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问题及国外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F323.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5-0036-05
面源污染又称非点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化肥、喷洒农药、畜禽粪便和生活垃圾等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水灌溉等方式形成的水环境污染。其特点主要是污染源分散、类型多样、地理边界广泛、控制难度大及治理困难；而点源污染是指有固定排放口的污染源，主要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和城市垃圾处理时所形成的污染。近年来，我国农业环境面源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黑龙江省作为我国农业资源大省，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更为突出，这已成为制约黑龙江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
一、黑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的基本状况
截至2014年底，黑龙江省总人口3 833.0万人，其中乡村1 609.5万人，占总人口42%；农作物播种面积1 477.5万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1 422.7万公顷；谷物面积1 079.7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水稻399.7万公顷，小麦12.3万公顷，玉米664.2万公顷，谷子0.8万公顷，高粱2.7万公顷，水稻、小麦和玉米面积3项同比均有下降；水土流失面积1 085.0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70.8万公顷，占流失面积的34.2%。黑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农用化肥、农药使用、畜禽养殖和塑料薄膜污染等方面，其中，化肥和农药是造成土壤板结、土壤能力下降、农产品有毒污染的重要因素，也是河流湖泊水质不断恶化的主要来源[1]。
（一）农用化肥污染状况
近5年（2010―2014年）黑龙江省农用化肥施用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见表1。
从统计数据及表1上看，2010―2014年黑龙江省粮食产量从5 012.8万吨增加到6 242.2万吨，5年增长了24.53%；化肥施用量从214.9万吨上升到251.9万吨，增长了17.21%。但粮食产量和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如表2所示），导致了农业自然资源的退化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从表2中看，2014年黑龙江省化肥施用量（实物量）依次排序为农垦总局（124.03万吨）、哈尔滨市（118.55万吨）、绥化市（90.83万吨）、齐齐哈尔市（80.56万吨）和佳木斯市（45.49万吨）；化肥施用折纯量为251.93万吨，其中，氮肥折纯量占35.31%，磷肥占20.80%，钾肥占15.02%和复合肥占28.87%；化肥流失的重点流域主要是松花江哈尔滨江段干流流域、额木尔河流域、乌裕尔河流域、呼兰河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挠力河流域等。但不合理的大面积使用化肥，引起了氮磷流入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湖泊、河流的富营养化，水藻生长过剩，导致水生生物缺氧死亡。其土壤中形成的硝态氮还原成亚硝酸盐引发高铁蛋白症及癌症等疾病，危害人们的健康与生活。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但为维持粮食高产，农户们又不得已逐年增加化肥投入，导致恶性循环，农业面源污染更为严重。
（二）农药使用污染状况
全球气温变暖导致了严重的病虫灾害，使得农药使用量逐年增加。黑龙江省土地面积广阔，农药使用总量居于全国前列，其中部、北部松嫩平原与小兴安岭山区交界处区域农药使用密度高，而松嫩平原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病虫害严重，农药使用量更大。
2010年黑龙江省农药使用总量为7.4万吨，2014年增至8.7万吨，增长了17.57%。目前黑龙江省使用的农药主要是被禁止的高度农药和杀虫剂，而高度农药喷洒农产品的有效率仅为10%―20%，其他成分随着降雨流进河流、土壤中造成污染。佳木斯市、黑河市和大庆市是高度农药重点使用地区，应积极推广使用生物农药来控制农作物的病虫害。
（三）畜禽养殖污染状况
我国实施强农惠农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其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区域化程度不断提升。畜禽粪便的污染物是工业固定废弃物的2.4倍，但目前无论是大规模的养殖场还是家庭式的养殖散户，对畜禽粪尿处理都达不到规定的标准。至2014年底，黑龙江省有大牲畜536.6万头、家禽13 940.1万只（详见表3），其粪便的大量堆积导致地块土质过肥，被随意冲洗或堆放的禽畜粪便在降雨后进入地上和地下水中，严重影响了水质安全，易致人畜疾病。因此，随着黑龙江省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加之环保设备不足和资金投入有限等因素，更加大了禽畜养殖污染治理的难度。
（四）塑料薄膜污染状况
进入21世纪以后，黑龙江省农业塑料薄膜在大棚覆盖、水稻育秧和蔬菜栽培等方面的使用数量逐年增长。例如，2000年黑龙江省农薄使用数量为5.3万吨，2014年上升到8.4万吨，增长了58.49%。农用地膜覆盖虽具有保水、保温、保肥、抑制杂草生长等作用，但其使用过的农膜往往不能循环利用，而大多数的废弃农膜被弃置于田间地头。
农膜是人工合成的高分子化学物质，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和聚氯乙烯，自然条件下难以在土壤中自然分解，更难做到彻底清除，几乎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才可能完全分解。残留在土壤中的碎片切断了土壤孔隙，影响着水分渗透，降低了土壤抗旱能力，导致土壤次生盐碱化，且长时间使用塑料薄膜还会阻碍农作物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减少农作物的产量，同时对农村环境景观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二、黑龙江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存在的问题
黑龙江省在实施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政策方面，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予以解决。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业政策不尽合理
近年来，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偏向于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从过去的单纯以农业为主体转向农林牧渔多产业的协调发展。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黑龙江省农业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黑龙江省农林牧渔业产值及增长率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5―2014年10年间，黑龙江省农业总产值从1294.4亿元增加到4 894.8亿元，增长了278.15%，其中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均有增长，其增长速度分别为319.64%、190.79%、222.22%、274.82%。黑龙江省农业结构的调整虽对农业总产值做出了贡献，但导致的风险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持续恶化。其原因主要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林业和渔业产值的大幅度增加占用了一部分农业种植耕地，农民为追求单位粮食产量利益的最大化而大面积施用化肥促进土壤肥力，但化肥使用量与强度增加却超过了农业环境的负荷承载力，从而带来面源污染。二是牧业产值的不断增加也增加了畜禽粪便数量，其中一部分通过污水的分离处理排入农田达到了良好的利用效果，但大部分采用露天堆放或直接排入河流的畜禽粪便，却导致了空气及水方面的污染。
（二）财政支持能力较弱
我国政府和黑龙江省地方政府虽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能力不足，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从2014年黑龙江省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上看，农林水事务支出为487.67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3 434.22亿元）的14.20%，但农林水事务支出中几乎没有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支出。
因此，亟待财政支持面源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包括：缺乏有效的财政支持，政府没有设立用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专项财政资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是制定并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显然目前没有对农业生产及环境技术的财政投资或投资极少；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较少，更缺少力度较大的直接财政投资；财政补贴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和农膜等资料虽支持了农业发展，却导致了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2]。
（三）环境污染政策缺失
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黑龙江省地方政府，都缺乏全面、系统的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政策法令，仅是针对污染源地区的农药和化肥使用出台了部分限制性政策，以及畜禽废弃物和秸秆环境管理的规章等，缺少针对污染源的全面规制管理，这在客观上也纵容了污染行为的发生，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践中既无章法可依、又存在执行偏软的问题。
因此，必须科学、规范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或实施办法，特别应严格细化面源污染的责任或惩处条款，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费），使之有专法可依，严格依法行政行为。此外，在实际工作中应积极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行为的打击力度，并严格惩处，迫使其增加农业面源污染的成本费用或损失，以避免或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
三、国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经验
（一）美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经验
1.充分发挥生态税收功效。美国是最早推行生态税收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对环保产业实施减免税优惠，70年代对硫化物排放提出征税议案，80年代对环保领域征收生态税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主要是发挥生态税收功能，对农村面源污染者征收消费税和环境收入税。1986年美国国会审议通过环境收入税，该税明确规定，企业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就超过的部分计算纳税，并对生产、进口、贮存、流通和使用中产生污染的化学品按不同比例征税。美国1991年开始对购买环保和循环利用的设备给予免征销售税、财产税和税收抵免等优惠，并允许5年内采用加速法计提折旧；为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美国州政府也相应实行减免政策，如州政府按其实际人口数及比例予以税收减免等[3]。近年来生态税收的实施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2.专项治理财政资金支持。美国生态税收是在“后工业时代”（以服务型经济、技术阶层、轴心原则、技术控制与评价等为特点）背景下形成的，在此基础上通过直接资助和借贷等方式为面源污染治理提供全部或部分资金支持。其专项财政资金一般在10%左右，主要由美国财政部将专项财政经费资金分别划拨到信托基金和普通基金预算，并及时转入超级基金中。超级基金是美国环保局的最大基金，也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最大资金链，征缴对象和数额能得到充分保障，基金数额呈现逐年递增态势。
3.实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美国的绿色补贴政策是鼓励农民将农业生产方式和绿色产业经营开发结合起来，实质上是政府对生产者环保行为的补偿。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环境质量鼓励计划”、“草原贮备计划”、“湿地贮备计划”、“资源保护和发展计划”等，其目的是将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以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协调健康发展。但在实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时，各州政府对受补贴农户要采取严格的限制性措施，生产者必须自觉、定期对其经营的农田、牧场、植被、水质、空气等进行检测，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汇报，有关部门经过实际考查后，再决定是否给予农民补贴及补贴金额。
4.制定排污许可交易制度。由于农业面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受地理环境、气候和降雨等自然环境影响较大，现行的法律法规无法对污染排放指标进行明确的限定，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排污许可交易制度（又称点源――非点源信贷交易政策）。该制度在控制大气污染方面效果显著，进而被用于水污染治理中。其具体办法是：限制某一特定地点一种养分的排放总量，并允许其与面源污染者进行交易；点源污染者如果从污染物排放量低的非点源污染地区购买这种所谓的信贷，会比自己通过购买环保设备、增加技术投资来降低污染所需的成本费用更低，因而他们会积极地进行信贷交易。
（二）德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经验
1.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在欧盟共同体农村政策的引导下，20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土地资源保护法》、《种子法》、《肥料使用法》、《垃圾处理法》、《水资源管理条例》、《自然资源保护法》等，这些法律规范从不同视角详细规定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此外，欧盟对有机农业还制定了《欧洲生态农业法案》，德国根据该法案制定与实施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态农村管理办法。上述的法律规范对肥料施用、废弃物排放和农业设施安装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如果农户或企业违反其规定，政府将给予严厉惩罚，因而农业面源治理收到了良好成效。 2.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德国生态补偿政策主要是政府补贴给农民，促使生产者采取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其补贴是有机农业办法：农业生产活动和产品符合有机农业要求和标准；根据土地用途，每公顷土地最高补贴450―900欧元；多年生植物放弃使用除草剂（生态补偿的生植物包括葡萄和各种水果）；耕地转为粗放型草场使用，大幅度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降低草场畜牧量（每公顷在0.3―1.4个畜牧单位）[4]。通过上述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促进了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
3.制定综合管理办法。德国政府在不断探讨与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综合经济管理办法。即在治理农业污染环境的同时，融合田埂和道路的治理，并将土壤资源和环境气候调查也列入其中；在品种的选择上，注重其品质、产量和抗逆性，将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防止化学元素过量产生有害物质；在土地利用方面，采用科学轮作方式，通过少耕或免耕方式保护土壤结构，以抑制土壤肥力下降。
（三）日本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经验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日本对农业面源污染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监管措施，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虽不是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但客观上发挥了作用，促进了生态农业发展。在防治农业生产污染方面包括《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肥料管理法》、《农药取缔法》等，防治畜禽养殖包括《家禽排泄物法》、《恶臭防治法》等，防治固体废物包括《关于促进费类收集容器包装及在产品化的法律》、《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法》、《关于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的法律》等，保障城市生活环境安全包括《水质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对策法》等[5]。面源污染治理由于其特殊性质导致难度大、成本高，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治理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更有效地治理面源污染问题。
2.实施循环经济政策。日本对农业废弃物采用循环利用模式，即积极利用当地有机资源能力减少环境压力。主要做法是：将污染物经处理后用于农田间的灌溉，畜禽粪便在堆积发酵后就地还田给土壤做肥料使用等，体现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特点。如图1所示。
图1所示是日本一种减少化肥、农药栽培型循环模式。它是在保证现有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已有技术合理减少化肥、农药等对环境污染产生危害的化学品用量，降低食品中有毒物质含量，施用缓效性肥料，以建立面源污染全方位防治体系。
3.完善财政补贴政策。为促进环保型农业发展，日本在部分地区采取环境直接补贴办法。即对“环境友好农产品”直接补贴，每1 000m2（约合1.5亩）的补贴为：水稻面积以3hm2为基准，在其面积以下补贴5 000日元，超过3hm2的部分补贴2 500日元；设施蔬菜（主要指温室栽培的蔬菜）补贴3万日元，露天蔬菜补贴5 000日元；果树（梨、桃、葡萄和无花果）补贴3万日元，其他果树补贴1万日元。此外，日本对“环保型农户”即农业年收入超过5万日元的农民，可向农林水产省申请环保型农业种植，经审查合格后，银行可为其提供15年的无息贷款，政府每年给予7%―35%的农业税费减免，农协提供50%的农业设施补贴。至2014年底，日本从事环保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达到了48.9%[6]，有效促进了绿色农业的发展，较好控制了农业面源污染的范围。
四、国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对黑龙江省的借鉴
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建设，也是国家、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长期、艰巨的工作任务。美国、德国和日本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经验，如美国的财政资金支持、绿色农业补贴和排污许可交易，德国的完善法律规范、生态补偿政策和综合管理办法，以及日本的健全法律法规、循环经济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值得我国及黑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所借鉴。
（一）完善污染治理政策法令
德国、日本等国家极为重视各类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包括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黑龙江省应从省情和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与完善农业面源污染的法律法规和信息管理机制，如地方性农业环境保护、农业投入品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以及化肥、农药和农膜等使用管理办法，细化化肥和有机肥等产品的质量标准；同时，加大对化肥等化学品监管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力度，避免或减少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性[7]。
此外，应完善有机废弃物、畜禽粪便、秸秆还田管理等相关法规，有效控制城镇和规模化养殖场的污水排放；积极推进农业生态示范村建设，建立健全省级、市县级清洁生产的技术规范，并完善与之相关的政策法令；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生态农业发展新模式，注重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农业环境评价体系等，确保黑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实践中有法有章可依，同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二）强化财政治理污染办法
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其投资方式主要是以财政投资为主体、社会投资为辅助，如美国和日本重视财政资金支持或财政补贴政策的作用。黑龙江省可借鉴其农村环境保护财政投入机制，在财政预算中设立农村环境保护支出科目，建立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同时吸引社会或民间投资，加大对农村环保建设的投入力度。今后一定时期应着重支持基层环保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增强农村饮用水、小城镇等环保基础设施及农村环境科技的财政投资。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应建立综合性的农村环保投融资促进机制。如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融资政策，采取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参与，带动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等多渠道投入，逐步形成城市扶持农村的新型农村环境保护投资机制。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资金扶持力度，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参与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还应给予采取环保政策的农村合作社、畜禽养殖场等投资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等。
（三）加大技术治理污染力度
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环境原因复杂，包括土地类型及利用、农田基础设施及管理方式、地质地貌特征、气候水文条件和氮磷污染物等因素。如近年来黑龙江省秸秆焚烧导致雾霾等问题日趋严重，除严格依法焚烧禁令外，其技术治理是关键。各级地方政府及农业、科技部门应积极加快新技术的推广进程，如在秸秆处理、生物农药、绿色化肥、可降解农膜等产品方面，加大研发与生产力度，同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强化黑龙江省技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措施主要包括：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创建“环境友好型农业”，取代传统农业的高污染、高能耗模式；在重要水源保护区实行限定性技术标准，如施肥平衡、适量使用农药、建立生态沟渠，进一步减少农田和畜牧业氮磷径流和淋溶；利用面源污染的试点地区，构建人工湿地与植物过滤带的综合生态工程，以稀释农田中的氮、磷、泥沙和除草剂等物质，过滤泥污和污染物，从末端上防治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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