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安全观综述
一、引言
我国经过长时间的以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过度破坏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到了不能再忽视的地步。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安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观的内涵
“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的内涵：一方面应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威胁，维护环境和资源对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避免生态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引起暴力冲突，对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研究的核心是生态安全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将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从工业文明反思的角度，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安全的威胁，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等原则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1]。如同封建制度之于农耕、资本制度之于工业；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必然联系的。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未来社会的存在形态，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趋势。这对于中国现代化高速建设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理论基础和来源
马克思阐释的生态观是指：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类对自然界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必须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而这一和解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结合自身实际、继承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环境观、生态伦理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3]这种思想对于解决危机，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在于：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六个维度整合与超越西方环境哲学，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哲学[4]。马恩的“自然生产力论”蕴含了十分丰富的生态维度，“循环经济论”是其一贯主张[5]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循环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却导致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因而，必须进行社会性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变革，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6]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形态”“价值系统”等多方面的内容都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十八大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关系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新高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来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方面，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良性发展！[7]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维护生态安全提出以下思路：一严格法律制度，加快建立有效约束机制和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二强化生产者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三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安全本质是要求自然资源在人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约束条件下稳定、协调、有序和永续利用。我国面临的现状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本已薄弱的生态环境的冲击，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对生态的严重破坏。生态安全的特点表现为：整体性与全球性；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生态恢复的长期性。
生态破坏恢复周期长，难度大，各方利益协调困难。生态破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用严格的法律来保护生态安全已经刻不容缓。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法治保障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来理解环境，理解自然，着重考察的是人化自然。人类活动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人越是主动地去改变自然，越是受制于自然。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的构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的建设应是有机统一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标志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伟大实践。
保障生态安全要有充足的法治保障：首先，我们应当坚决执行目前已有的关于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新规章填补空白，建立切实可行保护补偿、惩处等机制，形成建设生态和谐社会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国家应协调好各部门各地方的关系，让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去协同完善生态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在此基础上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和机制。 其次，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违法者的惩戒性。严肃公务执行纪律，从严处罚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加强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联合执法。充分提高各部门打击破坏生态建设与违法排污企业的积极性。提高处罚力度，严格排放标准，强化保护手段，赋予生态环保部门强制处罚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是同社会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一致的。从“对马克思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理论之探讨”到“对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之认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胡锦涛时期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演进。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到“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曲折中、探索中不断发展。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基本框架。“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8]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以国外经验为参照，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不断在实践中修正；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和理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核心，吸收传统生态和谐思想、西方生态安全思想，真正成为科学、全面、成熟的生态社会文明理论，成为指导和带领中国社会走向新生态文明的理论之光。
此外，生态安全问题毕竟不是一个政策或学术问题[9]，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准确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可以提供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推动广大社会公众的责任感并成为行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其实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手，如何让环境公益运动成为人民群众的潜意识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行政运动对于“大社会、小政府”的政府建设目标的一个值得实践的过程。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由潜意识来驱动的。全能型的政府，他的老百姓往往公德心不太好。
中国古代兵法和西方战争哲学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思维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大己方确定性。而中国传统兵法的重要内涵是“造势”通过引导对方的行动来增加对方的确定性。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就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往往要把这个事情抹掉重新当一个好人。环境保护中也是如此，会运动公众的逆向心理化。如何不要让坏的事情发展到后面，可持续发展才有了一种坚实的保障。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政策红利的释放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10]，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政府主导型社会向公众主导型社会转变，让很多政策不仅仅再是一句口号，限制权利，建立行政追责制度，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依法治国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