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供给”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96-04
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的人学思想研究”（11JYA710069）阶段性成果；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研究”（11YJA710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月玲（1978-），女，青海乐都人，大同大学思政部副主任，兼任大同大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王秀阁（1950-），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170因此，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如今，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大潮中，我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是当前亟须解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应对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挑战的关键所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所在。
一、“供需关系”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缘起
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都同人们的需要直接相关。按照马斯洛需要理论来讲，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归属的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被“认同的需要”。然而，“认同，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3]可见，二者有着共同的需要指向。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缘起，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个体寻求“归属的需要”与国家和社会寻求被“认同的需要”的过程中，即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需要与国家和社会政治个体化的需要的过程中。正是这种需要，才使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延续和发展。由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社会的“历史积淀性”“时代蕴含性”等特征，使社会不但具有社会政治个体化的需要，而且还自然而然地充当着满足个体政治社会化需要的“供给者”。
从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看，“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501可见，从本质上来讲，“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生来就是的那个人，真正称之为人的人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人，只有拥有了该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历史文化，才能成为该时代的真正的人，也才能处在该时代的生活状态之中。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为）独立”[1]6的人。然而，作为个体的人，其天生是“有缺陷的动物”。所以，人要成为社会的、历史的人，是需要培养和引导的。正如夸美纽斯所说：“只有通过恰当的教育，人才能成为人。” [5]
从社会政治个体化的角度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不断增多，便出现了社会分工，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各个不同的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便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教育其成员具有相应的生产和生存的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其成员形成维护群体利益的凝聚力。也就是说使社会成员认同其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价值观念等。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需要将其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传输给社会成员，实现社会政治的个体化，从而才能维护该社会的正常运转。
总之，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实现个体社会政治化。作为个体，只有掌握并遵循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接受并认可相应的思想政治观念，才能得到当局者的重视和保护，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实现社会政治个体化。一个社会得以延续，“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4]187整个“生产”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教育的过程。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繁荣与否，不在于这个国家国库的殷实程度，也不在于华丽的公共设施，而在于国民所受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6]其生产过程，就是把“人”培养成为该社会服务的“人”。同时，其生产过程，也就是为个体适应社会的发展“供给”相应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等。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是“个体占用历史文化与历史文化占用个体的中介”。[7]通过个体认同社会，社会认可个体，使得个体和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双向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个体和社会的有机融合，协调发展。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根源的再认识
马克思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1]15唯有这样，整个“生产”链条才不会中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们党的生命线，曾在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进一步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与进步的需要。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有不少人鄙视甚至藐视思想政治教育，更为甚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也存在着“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认识。这并不是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必要存在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可有可无，反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应然”效果的一种期待和呼唤。
英国政治理论家鲍桑葵指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8]循着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个体政治社会化和社会政治个体化的中介，它在本质上必须“双重的面对”――既面对国家和社会向个体的意识形态要求（也就是国家和社会为塑造个体而供给的意识形态），又要面对个体的需求。“‘双重的面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双重的责任’”。[9]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二者的对接问题，将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对个体的供给）与个体的需求有机地融合。 然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程中，明显地形成了两种偏向：一种是“社会需要论”倾向，学界称之为“社会哲学范式”；另一种是“个人需要论”，学界称之为“人学范式”。“社会需要论”倾向，着眼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工具，通过灌输一定阶级、国家、社会所要求的意识形态，使其成员的思想观念符合社会的要求。这种倾向片面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要求的满足，忽略或者淡化了个人的需求。“个人需要论”倾向，着眼于现实的个人的需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应该是现实的个人。这种倾向片面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需要的满足，忽视或者淡化了国家和社会的要求。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两种研究倾向此起彼伏，争论不休。“钟摆式”的倾向，既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违背了唯物史观视域中个人与社会是“同构共生”的关系体理论。这两种不同路径的偏向，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的根源。它隔断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链条，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社会认可个人，个人认同社会”的中介和桥梁的本意。好比市场上的商品，隔断了“生产――交换――消费……再生产――再交换――再消费……”的规律。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考察，“社会需要论”倾向，只考虑了商品的生产和供给，而忽视了商品的消费。相反，“个人需要论”倾向，只考虑了对于商品的消费，而忽视了所要消费的商品的供给问题。所以，处在交换位置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突破口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存在均以是否有其特殊的市场需要为基本依据。” [10]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计划经济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不同的诘难和挑战，从而其应然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极为明显地感受着种种失落。这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是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满足其参与者各方相应的需要。这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的问题，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突破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理论假设以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而限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范围。从全局、根本以及长远的角度，起着一种导向和引领的作用。辩证地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存在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一定的研究范式形成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必然以相应的研究范式为依托。
研究范式的转换，意味着对已有解释范式和理论框架的扬弃。在已有的“社会哲学范式”和“人学范式”下，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不能共享。同时，在已有研究范式下，学者们往往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把一定阶级、国家、政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施加给社会成员……”，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处在僵化、教条的思维模式中，缺乏其应有的创新性和开放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必须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学术界一般称为科学实践观）为研究范式，才能够突破已有理论的局限，并能整合新的资源，以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特征。科学实践观蕴含着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开放性与共享性的有机统一。
其次，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的视角。思想决定行动，态度决定高度。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的思想与态度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简单地讲，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至少包括决策者、执行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等。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
对于前者，决策者（党中央）向来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视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生命线。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其视为“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11]其余三个层面（执行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度不容乐观。从执行者的角度来看，不同层次的执行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度也不同。一般情况下，层次越高的重视程度也较高，层次越低的其重视程度也越低。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是一项调查表明，部分高校领导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是“虚”的政治任务，落实不到位，甚至有些高校的领导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无用”，很多工作流于形式。此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甚至有些做法和想法令人堪忧。因此，前提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领域。从这一视角和思路在更深的层面反思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对于后者，众多的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宣传一定阶级、国家、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其成员接受并形成阶级、国家、社会所要求的意识形态，进而为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服务。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理论的分析，两种观点都是合理的。因为个人和社会是有机统一的，没有无个人的社会，也没有无社会的个人。“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4]3“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204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个人与社会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社会的发展并不直接体现在个人的进步，相反，个人的进步也并不直接反映出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关键，正如列宁所言：“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我们的错误就在于从理论上来看问题。”[12]因此，要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既非“为了社会还是为了个人”之争，也非“既为社会又为个人”之见，而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即“为社会的同时就是为个人，为个人的同时就是为社会”，它从本质上好比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最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习近平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个人发展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同进、共赢、共享”，偏离或者偏向任何一方，都将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要求与个人需要之间的“对接不够”。使人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单向度地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通过宣传和灌输国家和社会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等，使社会成员接受并为其服务。从而导致人们抵触思想政治教育。因此，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对接问题”，就要靠思想政治教育者。党中央、国务院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以提高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育人能力为基础”。[11]这一要求从根本上切准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要害，点明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核心。
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看，它既要对个体进行教育和引导，又要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现阶段的情况、变化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整体的考量。[13]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完成双重任务的栋梁和桥梁，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者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完成“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有机的对接，即把国家和社会的要求（也就是向个人的供给）与个人的需求有机地贯通起来，促进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使之共同发展。这也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者最为缺乏的素质。通常，思想政治教育者大都只做到了“从上而下”，即把国家和社会的要求灌输给个体，而没有实现“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双向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