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人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城乡二元分治的户籍等制度性因素、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地方政府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较低等原因，农民工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边缘化群体。
农民工渴望和市民一样享受城市生活，但现实中他们却在城市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渴望通过在城市进行政治参与获得平等的权利，但现实中他们却没有有效的参与途径，很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城市故意设置和抬高农民政治参与的门槛，使得农民工徘徊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进一步弱化了其城市归属感，强化了其边缘化意识。农民工的这种被边缘化，难免会使其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还有可能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可以从农民工的政治融入着手，通过推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管理者，为城市的发展建言献策，提高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促进他们更好的融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另外，推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减少他们所受到的各种歧视，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与市民的同等待遇，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从政治态度切入，对农民工这一边缘化群体的政治效能感进行研究，可以据此观察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行为，为扩大农民工群体的参政议政途径，提高这一庞大的边缘化群体的政治参与满意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政治参与进行了相关研究，郑传贵（2004）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工作单位和城市居住地社区的政治参与都不够积极。另外，石川，杨锦绣（2009）分析发现，流出地农民工家庭对政治现状的评价和对政治代理人的满意程度是决定该家庭是否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外出务工收入比重、家庭成员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特征对该家庭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比较显著。然后，陈旭峰、田志锋、钱民辉（2010）的研究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影响最弱。最后，邓秀华（2013）就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提出了，及时修订、废弃与《宪法》相冲突的诸如《户口登记条例》等一系列现存法规制度和加快制定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切实规范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以进一步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确保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定性和可操作性等建议。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群体政治效能感的研究相对较少。何植民，李彦娅（2013）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发挥的主要影响因子分析发现，自身素质的内在约束、身份认同困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有较大影响。另外，邓秀华（2010）在转型期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低下的政治效能感，影响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积极性。
国内外学者对非农民工群体政治效能的研究相对较多，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效能和政治参与的相互关系。熊美娟（2014）研究了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的作用，研究发现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另外，李蓉蓉（2013）在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但是相较于外在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金姗姗（2012）基于浙江省间村的实证调研，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政治参与行为对于村民的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张翼龙（2011）在农民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作用的研究中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政治参与促使政治效能感的发生并对其进行监督。国外学者对公民政治效能感的研究起步较早，通常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效能感，拉姆森（1983）研究了种族对政治效能的影响，他研究发现，黑人小孩的政治效能感比白人小孩的政治效能感低。
根据以上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相关文献的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非常丰富，包括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因素、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和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途径；研究政治效能感的文献也有不少，但有关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的研究非常少，只有少量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的因子分析；对于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更加少涉及，零星涉及的文献也基本上都是从抽象层面来研究，实证研究非常不够。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政治参与效能和政治参与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处于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看看农民工群体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到底有没有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最后，对模型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为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为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2010年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的第一次年度调查。CGSS第二期的抽样设计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
在本研究中，农民工系指具有农村户籍却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打工者。因此在CGSS2010样本中，对样本筛选就有两个维度：第一是样本类型，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的打工者，因此样本类型为城市（居委会/社区）；其次是农业户籍人口，根据问卷中的问题A18，“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若回答是“1.农业户口”，则符合要求，最终符合取样要求的农民工的有效样本为1728人，其将作为本研究数据分析的样本。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设置
首先，我们以农民工是否参加选举投票和是否参加村/居委会工作来衡量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为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识别政治效能对农民工是否参加选举投票和是否参加村/居委会工作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的“净”作用，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我们将研究的因变量处理为二分变量，即“参加选举投票为‘1’，没参加选举为‘0’”，“参加村/居委会工作为‘1’，没参加村/居委会工作为‘0’”。
其次，为了衡量政治效能感，即衡量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参与行为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的能力，我们以农民工自认为对政府具有的影响力和个人自认为政府对其要求的回应来衡量。我们可以在调查数据中采用五分制主观态度测量方法采集的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即：自认为对政府的影响为“定序变量”（五分制主观态度：1=影响非常小，…，5=影响非常小）；自认为政府会对其要求有回应为“定序变量”（五分制主观态度：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至于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找到一系列影响政治参与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参与效能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工作性质、目前的工作的状况。
结合前文的文献综述及CGSS2010数据的可及性，我们使用了如表1所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来进行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具体的变量编码过程和其属性特征如表1所示。在此，我们先对因变量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在CGSS2010的调查问卷中有问题“D16近三年，您是否在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过票？”，访谈对象可选“是”或“否”和D20在过去一年中，“您在所处社区有否参加过以下哪些活动？1.参加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工作”，访谈对象可选“有”或“没有”。具体结果见表1。
在自变量层面测量农民工政治参与效能感是直接使用调查中获取的五分制主观态度的测量结果，具体见表1。在控制变量层面，我们从性别差异上可以看到，我们调?说难?本中，农民工有约55.7%是女性，说明农村女性开始大批地走入城市寻找工作；在年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2岁左右，说明进城的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教育维度下，我们看到，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年，说明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比较高；在收入方面，我们看到，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平均为13708.22元，说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在政治面貌方面，只有6.1%的农民工是党员，说明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在婚姻方面，80.8%的农民工已婚；在工作性质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30.7%的农民工属于被雇佣群体；在工作类型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大约80%的农民工没有工作单位，说明大部分的农民工没有进入正规部门就业。
四、回归结果分析
前面表1提供了，关于农民工参与选举投票及农民工参与选举投票影响因素和关于农民工参与居（村）委会工作及农民工参与居（村）委会工作影响因素的描述性信息。为去除不同变量特征变量之间的交叉和叠加影响，分析在诸多影响农民工参与选举投票和农民工参与居（村）委会工作的因素中哪些因素的影响最显著，我们用二分类评定模型来考察各变量的边际影响及相对重要性。
我们将“参加选举投票”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和“参与居（村）委会工作”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参加选举投票为“1”，未参加选举投票为“0”，参与居（村）委会工作为“1”，未参与居（村）委会工作为“0”。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对其自认为政府是否重视其态度和看法，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并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农民工对其自认为政府对其要求是否有回应，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作用，自认为政府会对其要求有回应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进行政治参与。政府工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政府如果由于不了解情况或者其他原因，没有积极采纳农民工的合理建议，只凭自己主观意向做出决策，就不能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的服务也很难满足农民工群体的需要，政府的工作得不到的农民工群体的认同。农民工群体对政府的政治认同感就会降低，这会导致他们的政治冷漠和政治疏离。另外，如果政府没有采纳农民工群体的合理建议，农民工群体很难依靠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政府的工作就会受到农民工群体的质疑。农民工群体对政府的信任感就会降低，这会导致农民工更加不愿意进行政治参与。
政府积极采纳农民工的建议对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激励作用，如果农民工提出的合理意见都被政府采纳的话，他们就会受到激励，会更加热情的投入政治参与活动。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会得到显著提高。另外，政府积极采纳农民工的合理建议，满足了农民工群体的合理诉求，农民工群体就会更加认同和信任政府的工作。农民工群体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感得到了提高，他们也会更加积极的进行政治参与。 还有一些其他的变量对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民工，其政治参与的机会、能力越高，因此其政治参与倾向性就越强。农民工的性别对其是否进行政治参与也具有显著影响，男性的农民工，政治参与倾向性更强。
农民工的年龄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生活阅历更加丰富，其对政府工作情况也更加了解，政治参与能力就更强。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积极作用，已婚的农民工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其对政府工作的了解更多、政治参与能力也更强。
农民工的政治面貌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作用，政治面貌是党员的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更高，更多的接触到政治参与方面的信息，对政府工作的了解程度也较高。另外农民工党员都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能力和意识都要高于普通的农民工，因此党员农民工更倾向于进行政治参与。
农民工的被雇佣情况对其政治参与行为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雇佣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参加居（村）委会工作，但是这种倾向性发生概率比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对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对其自认为政府对其要求是否有回应，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作用，自认为政府会对其要求有回应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进行政治参与。另外，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组织化程度和工作状况对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本文认为农民工的政治效能会对其政治参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应该加强对政府工作的宣传，促进农民工对政府的了解；重视农民工的态度和看法；积极听取农民工群体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感，增强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从而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