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松与社会空间:中国的马拉松比赛
传统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一直置于时间之上，人类学家们所关注的是经由时间流逝下，原始部落所保存下的文化和习俗等，空间一直就不是人类学所关注的焦点。随着世界的变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对过去的留恋已经不再成为人类学的唯一焦点，直到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列斐伏尔、福柯、吉登斯、哈维、卡斯特、布迪厄等一批社会学家的共同推动下，空间才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核心问题，空间也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
聚焦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发展得十分迅猛，但是在城市扩大的过程中，由于规划的缺陷和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城市空间处于一种杂乱无章的状况。而作为一项正在中国兴起的活动，跑步是一项需要城市空间如公园、操场等场地才能进行的活动，但是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还是小城镇而言，这类场所是十分稀缺的，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遍及中国各地的马拉松运动无疑是对缺失的空间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一、空间转向的新视野及其反思
古典人类学者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以及之后人类学研究所参考的资料，深刻改变了我们所认识的不同的世界文化，使得我们以平等姿态对待异文化并且使我们摆脱民族中心主义的桎梏。
随着世界政经的不断改变，人类学学科自身理论建设以及科学快速发展，我们已进入工业甚至后工业时代，因而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在新的时代注入新的活力和内容，同时促进新的学科知识的发展。古典人类学搜集的资料日益无法适应当下世界的需要，作为一门研究人的文化及自身的学科，必须在关注“过去”的同时放眼未来，紧跟时代的节奏，而不仅仅是研究人类“文化化石”[1]。
20世纪60年代末，人类学者开始探索主流文化。人类学对空间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
在社会学早期的研究范式中，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些经典社会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开始探讨社会实存与社会空间的内在关联。德国的齐美尔和滕尼斯也对研究社会空间问题很感兴趣。人文区位学派及芝加哥学派最早形成空间方面的系统理论。这些学者将社会共同体视作一种生态秩序，借用生物学中的生态理论去探索在共同体中的依赖关系及其空间格局。人文区位学派将城市空间顺序和结构的发展看成是不同群体相互“自然”竟争的结果，不同群体的经济能力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因素[2]。
他们看到，城市中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瓦解了传统的共同体结构，而这种关系的变迁说明以前在首属团体中道德训诫和抑制作用减弱了，首属关系代替了刺激关系，法律规训的社会取代了传统意义上道德规训的社会[2]。这些学者们同时关注于，最终将聚居在一起的是城市中那些具有相同区隔品味的流动人群，形成所谓的“自然区”现象，这势必造成外界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隔离，而在核心，由于“群体间相同的阶级利益和一样的种族意识使相互之间的感情相当紧密”[3]。
20世纪70年代是研究空间的关键时期。费雷将文化的因素放在研究首位，他发现具有象征的功能的文化，而且空间本身在经济属性之外也是一种工具，在聚集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5]同时期由于新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空间维度、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相互关联性和同质性则成为了质性研究的重要内容，关注创造社会生活的容纳场所的行为以及城市空间在共同体之中个体的意义。[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间的研究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学术取向，吉登斯和福柯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福柯认为暗含着一种十分巧妙的统治技术的城市的设计，城市中的权力政治存在于其中，即城市中的建筑布局和空间被用来发挥和实现权利作用，城市被刻画成了一个统治机器。[5]
城市空间研究是对关注阶级区隔、社会阶层的研究以及城市历史发展研究的一种补充，城市的运作机制、阶层差异、结构分布等方面问题得到了有力的解释。不过他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社会性的角度，关注于社会结构本身，却忽视了城市中人的价值，而且并没有为缩小消除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差异提供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而人类学重视个体的价值，因此在空间研究上，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二、中国都市的空间
法国人列斐伏尔是第一个把社会空间嵌入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1974年，他出版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是如何在社会中展开的。以往社会学家们主要讨论在“空间中的生产”，而我们当下需要将研究目光转向“空间自身的生产”。因此，空间是人所创造的产物并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由各种动态的元素顺应各种历时性秩序结合成的，它应当是富有政治性的社会产物，“空间就是产品”[6]，“它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7]。
因而，富含历史性的空间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下获得了与以往任何时期所不同的历史命运。列斐伏尔认为，独特的城市空间由资本主义的特有生产方式所生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城市空间再生产所影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受资本主义生产所影响也存在于空间之中，城市的核心问题因而围绕空间进行的各种斗争而展开。“空间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但又反作用于这些关系。”[8]
刘欣在其论文中借用列斐伏尔的论文来说明空间已经超越了时间和其他方面的因素，成为了日常意识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的形式，对于“社会关系的空间生产”的足够关注是当代人类学的要点之一，而空间不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结构产生的物理实在场所，而是社会结构和交换的产物。[9] 三、马拉松与社会空间
阎云翔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空间，麦当劳发挥了多方面的功能，它可以是城市的年轻人工作之余休息、交流情感的场所，是儿童在里面玩耍、开生日派对、分发纪念品等各种活动的场所，也是女性在这里寻找性别平等的空间，以麦当劳为例的快餐店作为多维度的社会空间，具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10]
同样的，马拉松比赛也是一种有着多重意义的社会空间，这种说明现代都市社会空间并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场所，而具有以前所缺失的多元性。首先，对于参与这项运动的人们而言，它可以是专业运动员赢取奖金、表现自我的舞台，也是普通马拉松爱好者展现自己、突破身体极限的平台，更是跑友们相互认识、聚会玩乐的一场嘉年华会。也就是说，参与者身份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在马拉松比赛时所追求的个人意义的不同，如阎云翔所说，“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使个人开始越过集体而关注个体，马拉松运动正是这些变化中的一个突出的特例。
其次，对于当地政府和主办方来说，马拉松除了为人们提供一个运动和交流的场所，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经济发展已经不能作为官员升迁的唯一考量标准的当代中国，大型文体活动正在逐渐成为政府筹集资本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他们而言，马拉松比赛既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有很多不是很知名的中小城市如巢湖、六盘水等也逐渐开始举办马拉松），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本地的各种消费。
最后，对于举办马拉松的城市的居民而言，马拉松比赛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城市里的活动范围太少，城市居民基本上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而马拉松则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增加活动范围的机会，上海马拉松举行时，各个街道的居委会会组织街道的大妈们练习各种广场舞给参赛选手助威，学校会组织学生给选手加油呐喊，马拉松不仅仅是运动员的舞台，也是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生活的空间。
从马拉松运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现代中国人空间流动性的增强，通常，去某个城市（比如说扬州）参加马拉松的跑者除了一部分本地人以外，大多数都是从外地（上海大学马拉松社团就组织了四十多人的团体去扬州参赛）赶过去参加这一场可能只持续一个上午的比赛。由于交通和运输的发展，也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性的流动，去参加这类活动已经成为了很多马拉松爱好者无需考虑的选择。这种流动成为可能，说明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使现代中国人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封闭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
在马拉松比赛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空间都处于一种线性的流动的过程，运动员之间，运动员与观众之间以及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交流都具有流动的性质，这种流动的特性只有在类似于马拉松这种特定的场所才存在。因此，在此所存在的空间流动性具备了三层含义，第一是物理空间的流动，即运动员们乘坐交通工具去参加比赛的城市，以及在比赛中物理移动的过程，第二层则是人与人之间在比赛过程中的意义流动，在比赛前，在跑步中，在比赛结束后，在运动员之间，在观众之间，以及运动员和观众之间，夹杂着各种各样方式的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充满了意义的相互流动。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地域或者不同文化的人在相互交流之后，交流的主体之间所有的文化之间也相互的互动过程之中，从这一层面而言，在马拉松比赛这一社会空间里，不同层面的交流在同时进行中，这赋予了空间流动性这一重要特征。
四、结语
刘欣认为，当代人类学在研究都市时的一个“真实的客体”是空间，不是都市空间而是空间本身。空间不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结构产生的物理实在场所，而是社会结构和交换的产物。
因此，对马拉松运动的研究，既是为了理解马拉松比赛这一社会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空间本身。在现代社会中，空间毫无疑问已经不再只具有单一的涵义，无论是阎云翔的麦当劳研究，还是马拉松比赛的探讨，都可以看出，空间所具有的多元性内涵。在另一方面，马拉松比赛的探讨也说明，理解空间时，不能从固定不变的角度进行理解，它并不是固定不动的事物，而是在意义和文化的不断流动中被定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