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养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89；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64-02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养老服务状况
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使得家庭自给自足，孔孟、儒家思想影响深入人心，所以家庭养老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四世同堂，颐养天年”，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基本全靠家庭来保障。除此之外，宗族家族养老也是传统农村养老中不可忽视的一面，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如果在家庭里不能妥善解决，家族邻里就会相互帮助，宗族养老以既定的乡俗传承。在封建社会中，这既是小农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道德约束的结果。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政权，也会制定一些政策或颁布一些措施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总之，这一时期的农村养老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宗族养老为辅，国家所占比重很小。养老的保障水平也较低，仅限于基本生活保障，基本不涉及老年人精神关爱。养老观念几乎等同于传统的孝文化，不存在养老服务的概念。
（二）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养老服务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养老模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两种。在城市，单位人由国家以退休金的形式补贴老年人养老，而在农村，从20世纪中叶开始农业合作化后，政府对生活困难的老人实行的是社会救济制度，之后，“一五”计划中，以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及优抚安置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养老制度的框架开始逐渐形成。政府为提升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护理，建立了“五保”制度，建设农村敬老院，发展农村的合作医疗和集体补贴。农村养老开始走上了以农村社队集体经济保障为主，国家适当补贴为辅的路子。人民公社时期后，家庭养老在农村的主要地位逐渐被削弱，集体养老进一步加强。
总之，虽然这段时期国家针对农村的养老问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但总体的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精神慰藉方面也极度缺乏。此外，计划经济的制约使得个人和市场几乎无法参与提供养老服务，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造成了农村养老服务的低效率。
（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养老服务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养老服务模式由传统养老向现代养老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得集体养老难以维持，导致农村养老又重回到家庭范围。加上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规模急剧缩小，乡镇企业兴起使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增多，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因此，依靠血缘关系和土地保障维系的家庭养老渐渐减弱，老年人不再是家庭的中心，全家同居发展为分居供养或轮流供养。
本时期养老机构迅速发展，居家养老开始萌芽。2008年国家老龄委、民政部等部委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吸收国外居家养老服务的经验开始推广这一新型的服务方式，它可弥补因家庭规模缩小及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传统养老弱化的问题。2011年11月， 国务院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指出应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预期到2015年，基本形成组织健全、制度完善、运营良好、规模适度、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总之，本时期中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突破单位限制转向社会化，而涉及到农村的养老服务，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受益对象范围扩大化，从只保障“五保老人”和“三无对象”延伸到全体老人；二是供养形式多样化，以家庭养老为主之外，鼓励开展其他形式的养老；三是服务内容全面化，旨在涵盖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教育、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但是，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资金缺乏、服务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二、中国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自我养老能力不足
土地是我国传统农村家庭养老的保障，农民通过土地积累财富，为年老时提供生活保障然而目前土地保障的能力正逐步下降，农业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使得农民选择放弃土地而外出务工，土地逐渐不能作为人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
（二）大规模人口外移的负面影响
城镇化使得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现象，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农民的家庭生活变化巨大。最直接结果便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锐减，加上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减少，有限子女数量的外移使本就子女匮乏的家庭面临着“空巢”的危险。农村老人不仅自己要种地，还要照看孙辈，背负着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双重负担。与此同时，他们得不到及时的经济供给，而且缺乏子女关怀慰籍。
（三）农民价值观念的改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中国的农村中，社会行为的伦理性以及行为中的感性特征，总结社会生活遵从“礼治秩序”，重视人际间的情感。但随着20世纪末农村社会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外来思想的渗入，农民观念变化很大，个人的经济欲望、经济权益、经济地位等等意识逐渐明确，伦理、亲情等变得模糊不清。人的行为更多地追求经济理性化，“孝”文化中渗透了经济、政治、心理等因素。造成少数农村青年人在对待父母养老问题上，以利为主。此外，父辈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力衰退，收入也逐渐不如子女。这也造成在经济上，父辈的支配权开始转向子辈，经济权利衰弱造成其在家庭中的权威下降，从而影响到其获得养老资源的多少。 由于“孝”文化并无明确而有力的法律保障，虽然《继承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都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农村社会维系家庭养老的还是习俗与社会舆论，而青年人通过利益的权衡对比，更关注自己的小家庭与现实经济利益，家庭养老模式逐渐呈现出功利性。
（四）社区支持网络欠缺
在农村地区开展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社区养老服务有很强的可行性，老人可住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便能够享受到服务，因此也避免了诸多问题的产生。但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开展相对城市而言差距较大，农村开展的养老服务是碎片化的，没有形成社区服务网络，老人大多还是依靠家庭养老解决生活照料和服务，同时村民也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
（五）养老服务供给责任主体分担不明确
政府、社区、社会等责任主体都或多或少地提供着养老服务，但各责任主体间互动、互补不足，资源衔接不够顺畅，无法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养老资源，缺乏有效的合作分工，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老年服务NGO组织，以及老年人的邻里朋友，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协作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和服务，社区和机构的凝聚力、归属感较弱。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分布分散，各部门现行的条块管理使养老资源无法有效整合，缺乏专门的组织来推动养老资源的整合。
（六）养老服务内容错位性与单一性
当前在农村开展的养老服务项目大多是针对身体相对健康、生活自理或半自理的老年人，对于“空巢”老人、失能或半失能老人及高龄老人等群体并无个性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老人的真实需求与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错位性。另外，供给的养老服务没有形成系统化，服务项目偏重于家政服务和娱乐活动等生存型服务和低层次的发展型服务。而对一些渴望提高自身素养的老人来说，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医疗护理方面，主要以补救式的医疗服务为主，不能形成集预防、康复、医疗、护理照料为一体的服务体系，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在医疗健康方面的需求。因此，单一性的服务与多元化、多层次的老年人需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
三、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思路及建议
（一）激发农村老年人自身的养老社会资本
老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决定了他所能调动的资源，因此，维系和增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对获得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慰藉很有帮助。老人首要社会关系网络是有先赋性的家人亲属关系网络，并从中汲取必需的养老资源。所以其重要性决定了老人有必要努力维护，一方面，加强子女的代际支持能力；另一方面，亲属之间要经常来往，使自身的养老社会资本逐渐得到积累。此外，老年人也要根据个人意愿，多接触并参与邻里网络、兴趣性社团、互助网络等一定的关系网络，逐渐产生信任关系，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大量而牢固的社会资本。例如成立一些社区老年组织，如社区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维权小组、老人红白理事会等，通过组织加强社区养老模式。使老年人通过培养组织感和维护自身的权益，增强老人的个人身份和认同感，这也是老人获取养老社会资本的有效手段。
（二）强化传统“孝文化”观念
中华民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孝道”仍是国人极为尊崇的价值理念，家庭养老仍是最被认可接受的养老方式，在其他养老服务方式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居家养老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家庭养老这一传统的养老方式进行鼓励与支持，对孝敬父母的子女进行适当的奖励，以起到示范作用，也应加强社区服务设施、为家庭养老提供支持，促进形成一个完善的家庭养老支持网络，可以让老人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
（三）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决定，必须发挥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功能，促进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的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老人在熟悉的社区中同时享受到日常生活照料、医疗护理保健和社会活动、精神慰籍等全面的服务，这也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一致，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四）转变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认识
在农村由于传统养老观念的根深蒂固、自身经济水平限制和其他养老方式发展程度低等原因，农村老人普遍认可家庭养老，尤其空巢老人、独生子女家庭等特殊群体，更缺乏对养老的前瞻意识，这将会造成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政府、社区等责任主体有必要引导农村老人转变养老观念，鼓励其接受其他的养老方式。尽管养老观念的改变并不能替代养老保障制度完善与物质生活条件改善所发挥的作用，但观念的改变是保障的重要补充。老年人养老观念的改变将会十分有利于推动其他养老服务方式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