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教育中的反智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220-01
读完《中国大学失败的四个原由》与《大学里的反智主义》这两篇文章后后深有感触，特别是对其中的大学反智主义表示深深的触动与感慨，学校如此，社会如此，我们生活围绕在以行政化为主导的教条主义社会中，人性，思想均不能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知识分子不能充分声张自己的声音与主张，社会如何发展，制度如何进步，思想如何提高？
反智、反智论与反智主义系从西方舶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它不是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并不限于政治，在文化等领域皆有迹可循。其要义有二：一是对智性、知识的怀疑或反对，认为智性、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二是对知识分子的轻鄙以至敌视。
反智主义就是反对孩子学习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那些学者诚然智力甚高，才华出众，但在钞票面前却毫无立锥之地。在美国古典学界畅销一时的名著《谁杀死了荷马？》中，作者在为学生们讲授古希腊经典时，总免不了被学生诘问：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死去的知识？今天的古典学家们无论哪个方面都无法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反智主义不但影响着学生们的价值选择，也在不断改变学者们从事学术的心态与目标。
在面对现代性对大学精英教育的冲击时，薛涌显然没有任何焦虑感。他不认为这些美国大学缺乏“人文精神”，没有“终极关怀”，反而认为现代大学理应如此，并且还连带地认为中国大学正是缺乏这种实用性技能的培养。
照这么说来，反智主义就是反精英教育。但果真如此吗？在这本书的封底上赫然印着这样几行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当代中国反智主义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高峰，毛主席说，卑贱者最高贵，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就这个话题而言，说此话者和去评判别人是否是知识分子的往往自己已经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难道反智的最后是反自己吗？
我觉得如今社会，反智已成为一种普世性的现象，几乎所有文化领域都有反智的一面。中国文化的反智态度自古以来也不能例外，尽管数千年来汉语并无“反智”一词，却不乏反智的言行。我在网上查看到余英时教授曾发掘中国的反智传统，道家、法家的反智论，简直不胜枚举。现代的反智话语，古时也已早发先声。
反智的诞生，绝非偶然。它代表了一个极端，极端的出现往往是为了对抗另一个极端。在反智的对面，则是一种知识霸权，如对知识的垄断、知识分子致命的自负等。可惜，在批判知识霸权的过程当中，反智论不仅是药，更沦为一种恐怖的病毒。
此中道理想必不难理解。对知识的完全信仰与彻底怀疑，对知识分子的神化与妖魔化，都属过犹不及。假如说知识有毒，反对知识就能消毒么？反智的最大困境，其实在其自身。反智论反对知识，事实上，反智本身，何尝不是一种知识，如反智主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本身就具备知识的特征;反智作为一种话语，一直由知识分子，而非毫无知识的愚夫愚妇所呼喊、所把控操纵。按照反智论的逻辑，反智反到最后，是不是要毁灭自身“反智”这个概念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反智亦或是知识分子的内斗？哪怕其中一方打出了反对知识的旗帜。也许，它并不打算与对立面的敌人同归于尽，当它打败了知识，摇身一变，自己却成了一种反知识的知识的存在。如此看来，反智不正是一个知识霸权的体现么！
从社会层面出发，对一个国家的政策亦提出异议者，大都也由知识分子扮演，反智主义者当然认为他们是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秦始皇和李斯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开创了一个反智的新政治传统：“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便是法家反智论在政治实践上的最后归宿。但无论古今，以反智治理国家，对待社会，效果必定不佳。因为反智违逆了人性与世界潮流：民众的受教育权，正如财产权、生育权，系天 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类对知识的向往和追求，始终是引导历史前行的动力。
总结
教育未必能与知识画等号。高校之中，学术界本身就是应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盛况，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修养，为的就是发现现实世界的问题，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之中如果不允许学术自由，知识自由，而是要求按照政治制度的需要趋炎附势的做学问，学知识，那才真是制度的悲哀，社会的悲哀，学者的悲哀。从古至今，反智言行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世，特别是文化界的学术科研与学术言论的自由无法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我们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更应看到这一现象和问题，我想教育让知识回归自由，那才是对知识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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