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业可以成为治理主体，权力运行的方向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更多是平行的。社会组织使社会具有更多的弹性和更大的张力，对于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作用重大。如何激活社会组织的活力，让它们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对于社会组织，政府重在创造一种支持体系而非监管，政府监管只是优化政府对社会组织外部支撑体系的一部分，即政府只是监管主体之一，除了政府监管体系之外，还应有社会监督、社会组织自律以及行业互律。政府应该着重发挥以政策指导、资源支持以及整合其他监督主体的角色。
一、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分析
1. 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践表明，在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方面，社会组织与国家是可以相互合作的，两者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对于提升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质量，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都是不可缺少的途径。社会组织以实现社会利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标，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利润分红；通过政府的资助和监管，社会组织能保证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弥补市场化企业在某些公共物品上的供给不足；从组织结构上讲，社会组织与政府的高度科层化体制有所不同，它实行多样化、灵活的、平等参与式的组织架构，使组织具有灵活高效的运作方式，能向社会提供众多的服务，承担某些政府、市场所不能活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社会组织将这种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使社会组织不但确立了在市场、政府之外的重要地位，还推动了多国政府进行新公共管理改革，发挥了提高维护公民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并不是政府与市场的替代性满足机制，相反，政府是弥补志愿失灵的有效机制。正是两者在各自功能上的优势和不足，才需要相互依赖与合作，才能使社会治理更加灵活有效。
2. 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提高社会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功能。社会组织能够培育公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社会组织发达的地方，居民自治程度高，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低；相反，社会组织不发达的地方，政府管得多，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弱。社会组织能够推动公共精神的塑造，只有加入自愿组织，公民个人才具有客观的伦理性。居民只有更多地参与社会网络，才有可能为了公共利益而合作。社会组织构成与种类的多样性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训练、机会和方式，也为社区自治与自我管理提供了必需的组织基础和形式，是培育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
3. 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组织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政策倡导。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非营利组织比较项目的数据，发达国家平均从事倡导活动的社会组织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所有社会组织就业的比例大约2%。在公共政策领域，政府和社会组织都认识到了双方的作用，积极寻求合作。从政府政策制定角度看，了解公众的需要和愿望非常重要。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向政府反映民众利益和需求，提出政策意见和建议，协助政府完善公共政策，保证制定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由于这类组织成员基本都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阅历广，有丰富的经验，具有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因此能够提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建议。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征求社区的意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各级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成为一种通用的做法。随着社会功能的发展，政策倡导成为一些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数量虽然不多，但影响大。他们有明确的政策主张，关注社会公正，并通过政策倡导影响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
二、 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及其能力诉求
社会组织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组织形式，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机制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当下，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期，政府需要利用社会组织作用和功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社会组织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和难题，限制了它们正常功能的发挥。
1. 政府理念与社会组织管理的冲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社会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政府治理创新的产物。中央虽然出台了相关制度与政策来保证社会组织的自主与自治，但是，目前很多社会组织仍然缺少独立性，许多重要的民间社会组织的主要领导都由机构改革后分流出来的政府官员担任。民间社会组织的成员普遍很欢迎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进入组织领导层，他们认为“一个社团的状况通常取决于参与的单位领导的分量”，官员的权力和资源将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因此，不仅大部分官办、半官办的民间社会组织没有摆脱业务主管单位的控制，而且很多纯民间型的社会组织宁可放弃“民办性”来换取与权力资源挂钩。这就导致了以下困境：首先，失去自治或独立性不强，弱化了组织的倡导作用；其次，“卖方主义”会导致机构在寻求政府资金时扭曲自己的使命；第三，带来官僚化或过度专业化，失去灵活性。这种社会组织对体制资源的依赖，导致了“行政为本”的观念与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与运作产生了冲突，即双方都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并使用严格苛刻及绝对的标准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2. 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不高，支持系统不足。社会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增长随之带来的是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变化，而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大小最主要的取决于该组织的专业化与组织化程度。这种专业化与组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的组织形态的标准化。二是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的标准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等规范基本上是个别大型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确立的，存在着诸如标准过高、小型社会组织负担过重等问题。三是社会组织相关法律的标准化。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统一法典，虽然制定统一的法典不是必然的，但是相关法律的逐步标准化是一种管理趋势。 3. 缺乏职业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人才。没有高素质的管理者，就没有高水平的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公众越来越理性化。拥有高素质管理人才的社会组织，能力强、公信力高，人们更愿意参与和支持这类社会组织。但是，目前我国大多社会组织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普遍水平比较低，管理的专业水平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足。大多社会组织在招聘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时普遍遇到困难，即使招聘到了人才，由于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员工的稳定性不强，流失率很高。以上情况都从长远上影响着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程度。
4. 社会组织商业化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商业化是社会组织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商业化背景下，资源竞争加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将建立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这就把社会组织推向了市场，社会组织不仅要和同类组织竞争，还要和营利组织竞争。而营利组织在资源、人力、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对传统社会组织形成了巨大挑战。社会组织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和持续发展，必须探求新的模式。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和使命，社会组织要学会运用市场营销理论，必须迅速掌握运用商业化模式解决组织发展问题的能力。实际上，非营利营销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已经非常普及。
三、 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管理路径：疏导式管理
在社会组织已成为合作治理的重要伙伴的时代背景下，过分强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等硬性管理显然制约了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与发展，探索疏导式管理方式，更多地运用政策指引和服务的方式来培育与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同时对其绩效进行监督，对于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可以提供管理上的思路。
1. 完善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提高社会组织的有效性。从全世界来看，政府的拨款是大多数社会组织们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资助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购买公共服务，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能够在不额外增加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下，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在实现组织理念的同时，又获取了运作资源。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政府出资与保证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是出资方，很容易事无巨细都予以干涉，使社会组织失去自主性以及应有的价值。目前的困境在于，政府如何购买服务，购买谁的服务，如何判断服务的效果以及规范购买行为，保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过程中，比政府自己提供创造更大程度的异质性与灵活性，同时保证项目的运营也合乎标准，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开展有效的评估认证，加强项目过程监督，是提高购买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可以采取项目规划、完善评估指标体系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组织。
2. 成立政府协调管理机构，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更紧密合作。国外实践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与服务的提供状况与是否存多方协调机制密切相关。实施多方协调机制的机构通常在对于服务的开展及机构的运行上有较好的沟通，对于运作及资源的提供过程中矛盾与冲突较少，而缺乏协调机制的机构往往存在的冲突较大。在美国，联邦和州、市都成立了一些规划、协调、服务于社会组织的机构，例如，纽约市市长办公室下属的“市长志愿者中心”掌握了纽约市2万多个社会组织供给服务的信息，通过及时了解社区予民众的需求，协调有关社会组织向社区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成为了社会组织、社区、市民和市长相互联系的枢纽。2006年5月英国在国家层面成立了第三部门办公室作为英国首相内阁办公室的分支机构，该办公室负责社会团体、社会企业、慈善机构以及互助组织等的协调管理工作，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促进社会组织永续发展的环境，以及找出及协助克服市场失灵，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更紧密的合作。
3. 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为重点，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增强社会组织公信力。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众多，并且处于迅速发展期，政府没有足够的人手和精力监督，民众和媒体在监督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很大。很多机构的不当行为都是先有媒体曝光后，然后政府才介入调查的，效果很好。为了让公众更多的了解社会组织的运营情况，政府应向社会公开社会组织的有关资料档案，尤其公开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财务税收状况、内部组织结构和活动情况。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组织透明度方面的管理。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完善信息披露立法，提高信息披露的强制性。目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使得披露信息的强制性不高，变成一种自愿行为。（2）扩大信息披露范围。我国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范围有限，内容不够详尽，无法解决社会监督中信息部对称的问题。因此，对于那些公益性强、接受政府资助以及其他支持的组织，法律应详细要求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3）充分利用媒体，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披露不应该只是程序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义务的履行，充分尊重可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实现了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广泛监督。为此，应该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发布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使社会组织的相关信息具有可获得性。
4. 培养社会组织管理人才，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在许多国家，社会组织都存在管理人才短缺的难题。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由于具有良好的管理制度，一般都拥有一支职业经理人队伍。发达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人才的特点，一是素质高，管理者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阅历，具有创新精神和公益能力；二是拥有合理的薪酬，管理者的薪酬比较高，虽然直接薪酬不会高于企业管理者，但是间接薪酬，特别是心灵和情感上的回报是其吸引优秀人才的因素之一。因此，为改善社会组织的人才短缺的现状，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支持更多的高校开设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为社会组织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促使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其次，借助各类培训机构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者进行业务培训，给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提供专业帮助。再次，加强支援队伍建设。鼓励志愿者行为，在全社会宣传和发扬志愿者精神。最后，政府应在社会保障、职称认定等方面制定配套措施，保障人才在社会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之间的合理流动，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外部环境。 5. 推动行业自律，加强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监督。发达国家为了确保社会组织遵守组织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普遍通过社会组织的联合组织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组织的声誉。这些同业组织既帮助维护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社会组织服务，又帮助政府监督管理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的自律。可以说，同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管理力量的不足，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起了桥梁作用。行业自治组织不仅制定本行业共同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等规范，而且可以通过行业认可、行业资格认定和行业规制等督促相关社会组织遵守这些规范，奖优罚劣，淘汰不合格的组织。还可以通过组织会议、开展培训等方式提供信息交流平台，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实践中，通过同业组织的自律功能，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够减少政府管理的压力，缓解政府面对众多社会组织管理乏力的局面。结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及国外的经验，目前我国应该加强社会组织互律机制的建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该机制：一是组建专门的同行业组织，加强社会组织的互律。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提供重要的支撑机制，也为社会组织提供基本的交流平台。二是加强独立第三方评估与认证工作。我国缺少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与认证机构，很多评估工作由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增加了登记管理机关的工作量，也影响了评估的信度和效度。因此，需要加大培育独立的社会评估机构力量，增强其社会公信力，提高评估监督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