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影视生态环境中媒介的社会角色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媒介也成了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在享受媒介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在悄然地接受媒介带来的改变。在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通过媒介建构自身与现实生活的想象的联系，在潜移默化中重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当下媒介社会角色定位的模糊，使得媒介丧失了其本来的功能和作用，正在摧毁人们优良的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标准，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带来极大的困扰和难题。
影视生态环境的混乱，使得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其传递的极端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标准，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就使得人们通过影视作品建构的价值标准和伦理体系存在一定的误区和偏差，加速了社会的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正确地定位媒介的社会角色，使其发挥积极有效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对改善社会氛围，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起着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作用。
一、影视生态环境“异化”
在影像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对外部世界与自身关系的建构早已经不是单纯的靠其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和日常生活中的感悟，而是靠着影像画面来建构自身与外部世界的想象关系。以电视的影像传播为例。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压力不断加大，人们越来越希望电视带给人们的是一项放松身心的体验。电视的亲民性、舒适性就决定了人们可以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下去接受电视影像向其传输的内容。人们一回到家就把自己的眼睛交给电视，家庭观看环境的放松，也使得人们在观看电视的时候成为接受者，而不是一个质询者。不断变换的画面，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使得人们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个画面，被动地接受电视传递的大量画面和信息，不加考虑地把它当作自身建构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重构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媒介传播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是对现实社会最为本真的还原，而是创作者对所有的内容进行选择、加工，以他们期望的样子，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媒介接受的信息、内容，都是经过创作者主观选择后的结果，创作者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内容，就是一个由“把关人”创造出来的“拟态环境”，媒介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太多，人们往往把他们当客观事实接受。例如，《秋菊打官司》在国外热映，导致国外旅行团来京旅游时，导游提前告知旅客少喝水，尽量不要上厕所，因为他们认为《秋菊打官司》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环境，就是中国人民现在的生活境况，这是对中国的一种误读。再如，《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热播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一个中学生把同学绑在树上模仿“烤羊”，女学生丢平底锅模仿红太狼“教训”灰太狼，等等。这样的画面，已经严重影响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对影像和社会没有足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他们单纯地把影像传递的内容当作客观事实和可以实施的行为，而这正是“把关人”创建的“拟态环境”所传递给我们的内容，它构建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同和把握。
近代以来，我们的思想经历过两次启蒙，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时期。“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更好、更快地在中国传播。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以较快的速度在中国进行传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对于底层人民的动员。“乃贵族政治崩坏，乃有失去世业之流民，以构成士之阶级；此失去世业之流民，大约可分为两种：以为昔日在官之专家，而今失职者，或为昔日之贵族而今失势者此等上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儒士；犹之今日知识阶级之人，多来自社会之中上层，故儒士所拥护之制度，及所行所讲之道德，多当时上层社会所讲所行者。”①可见，我们的儒家思想对中上层阶级的人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凝聚作用，但对底层人民的凝聚作用却收效不明显，它可以对精英分子起到良好的动员作用，但对广大的农民和工人阶级效果甚微。但在当时的社会，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占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他们对国家认同感不强，没有意识为国家付出，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告诉工农阶级，我们可以翻身做主人，使得底层人民思想被凝聚起来，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而80年代的新启蒙时期，知识分子对“价值多元”“思想多元”的追求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得人们丧失了选择和判断标准的统一性和共识性。这种“多元文化”的追求所带来的个人主义，正在当下的影视生态环境中肆意行走。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信仰的缺失。当下的影视圈缺少一个大家愿意接受且以此作为编导创作标准，规范编导创作行为的价值规范。影视产业链条的不规范，使得创作者与市场近乎形成了“一级传播”的关系。以电影为例。影片是否成功，几乎完全取决于影院的上座率，更为夸张地说，取决于周末的观影人数。人数可观，则电影可以收回成本乃至赚钱；上座率一般，那么影片的收入一般会比较惨淡。这种不规范的影视产业链条，使得创作者将影片的创作更多地投向观众，去迎合观众的审美喜好和审美期待，满足观众的欣赏趣味和欣赏水平，以期获得观众的认可，使影片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这种一切向“钱”看齐的价值取向，已经成为当下影视圈一个最为普遍的现象，无论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够吸引观众，让观众走进电影院，那么，创作者的目的就达到了。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充斥着当下的影视生态环境。现在的创作者，不是比谁的文学素养高，谁的影视创作功底好，而是比谁能够让自己的作品大卖，谁能够赚取足够多的钱。当下的影视生态环境已经被“异化”，影视文本所提供给我们的影像内容已经不足以协助我们建立世界观、价值观，帮助我们建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相反，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正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大众的心里，并内化为大众判断事物的准则和价值体系，被广泛传播。 媒介创造出来的价值观被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标准。那么，媒介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媒介应承担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影响着影视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风气和发展趋向。
二、媒介的角色定位存在偏差
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处在媒介的包围之中，媒介给人们营造了一个看似真实、实则虚拟的外界环境，向人们传达着各种思想和内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但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媒介的角色定位也日渐模糊，它不再具备建构社会共同体的作用，并不能够通过信息的传播、影像的传达，为人们建立一个人们为之推崇的共识。相反，其传递出来的极端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标准，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悖，正在瓦解人们的思想和道德体系，严重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使社会陷入一种思想和追求的怪圈。
信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媒介传递信息的真伪，则显得极为关键，它成为人们认知外界、建构自身价值观的重要依据。而今，媒介的社会定位存在偏差，“媒介审判”的事例屡见不鲜。2015年国庆期间，凤凰卫视记者李淼发文“证实”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一时间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媒介对“老人碰瓷”长久以来的报道，使得人们对其形成了“刻板印象”。加之这次事情发生在国外，特殊的背景使得这次事件迅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媒介带有强烈暗示性和情感偏向性的报道和评论更是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一次次冲击着群众的道德底线。李淼只采访了日本方面，并未采访老人就武断地做出判断，致使网上众口一词地辱骂老人，诸如“为老不尊”“丢人丢到国外了”等评论不绝于耳。然而事情未隔多久，就发生了逆转。老人的女儿杨女士看到报道尤为震惊，站出来说出事实真相，事实是老人确实受伤，并未恶意碰瓷。李淼不加证实的报道，混乱人们的判断标准，加深大众对老人的偏见，给民众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2013年的“李某某”案件，在当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李某某”涉嫌轮奸的消息一经爆出，包括中国新闻网在内的主流媒体对此进行铺天盖地的大肆报道，标题内容均采用李某某实名，对其照片等涉及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的相关信息也均未进行特殊处理，尽管这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在李某某的案件中，民意几乎采取一边倒的趋势，要求对李某某进行严惩。不论是谁，只要稍微提出一点与“主流”观点不符的意见，即便只是自己的疑惑，也会遭到网民的攻击，甚至人肉搜索，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困扰和压力，各种污言秽语屡见不鲜，一时间无人敢对此案有所异论。而时至今日，凡事一直是李某某“打头阵”，承受着非议，公众打着涉及“公众利益”的幌子对李某某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人肉搜索，案发至今，李某某从小至今的成长经历被悉数爆出，其中不乏恶意捏造和蓄意抹黑，而另外四位同案人员的信息一直不详，其中一人王某为成年人，在正式文件中也称为“王某”。
就如同2010年的“药家鑫案”一样，此案被报道之初，求判药家鑫死罪的声音不绝于耳，群情激奋，仿佛不判药家鑫死罪就是司法不公，二审改判就是司法袒护。但当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有人在网上爆出药家鑫的父亲其实没有起初广大网民所认为的那样“位高权重”，此时，部分网民纷纷开始同情药家鑫，认为死刑的处罚过于严重，但为时已晚。李某某二审时，有些媒体记者为了获得一手资料，不惜爬上房顶拍摄。这种“媒介审判”的案例，屡见不鲜。
媒介的责任和义务被抛之脑后，对利益的追逐使得从业者想尽各种办法去制造看点和卖点，吸引人们的眼球。他们选取社会角落里阴暗的一面，将它们呈现于媒介之上，加之舆论的发酵，使得事件产生不良后果。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②，经过媒介表达的意见，会更容易被当作“权威”意见接受。那么，与之相悖或有出入的意见则会保持沉默，与之相合的意见则会更加活跃，在沉默和活跃的螺旋式扩展当中，舆论就会产生。而媒介现在所做的，并不是客观真实地向人们传递事实的发展和经过，也并不是传达人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就如扶老人事件，它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一种社会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媒介的推波助澜。媒介的大量报道，使得现在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风气，那就是老人倒了，没有人敢或者愿意上去搀扶，即使去搀扶也可能需要一定的旁观者或者证据，才敢上前搀扶。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越来越多的老人“碰瓷”，但这是他们的初衷，还是因为社会氛围使得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定的补偿，所以他们也跟风而上呢？这样的社会氛围，媒介难道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吗？
媒介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它并不能为我们凝聚人心、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优良的道德传统提供有益的帮助。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来建构世界观和价值观，把从媒介得到的信息和内容当作建构自己世界观、价值观的“模板”，以影像的传达作为基础来对照自身的价值标准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纵观当今的影视生态环境，以商业价值作为自己终极目标追求的编导和制片人比比皆是，他们无视对价值观的结构，完全忽视影像所传递出来的内容对人们的影响，当这种影像变成人们对现实生活想象的模板，并通过媒介不断地加深这种印象，它就会内化成为人们所认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让我们认为，这样做本来就是对的，并不违反任何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因为在这些创作者的心中，他们也很难去找到一个自己愿意推崇或者遵循的价值标准，他们的内心处在一种矛盾和困惑当中。编导自身的主体认同感是缺失的，又怎么能要求他有集体认同感？既然如此，他又怎么能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的、积极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推崇的一个价值标准？《小时代》系列、《九层妖塔》等影片的巨大成功，反映出当下的影视生态环境已经被“异化”，商业利益已经成为众多编导所追求的最高标准，也成为当下人们判断一部影视作品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对金钱的追求，使得编导们忽略了作品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内涵和价值以及它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如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中，女主角杨萍的父亲杨加林在亲眼目睹自己是鬼族后裔的夫人因为无法破除诅咒而死后，决心研究鬼族并找到解除诅咒的方式，以拯救同样是鬼族后裔的女儿杨萍。杨加林经过多年研究，找到解除诅咒的方式，并妄图通过胡八一和杨萍来打开九层妖塔，拯救杨萍。但是，一旦九层妖塔被打开，人间就会经历一场浩劫和动荡，成千上万的人都会遭受无法估计的灾难和痛苦，到那时，破碎的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甚至可能是一个民族甚至是种族，这些杨加林不可能不知，而他仍然希望打开妖塔，拯救他的女儿。影片传达出来的这种价值观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充斥着利己思想。而人们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而形成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已消失殆尽。观众个人与生活想象关系通过认同建构，把之当作生活样板。诸如《小时代》系列、《九层妖塔》生活方式的询唤，构成少男少女乃至成人的他者话语，获得他们的意识形态，使人们生活在痛苦当中。如此形成的社会风气，必然是金钱至上、权力至上，充斥着对个人欲望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如此看来，媒介的社会角色定位早已经发生偏差，并以不可估量的后果，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三、正确定位媒介的社会角色
任何社会群体均是依赖文化认同建构起来的“想象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价值观，如廉洁、正义、诚信、勤劳等，以及在社会实践中曾形成过的集体价值、利他精神等，均延续在民间集体记忆的深处，并曾经内化为人们日常行动中想象自己与现实关系的潜在尺度。③媒介应该承担起自己相应的责任，去传达人们民间集体记忆深处的，那些为人们所潜移默化接受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营造社会舆论，形成社会价值认同，使之为我们所共同理解和接受。并且可以对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念进行有效的监督引导，形成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
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们个人意识和独立意识非常强，如果用新闻媒介和影视文本生硬地进行监督引导，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甚至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那么，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一个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去与一个更为合理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达成共识。首先，新闻媒介所要做到的是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媒介有很强的监督引导作用，其需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应该履行客观公正报道这一基本准则。对待事件的处理上，力求公平公正，不为一己私欲肆意断章取义，制造“爆点”，不掺杂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判断，避免呈现有倾向性和引导性的报道，尽量真实地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不可将媒介权力“异化”。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高，人们对媒介社会的依赖越严重，媒介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如今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都无法忽略媒介权力的作用，而一旦媒介权力发生异化，则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任何一种权力的辩证性意义所在。④再者，影视圈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伦理氛围，这就需要借助影视文本所传达出来的内容，去建立一个人们愿意为之推崇的、共同的价值体系，从而达到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的目的。
通过艺术来表达思想，传递意志，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如此。从诗词的“赋比兴”，到“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电影对革命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落地，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革命意识形态通过电影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嫁接和征用，成功地完成了对观众思想意识的改造。⑤借助影视文本，来传达积极向上的、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如现在他国的文本正以同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一样。但我们还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作文本的主体的价值观，会极大地影响文本的创作和其价值观的传递，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力去维护影视艺术文本的本真性，维护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使创作主体以一个正确且积极的价值观念，进行文本的创作。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将意识形态强加于文本之上的行为，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文本的建构等自然而然地传达出一种“正能量”，询唤观众的主体性，让观众和银幕上的人物形成一种共识和认同，从而建构起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如果采取强制措施或明显地将意识形态强加于文本之上，这样产生的结果是会适得其反，遭到观众的抵制和反感。人们时常会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美国的好莱坞不传达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是单纯地带给观众一种视觉享受和心灵放松。这种说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美国的影视文本充斥着其意识形态，美国在全球倡导文化全球化，取消文化保护，让好莱坞影片更多、更便捷地进入各国市场，旨在传递其本国的意识形态，妄图在全球形成文化同一性、文化共识性。《美国队长》系列、《变形金刚》系列等，影片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个人英雄主义，而个人英雄主义就是美国所倡导的价值观。当人们对这些影片产生一种潜在的接受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内化进人们自身的价值观念，当这种观念被不断地加深，观众的主体性就会不断得到询唤，从而产生认同，用这种价值体系和观念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显然，目前他国的意识形态，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和接受，这给我国的文化认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现在的意识形态传播，还停留在20世纪的宣传手段，影视文本呈现的内容标签化、目的化非常明显，极易造成观众的反感。长此以往，观众会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形成刻板印象，对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现在是媒介的时代，媒介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找准媒介的社会角色，正确发挥媒介的作用。无论是新闻媒介还是影视媒介，媒介之间的功能和作用是相通的，角色定位也是相近的。单靠影视媒介或新闻媒介都不能产生一个很好的效果，唯有所有的媒介联合起来，各司其职，保证自己领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标准，形成一种潜在的共识和内力，才能做到共同推进，从真正意义上去改善社会氛围，形成一个人们愿意且为之遵循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信仰，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页。
②[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⑤ 曲春景：《蚀心故事与被污染的叙事主体――当前影视艺术的叙事伦理病症剖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5期。
④刘娟、唐中科：《媒介审判――媒介权利的异化》，《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