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5-0073-08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加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银行业国际化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我国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瞄准境外市场。银行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区位选择问题，而区位选择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新常态下我国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进一步明确了商业银行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供新常态下我国银行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参考。
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现状
（一）我国银行业境外分支机构区位选择概况
截至2013年底，我国银行在境外5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六大洲，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领域。其中，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10家大型商业银行境外一级分支机构（包括分行、子公司和子行、代表处）的区域布局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及实用性的考虑，表1中未统计具体网点数和代理机构数目。事实上，如果将具体网点和代理机构统计在内，我国银行在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分支机构数将占其境外机构总量的绝大多数，以中国银行为例，截至2013年底，将具体网点数和代理机构数统计在内，中国银行在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分支机构总数有507个，占其境外总分支机构数量的81.8%。总体来看，目前，我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集中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亚太地区，国际化经营起步较晚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更是只在中国香港开设了分支机构。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亚太地区两地集中了我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62.5%；其次则为欧洲地区、占20.1%；再次为北美地区、占9.0%；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拉美地区与非洲地区的比重很小，均为4.2%。
具体来说，我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市场容量大、金融产业集聚的国际或区域金融中心以及东道国经济中心城市，如我国前述10家银行在日本有6家分支机构，全部位于东京；在韩国的6家分支机构，5家位于首都首尔、1家位于釜山；在英国的7家分支机构都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在德国有5家分支机构，全部位于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在美国的10家分支机构中的9家位于纽约、1家位于旧金山。
除布局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的经济金融中心之外，我国银行也在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进军。从2014年新设机构来看，墨西哥、缅甸等发展中经济体开始进入我国银行视野。同时，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拉丁美洲、中西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成为我国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目的地。从目前趋势来看，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建设逐步向中亚、中东延伸，以及我国与非洲交往日益密切，这些地区也将成为我国银行境外机构下一步拓展的重点。
此外，将我国五大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数目与国内其他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境外分支机构数目进行汇总，如图1中所示，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五大商业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数，约占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总数量的93%，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五大行是我国银行业“走出去”的主力军。
（二）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银行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其境外分支机构主要采取以下四种组织形式――分行、子行、代表处和合资银行。除此之外，还有联属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等组织形式，但这些形式在实际应用中较为少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学者把代理行也作为银行国际化经营所采用的组织形式之一，本文所涉及的分支机构未将代理行包括在内。这是由于代理行仅仅代表母国银行与国外银行之间的一种代理协议关系，不需要母国银行对其进行直接投资与固定投入。本文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代理行不应作为银行在国际市场扩张的一种组织形式。
选取2013年末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10家我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为样本，统计其境外分支机构采取的组织形式，如表2所示。
就境外分支机构采取的组织形式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采取分行形式的最多，占比半数以上、为54.2%，子行和子公司所占比重次之、为35.4%，余下的则采用代表处的形式。在不同地区又有不同侧重点，其中，亚太地区、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半数以上的分支机构采取分行形式开展业务；主要以子行和子公司为主要形式开展业务的是拉美地区、高达66.7%，其次为中国港澳台地区、占51.5%，再次为欧洲地区、占44.8%；各行在各地区设立代表处的数量都较少。从比重来看，各银行在非洲的分支机构中，50%为代表处。
我国银行在境外拓展时之所以做出如此组织形式的选择，与东道国的金融开放度以及我国银行自身的战略规划是分不开的。考虑到便于管理以及同东道国业务往来的关系，我国银行多采取分行形式进行境外拓展，实力较强的银行则通过并购的方式或选择设立，子行及子公司的方式扩大业务辐射范围。代表处的设立主要是为本行考察东道国的市场情况，在银行与东道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开展调研、开拓市场，为本国银行“走出去”做好信息搜集和准备工作。 （三）我国银行国际化程度
近年来，我国银行积极稳步推进全球化战略，增设境外分支机构、完善全球布局。同时要看到，由于国际化经营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我国一些银行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盲目追求网点数量，往往在境外扩展前期重复新设或收购大量分支机构，结果出现功能和投资上的浪费，资源配置上存在重复叠加的现象，到后期不得不进行全面整合。目前我国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大多集中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亚太地区，在欧美发达国家分布依然较少，全球境外分支机构总和不及汇丰银行一家的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同时，我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规模较小，其盈利能力和对总行的利润贡献极低。一般认为，一家银行境外利润占银行总利润之比在15%以上，可称为国际银行；达到30%以上，可称为全球银行。我国银行业境外分支机构总资产为1.2万亿美元，只相当于汇丰银行亚太地区的资产。在我国各银行中，中国银行国际化程度最高，但其境外分支机构资产总额仅占集团资产总额的25.76%，对集团利润总额的贡献率仅为19.38%。其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分支机构对集团利润总额的贡献率为15.25%，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境外分支机构对集团利润总额的贡献率仅为4.13%。从资产规模来看已是全球最大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2013年在境外市场取得的税前利润仅为22.33亿美元，对集团的贡献率不足1%；其他银行的海外利润占比则普遍在1%左右。以外资银行中的花旗银行为例，其海外资产占比近50%，而利润占比则达到了60%。因此，在与国外银行进行竞争时，我国银行规模小的分支机构无疑处于劣势，只能在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除了亚太地区的分支机构效益尚可以外，其他地区的分支机构更多的是起信息传递和沟通联络的作用，对我国银行利润贡献非常微小。
总体而言，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还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不能与国际大型跨国银行相抗衡，全球化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影响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一）东道国的引力因素
1. 东道国与我国的经贸关系。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银行的国际化经营规模与母国同东道国的贸易投资规模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投资规模越大，母国银行在东道国跨国经营的规模也越大。
双边贸易可以带动由贸易引起的如信贷、贸易结算等银行业务。为更好为国内“走出去”的企业和国外“走进来”的企业提供所需的服务，银行会在贸易相关业务需求量大的地区设立分支以开展经营。2002―2012年，我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20.1%，比同期全球贸易额年均约10%的增速高出1倍多。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额达4.16万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也是首个货物贸易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家。其中，出口货物2.21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11.8%，连续五年居全球首位；进口货物1.95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10.3%，连续五年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对外贸易规模日益增大。这使得企业对跨境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扩大，为银行业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坚实的客户基础。2013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有欧盟、美国、东盟、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据对我国银行业境外分支机构的考察可以发现，大部分分支机构设立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去向对该国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设立也具有类似引导作用。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27亿美元，201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1078亿美元，短短12年时间增长近40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香港、美国、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泰国、俄罗斯、巴西等，也与我国银行业境外分支机构区位选择有着较大的重叠。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在与我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展开国际化经营，可以拓展市场空间，而母国与东道国企业双边业务的旺盛需求也使银行在东道国分支机构的利润来源有了保证。
2. 东道国的市场机会。从全球化银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银行在开展国际化经营初期，虽然通常是跟随母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但是在进行境外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时，银行首先要考虑的还是扩大银行本身的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而业务规模和利润水平都取决于东道国的市场机会。因此，只有该国家或地区有着足够的现实或潜在市场机会，母国银行才会考虑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进而开展大规模的国际化经营活动。
一个国家现实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机会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民财富水平越高，则银行在该国所面对的市场规模也就越大。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则意味着市场规模可能不断膨胀，反映出该国巨大的市场潜力。
我国银行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的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会获得较多的市场机会，可以保证该分支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进入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能够学到先进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也就越大。
3. 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其金融环境相对来说就越宽松。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的政策管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资银行进入本国市场的准入门槛。当一国经济开放程度很高时，其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审查就相对比较宽松，对外资银行可以开展的业务范围限制也较少，外资银行就可以在当地法律法规允许下从事较为广泛的金融业务。二是东道国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组织形式。比如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外资银行只能设立办事处，不能设立分行，有的国家则允许外资银行自由选择组织形式开展业务等。不同的组织形式会影响银行潜在的市场规模以及可开展的业务范围，从而影响银行的经济效益，因此这对外资银行的区位选择影响较大。
经济开放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对金融的管制相对较少，使得外资银行进入的门槛较低，并可以较为自由地开展经营活动，这就能够吸引外资银行进驻，而外资银行也更愿意选择在对业务经营管制较少的地方设立分支机构。 4. 东道国与我国的地理距离。地理距离越接近，银行跨国经营的成本也就越低，其跨国经营的动力也就越强。一般来说，地理距离比较近的国家之间，文化相似性会更高一些，从而信息收集成本相对较低，遭遇文化抵制和政治敌视的概率也相对较小。我国银行业正处于国际化经营初期，按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扩散遵循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向邻近国家或者文化接近、联系密切的国家投资；第二步，开始向非临近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投资产业主要为比较初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第三步，在最高级的产业阶段，跨国企业利用其资金、技术优势，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并开始向距离更为遥远的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地理距离也是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应当考虑的因素。根据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全球布局，可以发现，中国港澳台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确是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分支机构的主要集中地。
（二）我国的推力因素
银行和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银行的国际化经营应顺应国家政策的引导，区位选择自然也不例外。当我国的经济利益在某个区域比较重要或者我国决定加强与某国或地区经贸往来的时候，我国政府就会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引导本国企业到该国家或地区进行境外经营和跨国投资，同时吸引该国家或地区企业到我国投资经营。这些企业在我国与东道国之间业务联系、资金往来密切，势必对跨国金融服务产生较大的需求，从而为我国银行业在东道国的利润来源提供了保障。为促使银行业更好地为我国“走出去”以及东道国“走进来”的企业提供所需的服务，保障我国与东道国之间资金往来的畅通和清算的便利，政府必然会鼓励银行业到目标国家开展业务，从而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目标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相关业务。
（三）商业银行自身因素
1. 银行自身实力。商业银行在“走出去”的时候，要充分、准确地评估自身实力。通常来说，银行规模越大，自身实力就越强，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大，赴境外经营的意愿就越强烈，可选择的区位就越广泛。作为大银行，除了跟随母国客户进行海外投资，更愿意自己主动出击去寻找世界各地的利润来源。
2. 银行的战略选择。不同的银行有着不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这里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动机，二是银行国际化经营的业务选择。
银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动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跟随客户，为客户提供全球金融服务。在这种动机下，银行选择国际化经营区位时，就是被动地跟随客户选择。第二种是着眼全球，致力于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银行。具有这种动机的银行会主动规划国际化发展路径，并且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动态地调整其跨国经营战略，最终完成全球布局。
虽然当前我国没有明确地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但是实际上各家银行基本上都是多元化经营。在国际化经营时选择开展不同的业务，对区位的选择是有影响的。商业银行业务对金融活跃度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单纯开展商业银行业务选择空间较大，可以选择金融活跃度较低的地区。如果开展其他业务，则往往要选择金融中心等金融活跃度和金融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
三、影响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因素的评价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的选取
（二）变量的选取
1. 因变量的选取。为探寻新形势下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因素，本文选取的时间段为2008―2013年，以期研究结果能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如前文所述，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五大银行在境外分支机构数之和，约占我国银行业境外分支机构数量的93%，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五大行是我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主力军，而其他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数量和规模都相对较小。因此，在后续研究中，针对五大行境外分支机构布局展开相关研究，具有较强代表性。
本文选取了2008―2013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样本国或地区i的分支机构（代表处、分行、子行或子公司）数目NOBit作为因变量。其中，因为代表处不能从事银行经营性活动，其作用不能跟分行、子行相比。参考以往学者研究经验，将其折半入数。数据由五大行2008―2013年各年年报整理而得，如表3所示。
2. 自变量的选取。根据前文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考虑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如下指标：
（1）双边贸易额（TRAit）。选取t年我国与样本国或地区i各年的双边贸易额来衡量我国与样本国或地区的贸易密切程度，详见表4。
（2）我国对样本国或地区的直接投资额（FDIit）。选取t年我国对各样本国或地区i的直接投资存量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单位为亿美元。
（3）样本国或地区i的人均GDP（PGDPit）。选取样本国或地区在t年的人均GDP来反映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网站，单位为美元。
（4）样本国或地区i的GDP增长率（RGDPit）。选取样本国或地区在t年的GDP增长率可以反映该国或地区的发展势头和潜力，从而可以更好地衡量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机会。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网站。
（5）金融开放度（OWit）。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开放度的测度一般都是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展开。因此，用（直接资本流入额+直接资本流出额）/GDP的值来反映样本国或地区i 的经济开放程度，比值越大说明金融开放程度越高。具体数据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World Invest Report 2013》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6）地理距离（DISTit）。选取我国同20个样本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来验证。考虑到国家范围广，且我国银行在样本国或地区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可能不只分布在一个城市，所以本文所指地理距离是该国金融中心或首都与我国上海之间的距离。借鉴以前研究者的做法，对于与我国接壤的国家，距离折半入数。单位为公里，见表5。 （三）建立回归模型
其中，NOBit表示t年我国五大行在样本国i所设分支机构的数量；TRAit表示t年我国与样本国或地区i各年的双边贸易额；FDIit表示t年我国对各样本国或地区i的直接投资存量；PGDPit表示样本国或地区i在t年的人均GDP；RGDPit表示样本国或地区i在t年的GDP增长率；OWit表示t年样本国或地区i（直接资本流入额+直接资本流出额）/GDP；DISTit表示样本国或地区i的金融中心或首都与我国上海之间的距离；C代表常数项；βk表示待估计的6个变量的系数；μ表示随机误差项。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1. 初步回归结果。本文用Eviews8.0对面板数据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2值和调整的R2值都比较高，说明模型拟合度很好。进一步考察回归方程系数可知，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额、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额、东道国人均GDP、GDP增长率和金融开放度这五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与假设相一致，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地理距离这个变量系数的正负也与假设相一致，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地理距离变量不显著说明我国五大银行着眼全球布局，不再采用邻国优先的策略。除去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密切的因素，地缘优势在我国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已渐渐弱化。此外，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交通和通讯日趋便利，银行业也普遍开展网上银行业务，我国银行的跨国经营可以依靠技术力量克服距离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会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
2. 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分析。在上面的分析中，地理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我们剔除这个变量，对其余五个变量――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额、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额、东道国人均GDP和GDP增长率、东道国金融开放度，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由删除变量后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五个变量的系数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这五个变量对我国银行业境外经营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具体来看，双边贸易额、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额的系数为正，表示我国银行在东道国的机构数量与这两个变量正相关，说明我国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受到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引导，倾向于选择与我国双边贸易量大的国家或地区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国或地区。由此可见，“追随客户”仍是我国银行开展国际化经营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衡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变量――人均GDP 和GDP增长率的系数也为正，反映了两个变量与我国银行在东道国机构数量之间的正相关，说明我国银行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看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势头。在考虑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时，应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单纯考虑其中一个方面是片面的。
金融开放度的系数也为正，表示我国银行业在东道国机构数量与东道国金融开放度正相关，说明了我国银行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更倾向于选择金融开放度高的国家或地区。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提高了银行市场准入壁垒，从而对我国银行业境外经营的区位选择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五个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区位选择。我国商业银行在进军境外市场进行区位选择时，需要对这五个变量加以综合考虑。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影响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因素、我国的推力因素和银行自身因素。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选取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额、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额、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GDP增长率、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与GDP之比和我国与东道国地理距离这六个解释变量对我国五大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东道国地理距离这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银行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较少，这可能与我国银行的全球布局规划以及当代便利的交通、通讯有关；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额、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额、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GDP增长率以及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与GDP之比这五个变量对我国五大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显著，且与我国五大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与东道国的经贸往来越密切、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越大、金融开放度越高，我国银行越倾向于在该国设立分支机构。所以，贸易投资引导效应和东道国的市场机会对我国银行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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