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治哲学:“无为而治”的积极性?ぜ跋?极性兼论对现代政治实践的启示
每一个政治哲学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都离不开两方面条件地成熟及满足，一方面，此种理论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及完善程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实需求亟待此种理论达到某种理想的治理目标以改变现状。从这两方面分别来看。
1、从西汉建立初期所面临的经济现实问题出发，战后天下遍地伤痕，满目疮痍，呈现出一幅凄凉破败的景象。据《汉书.食杂志》的形象记载：“汉，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子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P509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民无定所，封建经济频临灭亡的危险境地。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汉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2、“无为而治”政治哲学理论内涵满足了当时的现实所需。汉初“无为而治”成为具有指导现实政治实践的政治哲学的原因在于其始终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即就是为君主在特殊时期设计的控制臣民的手段，这种手段旨在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找到最理想的融合点，从而能有效地促进臣民积极性的发挥。刘安在《淮南子》中总结：“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2]P161这明确地表达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的实质，即君主本人隐藏自己的才华，不要干涉群臣的手脚，利用群臣的智慧和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目标。这种不加干涉的理论内涵正好真实的反应了战后人民对稳定局势的强烈渴求。
（二）“无为而治”政治哲学在汉初的治理实践
汉初政治集团人事情形如司马迁所指“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3]P1328“不好文学”，这种情况取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受陆贾指点高祖接受了“无为而治”的策略，因高祖去世而未将其付诸于实践但是刘邦奠定了基本治国方针，真正将其运用到现实治理实践中的是惠帝、吕后及其具体运作的统治集团。即如司马迁所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故惠帝手拱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3]P235
进一步将其在实践中发展的是文、景二人，在位期间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策略，汉初社会经济水平持续上升，达到了“文景之治”。经汉初六七十年的发展，至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对此司马迁作了如下描述“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人民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4]P1420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在汉武帝上位期间已经大力发展，社会稳定局势持续时间较长，国力大增，表示了这种政治实践取得丰硕成果。
二、“无为而治”政治哲学的积极性及消极性
“无为而治”政治哲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理论发源的初衷是针对现实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的积极成果，反映了汉代学者对现实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深刻反思。习近平曾在多次讲话中提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的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5]因此对待“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理性的分析，摘取出合理部分为现代所用。纵观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成果其有以下积极意义。
（一）积极性
1、反剥削、反干涉的积极朴素的民本思想。“无为而治”主张“反对统治者干扰老百姓，主张无为而治，提倡以静制动”[2]P189这种政治哲学恰好顺应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所需，有利于社会恢复发展，使百姓安著于土地平静地生活。同时总结了秦灭亡的原因：严酷历法、沉重的赋税，最终有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亡天下的悲剧。从而有了“无为而治”中指出的：“上无苛令，官无顺治，士为伪行，工无淫巧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2]P232的思想。要求统治阶层将个人的物质享受以及欲望控制在人民能够接受的地步。显然这种思想含有反干涉、反剥削的思想的理性光芒。这种政治哲学指导下的政治实践表明其对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把满足人民的需求和反对苛捐杂税看成历史兴盛衰亡不可小觑的因素。这与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不断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有着惊人的契合点，所以汉初“无为而治”政治哲学在封建统治时期已经孕含了早期朴素的民本思想，显示了理性光彩。
2、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论。因秦统治者极端有为的政治行为使得秦过早的夭折，这给汉初的文人以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2]P153朝政作风不正的根源是在统治阶层本身极端有为的结果，所以提出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的思想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净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老。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2]P151这种将最高统治者―“人主”的政治行为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而利用群臣的智慧进行统治天下的思想，实质包含了汉代学者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限度及其怎样利用整个统治阶层的整体力量达到最有效的政治治理成果的深远思考，这在今天看来都闪现着智慧与理想的光芒。
（二）消极性 “无为而治”所要维护的也只是新确立的封建刘邦王朝的政治统治，事实证明一旦目标达到，其历史作用已经失效，很快被政治集团束之高阁，这与政治哲学本身的消极性是分不开的。
消极退守的君道无为论，否认了英明君主个人在历史上应有的作用与地位，不利于英明君主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应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加以分析。“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强调君道无为，这种主张在恢复战乱创伤，引导社会完成由乱而治的过渡时可以有效的促进人民积极性。但是在战乱创伤得以调整，对“发生改变了的背景下用以束缚统治者的手脚。”[6]P326此时还要求人主不要亲理庶务，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这无疑含有明显的消极退守的因。历史上有不少明君，在其领导下中国的封建社会曾达到辉煌鼎盛的历史时期，这些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然而这一事实中决不应该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7]P697无疑君道无为论是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个人在历史上该有的地位这一科学论点的，这种理论束缚了人主个人意志、禀赋在历史实践中的发挥，这一消极因素应加以深刻反思并对其进行摒弃。
三、“无为而治”政治哲学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时空穿透力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8]P696总之，利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挖掘传统政治哲学中的理性因子为现在所用，利用传统哲学中的精华为复兴伟大中华梦，振兴中国提供现实启迪。
第一，对反腐倡廉政治实践的现代启示。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9]P388这段论述明确指出作为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在运用去权力时要有度，换句话说，有的该为有的不该为，不要有越权的行为，这在思想方法上与“无为而治”政治哲学的针对“上多故而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2]P153的状况而提出君道无为有相通之处，都旨在将有权者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出现有权者极端有为的行为。但是今天“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论述更具科学，实践性。因为当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具有法律之外的特权。而君道无为是在封建统治条件下对君主的限制，因君主具有绝对的生杀权力，这种限制很大程度上依靠君主本身的个人的修养，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第二，“节俭”“省事”的传统理性光芒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穿透力。“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指出“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省事之本，在于节欲”[2]P298同时要求君主“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过自身的不断修养完善，达到对物质欲望的有效节制。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思想带着消极的因素，没有真实反映人民对物质的正常需求，有一定的愚民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勤俭节约的重要性。今天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条件下，合理内涵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已经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但是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青年大多数养尊处优，享受着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意识淡薄，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不利于培养未来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违反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邓小平明确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9]P306省事，节欲，节俭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迫在眉睫。这无疑是传统政治哲学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大启迪。
总之，“无为而治”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其蕴涵了政治上的不干扰，统治者自身的修身以及经济上减轻人民负担等一系列理性政治因素，所以历经千年的历史沧桑至今仍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正是其价值不灭的原因所在，而挖掘其内在的价值为现代政治治理所用正是众多社会科学学者不可推脱的责任。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 上一篇：浅析网络政治参与的双重影响
- 下一篇：曼德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