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民主思想之要义、逻辑及意蕴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2
实现国家政治民主化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崇高事业。新文化运动撬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思想启蒙之阀，百年来社会各界对其民主政治果实的回味乐此不彼。李大钊随国内外局势变化适时反思总结，可谓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战士奋斗的真实写照。从“民彝民主”到“平民民主”的政治主张，无不折射出五四运动无产阶级力量聚合的时潮。于此期间，李大钊借鉴西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成分，并蓄中华民族传统民主政治要素，坚守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凝练成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民主观。
一、在欧式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间演进：李大钊民主思想之要义
辛亥革命形式上终结了存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参照美国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民主政治情愫瞬间渗入民众脑髓，国内众多民主志士摇旗响应。中国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新拓的共和土壤不足以栽培三权分立体制，专制残余随时都有东山再起之机。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李大钊看来，英式宪政体制才是民主共和的最佳范式，议会政治与中国国情最为适宜。康梁维新改良宣扬了英国民主政治思想，李大钊受此影响颇深。后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习法政理论时，曾就欧美各国民主政体进行细致论证，“然代议政治之施行，又非可徒揭橥其名”[1]（P40），类似的言论中可以发现英国政治家缪勒思想的影子。李大钊对英国议会制度情有独钟，认为英国议会实为一院制，中国仿行一院制必能极力遏制专制逆流。议会制度的实践仍需配套政党制度，政党的功能一则均衡政权力量提防政治寡头上台作秀，二则更迭腐朽责任内阁，进而实现国家权力的新陈代谢。
然而在调度英式民主共和制度与中华传统民本道义的尝试中，李大钊也曾深陷民主思想误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2]（P317），国民具有强烈的感性政治冲动，而且对于政治权威不假思索便盲目屈从，十分容易规避认知理性。由此他认为，民主政治体制不欢迎普通民众，权力格局只能隶属于资产阶级内部配置。可喜的是，伴随民主政治思想的演进，李大钊很快修正了这种想法，逐渐正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性。这是李大钊较早萌发的民众群集观，也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洗礼的内在动因。
政治制度决定国家民主命脉，关乎国民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政治思想的演进有其理论逻辑驱力，且深受国家民主政治发育程度的限制。李大钊对民主理论的探究从未停滞，自考入北洋政法学校，便废寝忘食地思索国家政治出路。“拿来主义”始终主导着改革家的政治心理，冗杂的西式民主理论硬套在畸形的新生民国，必然引起封建专制逆行。诸如“良宪”怎样执行才谓民主、议会院制怎样设置才算合理、政府怎样统治才有绩效等等，这些棘手的难题还没来得及解决，民主共和的理想已化为泡影。封建势力寄生于民国躯体内，乔装为三民主义粉饰共和政体，实则行专制独裁。袁世凯复辟失败郁郁而终，中国进入封建专制的黑暗时局。军阀集团外拢列强扶植，民众贫困潦倒，政治民主荡然无存。北洋派系争斗异常激烈，议会常因“议员借口实，实行散伙，致开会皆不足法定人数”[3]（P264）而屡次搁置，甚至催生二次复辟丑剧。李大钊倍感无力，逐渐怀疑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转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处在自我反思与摸索总结的阶段，平民主义思想存在一定缺陷。阶级斗争指南反映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客观条件，把阶级斗争供奉为革命经典，吻合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科学品质。李大钊划分无产阶级的尺度拿捏恰当，革命联合战线的对象归属正确，给民主政治发展带来光明出路。当然，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4]（P222），在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共产主义民主理论两头划等号，把苏维埃民主制度推至历史制高点，似乎超脱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承受能力。这两点的历史失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同样的局限，引人深思。
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甄别：李大钊民主思想之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巨难，给东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杀伤性破坏。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日益激化，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令人发指。中国社会深受一战影响，国内民主运动遭到西方列强多方干扰，沉重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政治信心。到一战后期，李大钊开始深刻反思资本主义民主政体性质，剖析民主政治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内在联系。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李大钊认为资本主义帝国极具扩张欲望，原料稀缺的经济市场“不足供生产力发展，所以大家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5]（P243），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构建稳健的民主政治基础，西式民主只是资本家的专属特权，于广大工农阶级而言只是政治奢侈品。尽管该论点有待斟酌，但多少能证明李大钊主动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趋近。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转型，主要起到了两点作用：第一，创建了世界上首个苏维埃专政政权，给正处于死灰状态下的中国民主政治注入了活力，李大钊从无产阶级胜利的凯歌中得到了革命慰藉；第二，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归还侵占的领土，李大钊看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温良性。正是在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间反复甄别，李大钊诚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民主，形成了平民主义思想。
巴黎和会赤裸裸地侵吞了中国主权利益，声势浩荡的五四爱国运动拉开帷幕。李大钊踊跃参与到反封反帝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举足轻重的领导角色。运动开始主要以北京高校学生为中枢，作为教职工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大钊组织张国焘等北京学联骨干举行游行活动。得知北洋政府逮捕示威群众，他积极奔走，亲自带领学生抗议并成功解救。五四运动的影响力迅速波及全国，众多高校积极配合，李大钊多次动员北大学生领袖前往宣传[6]（P79）。到运动后期，城市工人阶级成为斗争主力，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群众相继开展“罢工、罢市、罢课”运动，坚决要求北洋政府遵从全国人民意愿行事。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最终拒签合约内容，挽回了民族利益。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做出了巨大努力，他大力支援学生运动，敏锐地分析政治事态，其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能力得到提升。他从中认识到，青年才干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工人群体更是具有果敢的革命勇气和强大的阶级爆发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以无产阶级为核心。至此，李大钊平民主义取向更加坚定，完成了民主思想的再次飞跃。 从早期重构民彝民主到后期树立平民主义信仰，曲折的思想演进受到历史条件的束缚。《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中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读本少之甚少，李大钊无法博览马克思原稿。他所研读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绝大数是经过日本、苏俄等国摘编而来的，且不考虑国外翻译者的阶级立场及居心，语言文化就是道险隘。新文化运动后期，国内政治活动家最为关注的命题是如何将苏俄阶级斗争的方法引证到中国民主运动中来，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综观李大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文章，能明显看到，他几乎把所有焦点都聚结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狂热攀附苏俄成功模式胜过理性论述马克思主义民主经典，这种“选择性”思维主观上导致平民主义思想略显狭隘。
三、在“民权主义”与“武装斗争”间衔接：李大钊民主思想之意蕴
新文化运动爆发百年之际，学术界热衷于反思该运动的各方意义，这就要求必须回到百年前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作一探讨，以现实的、辨证的方法论尺度审视整个新文化运动政治民主化贡献。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经验证明，李大钊民主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蕴，我们既不应全然漠视乃至否定该思想的跨越性，更不能主观斩断该思想的连续性。[7]
李大钊民主思想实现了孙中山“民权主义”纲领向毛泽东“武装斗争”理论的历史衔接，并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验准备。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行过理论探求，以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党人提出“民权主义”口号，成功推翻封建统治、结束专制皇权，并借鉴西方“三权分立”模式组织议会民主政体，迈出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一步。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专心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揭露帝国主义民主政治属性，指出西方现代民主矛盾，科学分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趋势。同时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理论研究会，广泛讨论苏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这直接影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正是在继承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义上，结合中国社会客观条件，创造性地提出“武装斗争”新路线，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是李大钊民主思想的最大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