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的人学基础
政治哲学的发生具有一个自然的逻辑起点，即通过某种组织方式使人类生活的更好。“活得好”的诉求必然会使人类返身自省，从而指向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就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延伸出政治价值学说这一条线索来展开逻辑的。”＼+①因而，任何政治思想的建构都会基于某种对人性的猜度，都需要哲学提供一种人学的理念。
一、西方的美德与人权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人学根基，确立了三个基本的人学原则：人是理性动物；人的生活目标就在于伦理上的至善；人的整体性存在。
苏格拉底用诘问式引导他人审视先入为主的伦理观念，挑战了整个希腊的神学传统。面对城邦的指控，苏格拉底虽做了申辩但却继续听从了“神圣指引”，履行了一个普通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苏格拉底之行与苏格拉底之死确立了人的两种身份：崇尚智慧，反抗传统的“牛虻”；信守城邦之约的公民。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从心灵入手来认识外部世界的基本原则，亚氏也同样赋予了道德以终极关怀的意义。道德作为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应然判断，必然会提出超越于人的自然性的要求。因而柏拉图赋予了不同阶层以灵魂秩序中的美德，并在城邦的构建中将“猪的城邦”提升到“正义城邦”；亚氏也不满足于“活着”，而是追求“活得好”。
文艺复兴时期，个人被从超越性的彼岸世界中解救，重新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人性论作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和哲学基础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马基雅维里基于“人是忘恩负义、伪善虚假”的人性恶的断言，将政治学同伦理学彻底分家。以马基雅维里为起点，近代的政治原则与传统伦理发生了根本的决裂。这种决裂意味着人学根基的重建。因而，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哲学家开始从历史或逻辑上回溯自然状态，寻找人的自然或本性，并探查政治与权力发生的根源。人的自然性、人的物质欲求的合理性得到了本源层面的肯定，自然权利的范畴在这个过程中被获取，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追求。
二、古代中国人性的善恶之争
孟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人性”问题，提出了一种“人皆可以成尧舜”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他指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并以此“四心”为发端延伸出了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仁义礼智。在天赋道德的“性善”论的理论基础之上，孟子主张仁义说教的感化政策，即“仁政”。儒家仁义道德的伦理精神与政治深刻融合，并延伸为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操作，成为了朝堂仪礼、司法判决、乃至百姓生活的最高指南。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的是荀况的“性恶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也就是说人生来就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克制，就会争夺、犯上、淫乱，因而，人之为善需要后天的加工，需要人为的管理。这种人性判断凸显了圣人的历史地位，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也就得到了来自人性的确凿论证。荀况的性恶说被韩非和李斯所继承，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主张严刑峻法的重法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法家视为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关系，韩非从人都是为“利”的观点出发，主张严刑重罚，并“综合出一套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制的统治术”＼+②。
关于人性的善与恶的不同断言，发展出了“仁政”和“重法”两种相反的政治主张。可见，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背后的理论基础都有关乎于人的某种假设，失去了这种假设，便失去了政治发生的合理性。
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素来以宏大的历史叙事著称。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缺乏对人的基本关怀。在马克思主义宏观叙事的框架之中，既存在人学基础：个人的现实性；也存在着人学意义上的价值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被误读为剥夺人们自由个性的无法抗拒的历史铁律。事实上，只有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个人才脱离了苍白的抽象概念，成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马克思抛弃了对人的抽象的道德前定，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明确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揭示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创建性地提出了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关于人的这些基本的客观剖析勾勒恢复了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个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学根基。
马克思极具人道主义关怀，他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劳动异化与人的片面发展，并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不仅是单个人的纬度，也不是乌托邦主义的虚幻奢求，它对社会的进步有着具体的要求和标准：一、旧式分工的消失，全自动化操作方式普及基础上
的社会分工；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至最低，自由时间的充裕；三、劳动由谋生手段转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一要求必然促使我国在不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之上，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韩冬雪.政治哲学论纲[J].政治学研究，2000，04：9-23.
②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P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