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詹姆逊被认为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著称的批判理论传统的最前卫的辩护者。在文化多样性日益遭到威胁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乌托邦被普遍抛弃的后现代语境中，詹姆逊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自觉地担负起重新唤起乌托邦冲动的职责。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乌托邦具有巨大的解放潜力，它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资本同一性逻辑的另一种逻辑，促使我们想象资本主义以外的更加合理、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詹姆逊看来，在当前语境中，重视探寻文化中的乌托邦冲动和重建乌托邦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重要任务。
一、詹姆逊乌托邦思想溯源
“乌托邦”一词出自英国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指的是幻想中的世外桃源，理想的国度，也可以是存在人内心中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现今语境中，乌托邦概念重心逐渐由文学含义转向政治含义。
（一）詹姆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思想继承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严厉地批判过乌托邦，特别是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带有空想性和非科学性，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肯定圣西门等人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所作的批判和揭露。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全盘否定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目标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同时，伴随着对资本主义内在经济规律的研究日趋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状态也做了积极的设想和探索，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加剧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成熟，社会主义将从空想变为科学。在他们看来，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将被彻底解决，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都将被推翻，一切的压迫和剥削都将不再存在，每一个人都将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乌托邦思想，在乌托邦普遍遭到攻击和抛弃的后现代语境中，他并不认为乌托邦消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未来社会的设想依然是有现实的意义。詹姆逊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乌托邦思想能够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更符合人的本性和更具有科学性。但是，詹姆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吸收也有所取舍，他不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乌托邦的严厉批叛，认为我们还应该看到乌托邦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变得越发刻不容缓了。[1]”乌托邦是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本能冲动，具有巨大的解放力量。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对詹姆逊的影响
现实历史的发展预期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想，资本主义的统治依然稳固，资本扩张仍在持续，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革命与解放的出路？这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
本雅明的怀旧乌托邦使詹姆逊目睹了现代社会中艺术膜拜价值的衰落。在本雅明看来，膜拜价值象征着非功利性的礼仪价值，展示价值代表功利性的商业价值，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提高，现代社会特征是贬抑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而抬高其展示价值，这造成的结果是艺术作品的灵晕消失。灵晕的失落恰恰对应日常生活领域中传统的动摇和失落，人类在这个被工具理性所控制的时代已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寄托，人的存在、生活的深度、情感的深度以及思维的深度都已经被物欲横流的世界和市场经济所粉碎。詹姆逊认为，本雅明的怀旧乌托邦本身就蕴含着革命因素，怀旧不仅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而且艺术本身就具有解放的功能。
马尔库塞的审美乌托邦更加坚定詹姆逊重建乌托邦的信心。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都是“单向度的人”，缺乏否定向度，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唤醒人的否定观念，这也被马尔库塞称为乌托邦冲动的复活。他主张通过审美和艺术进行人的本能革命，造就一种新感性，释放新感性中被束缚的审美力量。詹姆逊对马尔库塞唤醒乌托邦冲动十分赞同，“在工业化社会中，个人受到摧残的表现就是欲望得不到满足，个人内心的欲望永远是被压抑，受到摧残，但同时，正因为有这种社会对人的摧残，便普遍地存在着乌托邦式的冲动，乌托邦式的对整个世界幻想性的改变[3]”。
布洛赫的希望乌托邦启示詹姆逊获得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双重阐释的灵感。布洛赫认为，乌托邦是对未来的期盼，并进而将朝向未来的“尚未”和“希望”概念作为自己乌托邦的核心。布洛赫相信，希望是无处不在的，乌托邦是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本能冲动。布洛赫从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全方位视角对乌托邦主题进行了全景式的阐述，这也启发了詹姆逊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思考：即使在最黑暗的意识形态中，也存在着乌托邦的冲动和解放的曙光。
从总体上看，以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对“乌托邦”一词的传统用法和理解，并提出了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传统乌托邦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詹姆逊重视从文化的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也对乌托邦作出了新的理解，认为主体具有巨大的革命能量，主张主体要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的现状并获得一种总体性的解放，但他没有像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批判而抛开经济基础的研究。在詹姆逊看来，将探寻乌托邦的目光瞄准艺术领域，或仅仅对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是不够的。
二、乌托邦的时代困境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冷漠的时代。詹姆逊认为，我们生活在两个似乎截然相反的世界中：“在其中的一个世界中，社会的解体是如此绝对。苦难、穷、失业、饥饿、腐败、暴力以及死亡，以至于那些致力于乌托邦思想的研究者们构建的美妙社会计划都显得既无意义，也不相干。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财富、电脑化生产、一个世纪前难以想象的科学的与医学的发现，以及无止境的商业和文化享乐，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使得关于乌托邦的猜测和想象都变得枯燥乏味和陈旧不堪了，宛如技术时代之前我们对太空飞行的叙述一样[2]。”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充满贫困与饥饿的世界中去谈论乌托邦是妄想，而在纵情和奢侈的世界中谈论乌托邦是无用的。当代世界不缺乏质疑和批判的对象，但缺乏构建的维度，质疑和批判是空白的，关键是解构之后如何重构。乌托邦冲动的瘫痪本质上是政治自身的瘫痪，我们似乎已经不再把生存体验为创造，而是体验为现实的强制并无能为力，人们失去否定这种现实的能力时，就只能变为金钱和工具的奴隶。一方面我们比任何时代都需要乌托邦，需要乌托邦为我们提供武器，它能够解脱物质的枷锁，获得对远景的希冀。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感知到乌托邦传统已经衰落，人们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便捷和愉悦，同时在物质与技术的束缚下思想僵化。 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需要重新唤醒乌托邦冲动。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列宁和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从根本上说也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人类有一个建立在正义与和平基础上的、生活美好的共同未来，并努力去寻求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途径。也许寻求的结果永远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这种努力和寻求的过程依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乌托邦想象本身就构成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反抗。
三、文化文本的乌托邦
当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遭到普遍遇冷和质疑之际，詹姆逊却坚定、执着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研究的航标，并将在后现代语境中重建乌托邦视为己任。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詹姆逊的乌托邦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预测或鼓动，或宣称从科学退回乌托邦。
（一）对文本分析的双重阐释
詹姆逊认为，与以往偏重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肯定阐释和否定阐释两个方面。所谓肯定阐释，是指要对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进行承认和阐明；所谓否定，是指要对文本中隐秘的意识形态进行揭示和批判。
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分别分析了巴尔扎克（早期现实主义）、吉辛（高级现实主义）和康拉德（早期现代主义）的叙事文本。从总体上看，詹姆逊的分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考察叙事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社会现实在叙事文本中的利比多投射，就是说考察在文本中的社会现实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
研究巴尔扎克时，詹姆逊指出，正是物化及其后果构成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历史情境。而物化及其后果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又是如何存在的，对此，詹姆逊通过分《老姑娘》作出说明。詹姆逊认为，叙述求婚者之间的竞争只是这个作品的表象，透过这种表象我们看到的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小说就围绕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运转，而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也以寓言的形式运转于小说中。而《老姑娘》中充满对肉体、金钱、地产的幻想和欲望以及庄园式的恬静生活的向往，一方面表达了对愿望满足的乌托邦想象；另一方面塑造了一种摆脱了巴黎弱肉强食的竞争和大都会商业碾轧的和平。
詹姆逊阐述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肯定阐释和否定阐释的辩证关系：两者相辅相成，意识形态的文本也必然是乌托邦的。“一切阶级意识，或换言之，一切最鲜明有力的意识形态，包括统治阶级意识的最具排斥性的形式，正如对立阶级或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一样――都是乌托邦性质的”。
肯定阐释和否定阐释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如果一味孤立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阐释，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陷入机械的“工具论”的困境；而如果单一地进行乌托邦式的肯定阐释，则会变成宗教的或说教的阐释。所以，这要求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都必须采取放大的视角，必须超越特定文化客体和现象而努力投射出与其相伴而生的乌托邦力量。
（二）对大众文化的双重阐释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大众文化在西方逐渐显示出主导一切的趋势。根据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以蒙田和帕斯卡尔为代表的这两种颇为对立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一方认为娱乐有积极的意义，如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另一方认为大众文化只是欺骗的工具，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
对于两者在大众文化问题上的分歧，詹姆逊运用双重阐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双方的分歧根源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偏重于对大众文化进行否定阐释，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则偏重于对大众文化进行肯定阐释。相比起法兰克福学派一味对大众文化进行否定阐释，詹姆逊更认同英国伯明翰学派挖掘大众文化的积极因素并对大众文化做出肯定阐释的做法。但是，詹姆逊也指出，英国伯明翰学派夸大了文化的历史作用，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淖。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认为，大众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出来的，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获取利润，它不提供任何内在的价值，并通过娱乐的外衣麻痹和瓦解大众的反抗意识。詹姆逊指出，文化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不会被动地服从于资本主义的逻辑。
文化也是一个阵地，一个蕴含着革命种子的策源地。就后现代时期的大众文化来说，其本身就具有破坏性和局限性，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进行否定阐释；但是，它也蕴含着内在的革命潜能，所以对它进行肯定阐释，揭示对未来革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