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总量在中国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作用
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和创新作为中央银行在工业化发达国家放弃使用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实现的重要理由之一。货币总量和产出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可靠，与此同时货币总量的计算也十分困难。但是，在我国这种情形并不是十分复杂，自从我国金融市场在人民银行的严格管制之下。因此，货币供给量的确认变得比较直接。这样是否可以表明人民银行可以依赖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来实施政策。在以下的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对主要的货币总量的发展进行了描述。并且运用一定的Svensson标准对中间目标进行了选择和分析。最后，文章对政策和未来研究得出一个方向。
一、我国的货币总量
正如许多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可以了解到，M1和M2的变动相对密切，而M0的变动则具有偶发性并且不同于M1和M2。M2中不同成分的增长率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普通储蓄家庭来说，以家庭存款为例来说，从1986年的2201.5亿人民币到2013年的约430000亿人民币。不同于传统的驼峰型曲线，中国的储蓄曲线是U型的。换句话说，在我国更年轻的和稍年长的家庭拥有最高的储蓄率。另外，对于经济增长来讲，Chamon和Prasad用其他的原因解释了我国的储蓄线图。例如，对教育、医疗和住房服务的公共提供下降，这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在我国金融管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借贷金融工具的缺乏，因此，普通家庭可能会建立缓冲库存储蓄，而不是通过在年轻时借钱消费。
在1984年以前，我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来控制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货币和信用可以视作中间目标。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充当我国的中央银行职能，货币和银行贷款一直作为主要的中间目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3年。在这期间，国有商业银行在间接融资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直接融资数量较少。银行提供的信用基本上等于货币总量。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信用的提供，鉴于此中央银行控制了整个经济。1994年以后，中央银行开始管理和发行货币总量，并且在1996年M1被作为官方中间目标。
二、货币供给量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
名义GDP的增长与M1有关，相关检验显示出M1会导致NGDP的变化。例如，在1989年M1的数量触底，与此同时NGDP一年多以后也触底。在1993年M1达到历史高点38.78%以后逐步下降。而NGDP在1994年达到峰值。但是剔除通货膨胀的实际GDP的增长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较弱。另一方面，M1的变动仍然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变动。
传统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总量会引起实际GDP的增加。然而，但是我们从数据中可以得出较高的GDP增长通常在未来会引起较多的货币供给。
如果传统的观点正确，那么人民银行的主要目标就是NGDP的增长，NGDPt和Mt+j在J期是小于零，这意味着货币导致主要产出的变动。接下来，要分析货币总量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通货膨胀用CPI进行衡量，当实际GDP较高时候与此相关CPI也较高。另一方面，货币供给对于预测价格水平更加有用，而不是预测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显示出货币总量与经济增长有及其密切的相关性。但是，货币供给似乎滞后于实际GDP增长并且导致通货膨胀。由此可以看出，内生的货币供给这个思想是由数据支持的。
通过实证检验，ADF检验在置信区间1%的条件下，残差数值是-3.6891.另一方面，RGDP、M1、CPI，在分别取对数之后进行实证，结果显示三者是共同体。怀特检验表明可能有假设等式存在。由此，怀特标准误差被用于修正标准错误。运用总-分策略，解释变量在ECM模型中被缩小。虽然，ECMM1的系数有预期的作用，但是这个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断点测试表明，在经济改革之后会有一个结构断点。同样的方法运用于M2，结果显示：ECMM2的系数在5%的置信区间下显著。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lnM1、lnCPI并没有协整关系。因此ECM等式是成立的。总之，钱的流速处于下降趋势，货币总量与产出仍然保持稳定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民银行为什么将货币总量作为重要的官方中间目标政策。
三、中国货币总量的可控性
货币供给通过三种方式增加，第一种通过存款乘数；第二种是外币的净流入，例如贸易增加；第三种是从公司获得的外国通货收入兑换成本币。因此，基础货币供给增加，第三种方式的增加主要通过政府借款。中央银行可能不会直接控制货币供给，但是它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影响货币创造的三种渠道。传统的三种方式包括：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这三大工具影响基础货币或者是货币乘数。下文，即将对其中的两个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如何控制货币总量。
货币政策的基础包含通货的流通和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1978年改革之前，人民银行经常不得不被动的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或者用来促进生产。因此M0增长率波动十分严重。在经济改革之后，基础货币中货币资金的比例下降，增长也趋于稳定。基础货币中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就是存款准备金。从央行借来的资金对于央行本身来说是提高基础货币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通过这种方法，货币发行和存款准备金，央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基础货币。但是这种机制会随着时间而减弱。近些年，特别是四大商业银行，拥有更多的流动资产，对中央银行的借款依赖越来越小。 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外币大量流入，取代了中央银行的借款。这些成为中央银行扩大基础货币的最重要途径。伴随着货币和资本大量盈余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策略引起外币的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与外汇汇率挂钩。在汇率控制下，央行代表政府控制汇率。企业要把其收入存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在将其储蓄存到中央银行。购买外币兑换本币或者增加存款准备金已经成为央行扩大基础货币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抵消央行存款准备金的增加，人民银行采取两种措施。第一种是减少央行贷款。然而，随着这些贷款总量的锐减，从相对和绝对时期来看，这种方式逐渐失去效果。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是发行央行国库券。从历史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央行在较短时期内大量发行国库券。然而，央行通过发行国库券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只能部分的使其失去作用。基础货币不可能由央行完全主导，至少被目前的传统理论认可。
四、结论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伴随着货币供给的增长。金融发展和当前汇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货币供给内生化，这意味着人民银行对货币总量的可控性如预期一样在减少。即便如此，人民银行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货币总量。这在一定程度上累及其他机制，尤其是直接控制银行信用。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货币供给和产出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央行把货币供给作为中间目标。通过上文的分析研究发现，在我国研究货币政策的实现是及其必要。特别是对传统货币总量分析不足以及对信用总量的研究更加具有前景。基于以上理由，人民银行把银行信用作为重要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与此同时，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到的政策教训包括：如果从传统定义角度来看，中央银行、甚至在维持相对监管和“压抑”金融市场的新兴市场中，都不应该过度依赖太多的量化货币总量。以日本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经验来看，信用总量以及它们的操作从另一方面来看可能会更加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