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化
作者简介：满宠、方晶晶、周香凝，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144-02
当代社会人和自然的不和谐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尝试着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政治、经济、文化等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生态政治的新构建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国内的生态问题，生态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是政治在生态系统管理体系中的具体应用，对我国面临的生态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长远来看，生态政治化将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生态政治和生态政治化
生态政治（绿色政治）内涵丰富，它既可指一种广义的绿色运动，也可指一种后现代的绿色理论思潮，还可指一种致力于新社会主义理想的绿色政治。生态政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得到复苏，但各种环境问题也悄然而至。1962年，在Silent Spring一书中，作者Rachel Carson对人类非生态性统治的批判和对自然世界的歌颂，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这也标志着新的生态理念的萌发。1968年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在《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著名论文《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该文指出散漫的自由必将给共同利益带来破坏，这也促使生态政治学的初步形成。1970年代，西方刮起的“绿色风暴”其实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针对“保护生态平衡、女权主义、基层民主”等为基本内容进行的社会政治运动，即“绿色政治运动”。在生态运动过程中，自然生态组织逐渐转化为政党，且提出新的政治口号。1972年新西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党即绿党，20世纪80年代在发达国家绿党迅速发展，到1990年前后，东欧各国和亚非拉地区也相继出现了绿党 。
由此可知，生态政治并不是对传统政治的否定，更不是一种脱离传统政治形式而又重新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结构，而是在传统政治基础之上经过发展、吸收、融合从而形成的新的政治形态的具体体现。刘京希也认为生态政治是在新的视角上对民主政治的补充、完善和发展。生态政治探索着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四个维度的关系，并且认为人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也是自然界的物种，所以自然界对其具有很强约束性和影响力。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人类只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进行活动，只在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对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采取漠视的态度，且对自然界进行肆虐，那么最终人类将只能自食其果，直面大自然无情的报复，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
生态政治化，就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思考生态环境问题，使生态和政治逐步一体化，辩证地分析生态环境与政治的关系，使生态环境和政治能够全面、协调、可持续、稳定发展。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联系就成为生态政治化研究的核心内容。生态政治化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在文明转型的时期，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进而由以“人”为中心向以“生态”为中心转变，逐步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的源起
我国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但是我国有些地区管理观念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这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出现区域性多种污染交织的现象，这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构成严重威胁。
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对我国社会和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制约了可持续发展。第一，经济可持续发展受阻。目前，我国各种原材料的消耗量占到全球消耗总量的1/3甚至更多，我国普遍工艺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评估当前国内安全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矛盾、能源等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叉在一起。第三，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化更加明显。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贫困地区发展速度逐渐变缓。零点调查公司开展为期4年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状况调查，结果表明，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也提醒我们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必要性和急切性。
三、生态政治化在我国的发展
长时间以来，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被打破。为了快速发展社会，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政治化也就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
（一）强化生态意识，弘扬生态政治文化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提出了新的理念构想，并且把生态学理论作为其基本理论。西方生态政治主要强调的是均衡与全面发展，因为不单纯是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均衡，未来的政治生活同样需要均衡发展。不但要处理好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而且还要平衡国家之间的各种利益需求，使人类在社会生产当中能够达到与自然界的协调统一，真正意义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只有与自然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才意味着自然界真实的复苏。”在政治层面去思考环境问题，用政治思维去把握环境发展的命脉，这是在传统政治基础之上的新的理性的思考，用文化的视角去看待和解决政治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是生态政治在文化方面的直接影射。
我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就包含着生态政治文化，“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凡所行事，皆范模于天地阴阳之端，至如树木以时伐，禽兽以时杀，春夏则生育之，秋冬则肃杀之，使物遂其性，民安其所，是范围天地之道而无过越也”等生态保护法令为当代生态政治提供了借鉴。传统生态政治文化观念的弘扬不但可以促进生态治理架构的形成，同时也奠定了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建设坚实的基础。生态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不能只依靠文化反思，更重要的是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我国党和政府自十六大以来逐步认识到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转变思维观念，树立一种生态文明意识，以适应新的政治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正确的的科学发展观。这种精神是与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的生态价值观不谋而合的。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协调创新，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互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生态型经济时，不仅要减少对资源的浪费，还要增强资源的高效使用率，而且必须重视对自然界的关注。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结合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逐步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良性循环。通过各种途径去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文化，并在政治系统和经济建设的社会运行中践行生态政治价值观，从而加快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二）发扬生态协商民主，建设生态政府
政治生态化和政治民主化彼此关联。民主政治是生态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是绝大部分人的利益需求，这也正是生态政治所赖以存在并产生积极影响的根基。科尔曼在《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一书中提出：“是否能给予公民民主的、强有力的推动改革动力，这对于我们是否能将对地球的呵护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欧洲生态政党提出生态政治学并将其作为其理论基础，一方面表明了对传统政治民主的批判。另一方面，要求绿党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发展绿色基层民主。绿色的协商民主原则包含直接民主，而“基层民主的政治学意味着更多的实现分散化的直接民主，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基层的决定在原则上必须予以优先考虑，我们给予分散化的易于管理的基层单位以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立和自治的权力。”为了更好地实现协商民主，就应该“还权于民”，“只有每个人有了社会责任感才能保持对环境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同时基层群众对周围生态环境具有他人无法比拟的认知和适应能力，他们的参与不但能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还能避免生态环境领域的政治腐败和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决策失误。
尽管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上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用制度保护环境”，在政治层面上为群众的生态保护行为提供了保障。所以，加强生态协商民主建设，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公共管理过程中来，以推动生态政治的平稳发展和生态政府的建立也是我国党和政府努力的方向。
我国加强生态协商民主建设，鼓励群众广泛参与。第一，贯彻落实公开听证制度。我国政府在做出决策之前通过召开听证会，让群众了解决策的内容和意义，并且将其意见和建议反映给政府，同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参与。第二，建立完善的专家咨询制度。专家不但可以在技术上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而且可以为重大决策提供重要信息，以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凝聚多方环保力量，与政府领导和管理部门建立有效关系，就重要的政策性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疏通社会压力，解决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以使中国化的生态政治稳步前进。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经济建设
马克思将生态经济思想作为其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坚持以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指导，对于我国开发和利用资源，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还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西方生态主义也把“生态经济”看作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基础之上的。基于此，我国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强化生态经济的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立体式循环发展。第一，加快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第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又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型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程度的迅速提高。这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发展基础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强生态旅游业的开发，构建立体式农业体系，建立新型农业增长模式，为生态经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