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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江报》对厦门社会的影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4-18

《鹭江报》对厦门社会的影响

  《鹭江报》是厦门首家近代报刊,对厦门地区的报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东学西渐,成为厦门当时与全国各地进行信息交流的渠道之一,对于我们现在研究近代报刊提供了宝贵的史实资料。据笔者调查,目前还没有多少文章对《鹭江报》作系统的研究,近年来有提到《鹭江报》的文章,主要以研究近代报刊或者区域性报刊为主题的情况下对其一笔带过,没有作深入研究,因此笔者才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着重从历史学和图书馆学的角度对《鹭江报》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反思。

  1.《鹭江报》的内容体系

  1.1概况

  《鹭江报》是厦门首家近代报刊,于1902年4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厦门出版。创办人是英国牧师梅逊?山雅各,初时报刊地址设在厦门市区,后又迁至鼓浪屿鸡母山。《鹭江报》最初9人,后陆续增至13人,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我们熟识的连横,连战的祖父,他是最晚加入的[1],办报的主要人物除了总主笔、总经理山雅各之外,还有12位编辑部成员,具体是:

  雷崇真、林砥中、连横、冯宝桢、徐友白、周之桢、马约翰、胡修德、郭子颖、陈梦坡、汪荣秋、卢戆章。[2]

  办报的班子,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三类人:一是厦门当地的知名人士,二是厦门及闽南各地的基督教牧师或教士,三是受聘的知识分子。[3]这三类人的存在,使《鹭江报》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

  鹭江报是一份旬刊,十天一期,每期一册,以线装成书的形式,属于普通古籍。连史纸素有“寿纸千年”的美称,纸白如玉,厚薄均匀,并且不易褪色,作为《鹭江报》的载体,可以增加外观的美感以及刊印的均匀,有利于抵御因辗转运输与长期阅读中而导致纸质褪色,也有利于保存;铅字印刷不仅字型美观、字迹清晰,而且克服了雕版印刷的诸多不便,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增删字词,而且便于大量印刷,成本相较于雕版印刷要便宜。鹭江报从创刊到停刊,共经营了四年时间,创刊90期,后来因为刊载金门教案一事,英国领事馆胁迫厦门地方政府将报馆封闭。

  1.2具体内容

  鹭江报涉及的内容颇为广泛,从上层士大夫的奏折,到底层百姓的社会见闻,使文化不再只是贵族以及官宦家庭的专利。以第二十五期为例,从内容上可以看出《鹭江报》的经营方式以及编辑撰文的侧重点,这期的编辑有林砥中、Elitor等人,正文部分有28页,总字数约两万五千字,正文部分有“论说”、“上谕恭露”、“紧要奏折”、“中国纪事”、“外国纪事”、“汇论”、“名家谈丛”、“西文译编”、“路透新电”、“闽峤琐闻附录”以及“告白”。

  1.2.1论说

  “论说”下有三篇文章,分别是中国编辑林砥中的“论力”、英国牧师山雅各的“论报馆访事之关系”和“英富商荷君尘傅”,在“论力”中有提到“支那前古世界吾姑不论,请论中古近古周秦以下之民族皆盗力所管辖也,若刘邦若李世民若赵匡……日本之维新也为泰西诸国所贱视……法之困于普也,普皇重起赔,欲绝其生机,及法人提醒志气,卒报普之深仇,昔何其衰,今何其盛,曰惟力之故”[4],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林砥中是鼓励国人通过暴力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并且认为曾经的洋务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好言公理好论公法”。在“论报馆访事之关系”中,洋牧师对于中西的报馆作如下描述:“华报选用访事不甚着想,意每致滥竽,此中西报体优劣所由分也”[5],可能有些炫耀之意,但也说明了我国对报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制度亟待完善,报刊编辑人员的素质也需要进一步的提高;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也是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造就的。

  1.2.2闽峤琐闻

  “闽峤琐闻”作为附录,它主要是记录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的民风民情,内容丰富,按照地区进行收录,涵盖有社会治安、税收走私、疫情防疫、社会奇事、育才选才、外事活动、政府文件、文化教育、封建迷信。例如二十五期中记录的封建迷信的“丁祭遇雨”:“漳郡自正月以来多情少雨,不料前日丁祭之时衣冠济楚,方行跪献,忽大雨倾盆从空而下,各官猝不及防,以致奔避,恐后不复升降如仪矣”[6],还有海关近况:“石码海关向来积弊甚多,兹经省垣特派干员查办实力……”,一般每条记录的篇幅都比较短小,大约30到40字之间。

  1.2.3广告

  在正文之前,还有一些本报馆的事项说明,有“本埠售报处”、“外埠寄售”、“告白价目”、“本报价目”、“鹭江报癸卯年发行广告”,从这些内容,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报的近期活动以及一些政策。其中“本埠售报处”包括两个地方,即厦门鼓浪屿鹿耳礁本馆与卖鸡巷藏书所,而“外埠寄售”的地点就多了,如福州城内南街诊寿堂药房、城外观音井诊寿堂药房,泉州南街礼拜堂、惠安城隍庙口福音堂、金井礼拜堂等,漳州接官亭广学会分局、城内礼拜堂、石码丁酉巷礼拜堂等等,还有汕头、香港等地,从这些售报地点,可以看出《鹭江报》的发行渠道,主要有礼拜堂、西药店、布店、书店,商店以及各地报社发行。在《鹭江报》的“告白价目”中写道:“第一次三十七字起码取洋银一元,第二次至第七次每行取洋银五角,全年每行取洋银二角半……”制定了优惠价格,采取递减收费的方式鼓励作者多登;而在“发行广告”中,则向外界说明本报馆的最新动态,如本期中写道:“广征海内通人,精心编撰新理新论以飨同胞,本年篇幅页数较旧年增多三分之一……本拟重增报资以充经费,因念风气初开不欲阻文明进步,故价目仍照襄例”。

  1.2.4其他

  本期有“中国纪事”17则,“外国纪事”25则,内容甚为庞杂,对于促进中西方的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汇论”主要是刊载其他报刊的言论,如政艺通报、苏报、大公报等;“名家谈丛”是对中国古代的名人进行评论,而与此相呼应的是“西文译编”,主要翻译一些西方政治经济以及法律论著,对于我们了解西方的制度,借鉴他们的优良思想和做法;“告白”主要是刊登一些书店、商店、洋行的广告与通知。   2.《鹭江报》的社会意义

  报纸的发行传播,无疑为当时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的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可能,它不会有以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功效,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民智,推动中国近代化历程。

  2.1宣传了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最初的几十年遭遇了华夏人民极大的排斥,由于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和仇视殖民侵略的情绪,使中国人民在十九世纪初对基督教充满了蔑视和冷漠。[7]虽然,随着各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带给了传教士们越来越多的便利,使得他们在华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政治,到了《鹭江报》时期,报刊已经成为发表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政治论坛,甚至已经成为干预中国时局演变的政治工具,但是不管他们发表的报刊内容有多少宗教信仰的思想,在客观上已经把一种宗教文化深植入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2.2宣传了“西学”

  为了扩大报刊的社会影响,报刊中出现了西方文化,文化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8],从鸦片战争的技能学习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再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政治制度效仿。虽然在报刊中传播的西学内容都比较浅,但是它的通俗易懂,对于当时思想被禁锢,国家又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国来说,收效还是比较显著的,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先知先者们以思想的启蒙。对于传教士来说,西学具有特殊的利用价值,借此可以炫耀西方的文明与发达,可以与中国人传统的“关于神和宇宙的错误观念”对抗,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隐形的控制力量,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百万的人改变头脑”,以使泱泱大国的众多百姓思想被洗脑,接受帝国列强的摆布。但是,它却带给中国人民以反面教育,教会国人怎么反侵略,中国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把西学视为谋求民族振兴和祖国富强的精神武器。

  2.3保留下了大量的史实资料

  《鹭江报》作为一份综合性的时势报刊,记载了当时国内、国际的新闻和经济信息。据现有81本原版《鹭江报》的统计,《论说》栏里共计刊登243篇文章,其中可以称得上政论的有206篇,属于宗教言论的有10篇,只有27篇是传记、序跋之类文章,信息量可达到70%~80%,这些言论为现在的学者研究当时的社会以及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依据;还有“闽峤琐闻”专门记载了当地的民情民风,对于研究厦门当地的风俗习惯及其演变提供了重要史实材料

  3.启示

  《鹭江报》作为厦门首家近代报刊,在厦门的近代报业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它是近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以及为此而付出的智慧的结晶。它的经营理念、生存之道、没落的原因都给我们以启示。

  3.1从报刊的宗旨看

  作为总经理,也是《鹭江报》唯一的外国报馆人员,山雅各希望通过办报干涉中国内政,他强调“主笔与政府并重,故言论记述政府多采而用之,其权与上议院等,主笔之崇贵不待言矣”,而其他的中国编辑,多是当时比较具有忧患意识的被历史推到台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办报唤醒民智,团结各种力量,实现救国图存的愿望。这种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在同一份报刊中存在,可见当时言论自由成风。

  3.2从报刊的编辑方针看

  《鹭江报》的编辑方针已经和现代的新闻报纸非常接近,而现代新闻报纸也完好的保留了近代报刊的言论自由的优良传统。相较于现代媒体,《鹭江报》也有明显的缺点,它所阐述的内容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夸大了自己的立场,以求笼络更多的支持力量,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进化得还不够纯粹不够客观。但是,它也刊登转载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现在我们研究历史,评判历史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3.3从报刊的发行对象和方式看

  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平民化的办报理念,催化了中国近代报刊的成熟,也为近代报刊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理念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报纸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格局,也迫使办报人员开始思考怎样才能使报纸为大众所接触和接受,于是《鹭江报》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中下层的百姓群体,并且通过布置广泛的发行网来扩大读者群。发行对象的扩大,使报纸的影响力得以加大,也有益于扫除厦门当地的文盲,使普通大众能够通过报纸读字识字;各种政治言论的发表,也使得人民大众有了判断选择的能力,让他们在社会发展的洪流里,更加清楚地看清谁才是救国的主力军,谁可以带领大家完成民主富强的近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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