核心范畴是“善”，真正意义上的善（非抽象的）是一种意志支配下的实践行动，康德正是在此意义上将伦理道德称为“实践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层次方向性概括也将公民道德价值放在核心价值系统的基础地位来认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公民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个体层面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以公民的道德价值的养成和践行为基本着力点。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格局和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中国社会共性的公民道德价值的建设要求越来越迫切，构建起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的共同体是中国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个基本道德价值准则是建构中国社会这种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通原则。从利益共同体角度讲，对公民而言爱国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信仰和情感要求，更是一种最具切身利益的体现，没有强大的国，就没有幸福的家；敬业的价值原则是个体职业利益和价值与社会利益价值双赢互动的集中体现；诚信和友善是一种对个体利益价值自我实现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相互促进的道德价值观的基本体现，具有支持“德福一致”结果的强大逻辑力量。抗战纪念仪式活动的公众参与性，有助于强化公众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感性认知，深化对这些基本价值的利益认同，认识到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从根本上也是个体利益的要求；在利益认同基础上，仪式活动的大众行动参与、切身感知会极大强化道德价值的实践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寓于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达到“知”与“行”的合一性；同时，纪念的仪式事件和各种纪念场馆搭建起了公民表达和陈述道德价值的直观性时空平台，通过这种定期演练和固定性表达，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价值固化的作用。
三、提升国际话语权，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生命力是在大众广泛认同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认同，按影响范围来分，一般可分为国内认同和国际认同[7]。国内认同是基础，国际认同是不可缺失的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认同在当前非常迫切，一方面这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优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确立良好大国形象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认同效果会反过来影响其能否在国内社会真正被民众认同接受，落地生根。掌握话语权是价值观传播的基本手段，当前国际社会话语权呈现一种失衡的格局，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领域拥有着绝对的“霸权”地位。单从媒体传播这一领域看，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即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新闻量占据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的[8]。在这样的环境中，提升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话语权的任务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国际认同建设的基本渠道，通过有效的平台和多元灵活的渠道突破现有国际话语格局，在对外工作中全面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和亲和力，形成强大的“中国话语能力”。这样的平台和渠道有许多，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大规模纪念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一）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具有广泛的国际性，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影响力的重要契机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9]战后，西方国家囿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分析范式，加之冷战意识形态对立化的思维方式，一直以来没能正视和客观评价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但受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抗战纪念活动在相当长时期没有能纳入正轨。冷战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兴衰以及大国关系的演变，为新中国的抗战纪念抹上了极为浓厚的时代色彩。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国家级别的正式纪念活动从1985年开始，大体上每10年一次，纪念的主题导向以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为主题，在组织规模和层次方面都极大提高。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二战的胜利纪念问题。1995年俄罗斯继承前苏联的二战纪念传统，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每年的5月9日为永久胜利纪念日，全国放假，举行大规模红场阅兵式，并在莫斯科的无名战士墓长明火旁设立固定哨位。美、英、法、德等国也都固定开展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在各国的纪念活动中，邀请其他国家领导人和民间人士参加，举行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活动成为普遍的做法，战争胜利纪念成为各国弘扬自身价值观、阐述政治立场的重要渠道和舞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对于抗战纪念的重视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2005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组织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庆祝活动。这次纪念活动始终贯穿“全民族抗战”的观念，纪念活动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进行的。同时，活动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名二战老兵和国际友人参加，包括美国退役将军组成的代表团，国民党老兵代表以及对中国抗战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的遗属等，彰显了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国际视野。中国政府的这次抗日战争纪念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的好评，很好地传达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宽广的政治胸怀和强大的价值理念。与其他一些节日纪念和政治事件纪念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历史事件，奠立了此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对二战的纪念具有相当重要的国际意义，是一个国家表达价值主张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渠道。在当前，中国发展面临这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很好地抓住和运用一切有利的时机和场合表达中国主张，提升中国的话语影响力，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战略。 （二）抗战纪念是一场全方位的公共外交活动，有利于推动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更有效的传播
善于开展公共外交是现代许多大国有效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经验。公共外交主体多元、形式多样、效果明显，具有单纯政府外交所不具备的优势。将政府、军队、国际力量、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结合在一起的“二战”纪念活动是一场全方位的公共外交活动，由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场域的宽松和形式的相对自由，可以多维度地展示举办国的情况，并了解各方的所思所想，交流更直接广泛，也更加有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能全方位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和政府追求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决心，展示中国社会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热爱和追求，展示中国人民爱国、诚信、友善的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向国际舞台的一次全面生动展演。
四、余论
中国人民的抗战纪念活动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工程中所具有的强化理论认知、塑造价值认同、拓展国际认同的功能在当前还没有全面的发挥出来，全面激发抗战纪念活动的这些价值塑造功能需要在理念认识和思路方式上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更好地实现抗战纪念仪式向日常生活化转变。在很长时期内，中国抗战纪念活动都呈现出浓厚的政府性行为为主的特点，民间性的参与力度还很不够。抗日战争纪念有必要向其他重要政治纪念日（如国庆）一样，引导各个部门和地区举行各类型活动，引发全国人民更广泛的参与。二是更好的实现抗战纪念活动向更具包容化转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抵抗，有力支援和配合了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搁置分歧、团结一致、共御外敌获得的一次全面的胜利。对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最应该纪念和弘扬的就是这种全民族团结的爱国精神。在当前国家尚未真正统一的前提下，抗战纪念活动联合两岸三地共同举行的价值巨大。同时，这种共同性纪念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具包容性的形象展示。三是更好的实现抗战纪念活动向国际化转变。改变当前西方国家和社会对中国二战贡献的忽视情况，需要我们更好的讲述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和贡献，抗战纪念活动的更加国际化是一个基本的出路。抗战纪念的更加国际化可以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创新纪念活动的理念、创新传播载体，加强对外宣传力度，扩大国际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的针对性，提高纪念仪式的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