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政反腐社会氛围的营造
近日来，周永康、令计划等高官接连落马，让民众真正认识到党中央对反腐的鲜明政治态度以及果敢严明的执行力，在拍手称赞之余也不经感慨反腐之路的艰难。自建国来，针对官员的反腐反贪方针政策代代更迭，但国内政治腐败的现状却是愈演愈烈，甚至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表面看，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国家工作人员再三逾越雷池的直接原因；从深层分析，更是国家民主法治建设不完善以及公民道德修养水平参差不齐，以致于国家的廉政氛围无法形成。今年，国家依旧在实行高压反腐政策，新闻上也频频有落马官员的出现，我们通过法律手段严惩贪腐人员与改善社会各界大环境双管齐下，这一举动如今已初见成效。营造一个有利于廉政实施的社会氛围是反腐整治的更进一步，我们需具体通过何种途实现，还需结合实践，追根溯源。
在中国，腐败现象向来不只是当世之事，政权周期性的覆灭，政体飞跃式的变革都可从政治日益腐败中找到缘由。自汉武帝刘彻时期的丞相李蔡起，后世不乏因贪污腐败被贬谪、处决的官员，以及因政权腐化导致民不聊生的王朝。古代政治腐败的程度从横纵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往往是随着政权建立的时间推移而逐步显现的；另一方面，则随着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制的成熟而渐渐走向高峰。一如贞观年间官场“官吏多自清谨”[1]，其后也同样出现了几欲为唐朝带来覆灭下场的贪官杨国忠。因为政权新生时往往政治清明、统治者励精图治，但随着国家渐渐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宽松安逸的社会环境逐渐瓦解了人们勤劳简朴的生活作风，百姓渴望积累财富，获得社会地位。官员们不满足于既得利益，滥用权力收揽钱财；商人不满足于低下的地位，一掷千金，求取功名。在身份等级不断弱化、金钱地位不断升级的唐中后期，农民阶层却要为繁重的赋税与自然灾害所累，他们一面怨恨着官员无休无止的敛财，一面又为踏上仕途改变命运绞尽脑汁。而财富流通、权力行使的正规途径往往充满了制约，而在各阶层急迫实现自身欲望时，一系列“潜规则”应运而生，处在被统治阶层的人们为了获取自己需要的利益，只能通过行贿手段，而官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通读史料不难发现，各朝历代初期，君主多吸取前车之鉴，不遗余力的惩贪倡廉。但是专制政体的庇护下，权力左右司法，即使国家厉行法治，但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拉帮结派，官官相护，社会走进腐败的深渊在所难免。腐败是双向的，官员思想与社会氛围相互影响。官员个人的私欲，享乐主义被迅速兴起的商人阶层所利用，官商勾结，行贿索贿，权钱交易的现象大肆横行，社会民众作为承载政权的江海，民意翻涌之时将是政权倾覆之时。宋代文学家苏轼曾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2]由此可见社会氛围对国家发展存亡的重大意义，反腐不能单靠强制力一方面，在社会内部构建思想、道德、价值观等全方位立体的反腐氛围会对推动国家廉政反腐进程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现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也有意无意的蔓延而来，动摇了不少人的心智。规范的社会秩序能够引导经济的健康循环却不能遏制民众对财富的渴望，制度之中总有罅隙，有人情就有例外。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行使着国家赋予的权利，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无私奉献，造福群众，一旦在物欲横流，私欲膨胀的社会氛围中没有坚守住品格，将物质财富、精神享受作为至高追求，则会愈加败坏社会风气，使国民思想呈现病态。而政府机关人员滥用权力换取金钱利益，用于个人享乐，藐视纪律，践踏法治，对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造成极坏影响，是存在于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现实，也是我国亟待改变的现状。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民众通常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思想，一方面反对特权，主张恪守民主法治，使社会公平公正的运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能攀附特权，以便为自己开辟一条捷径。这种想法体现出民众早已初步认识到特权主义、腐败现状为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大多数人迫于无力改变现状于是选择了妥协，甚至予以接受。探本溯源，还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传统封建官僚特权思想潜移默化的荼毒，其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为特权行为的实施提供了双方面的条件。在权力的干预下，一段时间里，社会对于腐败始终存在着纵容与放任，这使得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牟取私利，逃离司法的监督蔚然成风。针对权力越轨，社会失范，司法是最可靠的边界，在社会中营造出司法氛围，让反腐倡廉不再是政府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让民众也认识到，参与进来，相辅相成，构筑起完善的社会司法体系。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用权的主观随意性，针对抑制腐败，西方管理学家提出的“热炉法则[3]”具有很深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它警示性、一致性、即时性和公平性四方面引申出消灭特权现象的具体措施。
营造起法治社会氛围对于抑制特权现象蔓延的作用体现在思想约束上，大多数官员都是抱着侥幸心理从事起贪污腐败，而一旦完善的社会法制监督体系构建起来，它将会如同一个“热炉”，让官员们产生直接的对贪污腐败的顾忌思想，形成“想腐但不敢腐”的思想僵局。而保障司法反腐路径最重要的是构建起完善的监督体系。援引“霍桑效应”[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现阶段保障廉政建设的外界监督体系建设思路。目前大多数政府已经做到重大事项社会公示，组织听证会、开通市长热线等一系列源自社会监督的举措，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行使。但“世事之颓，始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5]，若说构建法治社会氛围尚且还停留在强制反腐层面，那么消除败坏士风的功利主义则更进一步，是洁净官员思想，构建廉政的根本途径。 在我国不断学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社会上下不少人对价值的理解却向着边缘化发展。受功利主义的畸形影响，其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倾向于物质财富积累和个人功绩取得两方面。一方面在拜金主义大肆横行，国家竭力规避“中等收入陷阱”[6]，以致行政管理体系的科学改善进程缓慢，社会保福利障、劳动就业也缺乏合理引导等一系列背景下，不少官员却发现物质财富对改善个人生活的重要性，盲目满足一己之私，恣意敛财，频频索贿，助长了社会上下崇拜金钱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国家公务员等级制度不但没有形成良好的公务员竞争机制，促进行政体系的改革发展，反而造成个别领导个人主义膨胀。有真才实干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的强大竞争力而得不到提拔，相反资质平庸但服从指示的人员会被频繁任用。[7]上行下效，形成的一个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会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缺乏活力，行政人员机构不断膨胀，纳税人压力增加，而办事效率却愈加低下。
功利主义的横行，归根到底是当下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移民书记”赵久富在采访时告诉记者说，自己所做之事对得起良心无愧于职责。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看，他所做的不过是职责范围之内之事，却能感动广大群众，可见当下官员在人民心中形象全然不是尽忠职守，服务人民。人性不仅需要约束，更重要的是靠教育，行使行政职能的政府工作人员在面对权力与利益的双重诱惑下，往往会心理失衡，司法约束能起到一定保障作用，但并不能根治腐败，构建廉政还需要人人都有洁净的思想。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全社会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人是社会中的人，不一样的社会氛围造就不一样的行为准则，而弘扬奉献精神则是官员形成不想腐败的思想根本。国家工作人员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其目的是服务于人民，应不断强化公仆意识，提高服务水平，不贪图回报。社会必须营造起以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为衡量标准的个人价值判断，而不应以从社会索取物质财富的多少为判断。全社会形成崇尚奉献精神的思想氛围必将极大地抑制官员以权谋私，追名逐利的现象出现。
我国目前正在贯彻制度反腐路径，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长久来看，腐败现象是否会重现关键在于廉政的社会氛围能否继续保持。如今社会中已形成了支持廉政反腐的广泛群众基础，国家应加以合理化引导，形成有序的外部监督体系，保障廉政长效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